当前中国三大社会思潮评析

作者：吴新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来源：互联网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5月11日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激荡，观念纷呈。各家各派思想理论浮出水面，竞相发言，你来我往，煞是热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思潮已不满足于自身存在的权利，而要争取成为“主流”或“正统”，竭力扩大自身的影响。不同思潮之间有时也会出现隔空对骂、两军对垒甚至短兵相接的态势。

在各种思潮的交锋过程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了“众矢之的”，对其轻视怠慢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口诛笔伐者亦有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能埋头做“鸵鸟”，对当代中国的思想论争不闻不问，对其他思潮的挑战不理不睬。这些思潮究竟是如何挑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而后者又该做出怎样的回应？本文试图作一简要概括和评析。

三大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在中国当下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影响力较大的有自由主义、儒家保守主义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正当性都构成了直接挑战。

自由主义思潮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为普世价值，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多元文化、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看作是现代性的标志，并以此为标准，主张中国在观念与制度层面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全面接轨。

自由主义思潮把自己看作是来自西方的“正统”，是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而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西方的“末流”，或者是一种边缘化的“小众”理论。在自由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经过苏俄的改造，所形成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更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怪胎”。因此，中国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导致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甚至发生了很多灾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残酷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思想的结合，这一结合构成了中国60多年的“一党制”专制独裁政体的意识形态基础。

自由主义思潮在一定限度内承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但认为这些成就不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而是在放弃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并部分肃清了中国封建专制传统的遗毒后，在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后才取得的。当然，在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这一进程还没有完成，改革还不“彻底”，还没有“过大关”。所谓彻底的改革，就是要用自由主义取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进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改造，使中国变成欧美那样的“正常国家”，“融入世界文明主流”。

儒家保守主义主张回归儒家“道统”，宣扬儒家纲常名教的永恒价值。它不仅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革”错了，而且认为辛亥革命也“革”错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儒家保守主义同样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它接过了港台新儒家的那一套话语，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不符合中国国情，是来自欧洲和苏俄的“歪理邪说”，被移植到中国来完全是“鸠占鹊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让中国传统文化“花果飘零”，造成了1949年后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的断层。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的衰败和道德沦丧，马克思主义是罪魁祸首。

当然，儒家保守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其中的温和派也承认，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不得已而为之，符合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后也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番“中国化”改造，但温和的儒家保守主义坚持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元素在其中不过是粉饰和点缀，而非实质。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上打天下”的理论，而非“马下治天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国有功，但共产党既然已经得了天下，就应该顺应时势，“卸掉马甲”，“认祖归宗”，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他们宣称，中国作为一个有着5000多年不间断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竟然要以一个洋人命名的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自我贬低、自我作践的表现，难以让国人心服口服。

与自由主义和儒家保守主义不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思潮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自居，经常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本本出发，以一种“唯我独马”的心态，居高临下地批判中国的现实。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左翼”认为，中国近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搞错了，搞的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邓小平以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混合体，实质上是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挂羊头，卖狗肉”，已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的危险道路。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蜕化变质，党和国家的很多权力已掌握在“走资派”手里。为此，必须树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并在此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实现中国的拨乱反正和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

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右翼”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搞早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急于求成的倾向，因而他们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目前应当鼓励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待条件成熟时再发动革命。

自由主义思潮

应当承认，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有其现实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市场经济和利用资本主义，导致了职业和阶层的迅速分化，中产阶级群体初具规模，各种利益集团开始形成，资本力量不断壮大。新生的中产阶级和资本家在赚得“第一桶金”并取得自己的财富增长后，必然要求确保自己的“经济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而自由主义则是使这些权利合法化、正当化的天然意识形态工具。随着资本力量的壮大，出现了依附资本而存在的传媒集团和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自由主义的得力“吹鼓手”。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消费社会的来临，使建立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被包装成“常识”，大肆推广。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对开放的中国产生全方位渗透，各大跨国公司、西方的大学、基金会、大众传媒、文化工业是传播自由主义的重要载体，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国外推手时隐时现。

无论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有多么大声势，一旦它离开自身存在的社会前提并跨越其界限，企图成为普世意识形态，其狭隘、肤浅和独断就暴露无遗了。

在当代中国社会，作为自由主义的支撑力量的中产阶级和资本家阶层毕竟占人口的少数，他们与广大工农大众在观念、利益和生活感受上存在着很多差异。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整天把自由、民主、人权等“大词”挂在嘴边的，经常是那些吃穿不愁、有房有车甚至家财万贯的资本家、媒体人、律师、大学教授、企业白领以及与资本力量暗通款曲的体制内权贵。透过他们的花哨言辞，人们不难发现，他们所宣扬的自由常常是放任的自由、我行我素的自由，他们所推动的民主常常是有钱人的民主，他们所倡导的权利常常是资本家和“精英”的权利，而且把这些东西包装成为“普世价值”，颇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和权利，如失地农民的权利、下岗工人的权利、底层打工者的权利，中国的很多自由主义者则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而且经常给捍卫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人扣上“五毛”、“毛粪”、“民粹”、“爱国贼”的恶名。

自由主义把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原子个人主义和建立在理性算计基础上的契约主义，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有某种崇拜甚至迷信，以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制是永恒合理的。至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和传统，在自由主义看来都是次要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天真的世界主义，是自由主义看待人和世界的典型方式。

自由主义自认为比马克思主义高明，这实际上是一种一厢情愿的“错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把西方文明的基本逻辑，如自由、民主、斗争、科学、共同体等，都推向了极致。马克思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扬弃，把自由主义的很多有益因素都吸纳进去了。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体制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只是处在西方文明的“半途”。而在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才意味“文明的完成”。从文明理想的层面而言，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境界上不可同日而语。

在中国问题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认为中国要在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同时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改造，而不能被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逻辑牵着鼻子走。在此意义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只是手段、工具或构成性因素，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服务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中国对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既要能够做到“入乎其内”，也要能够“出乎其外”。而后者则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为圭臬，把它们看成是要实现的目标或理想，寄希望于用它们来救中国，或起码使其成为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此自由主义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实行所谓“彻底改革”，全面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观念与制度，把中国引向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自由主义只想“入乎其内”，甚至与其融为一体，而从没有想过“出乎其外”。而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异想天开、食洋不化，严重低估了中国问题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西方色彩浓厚。其代表人物表现出了明显的“西化”倾向。他们在批评中国时显得“气壮如牛”，在面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时显得很傲慢，一副道义在我、真理在握的架势，但在西方洋人面前马上变得“胆小如鼠”、唯唯诺诺。2008年金融危机，自由主义的西方撞上南墙，经济一片萧条、政治运转失灵。但中国的很多自由主义者对此熟视无睹，反而整天为西方粉饰太平。他们经常拿中国的缺点和西方的优点比，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务实态度。

在对待西方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在于“化西”与“西化”的分歧、“走自己的路”与“跟在西方后面走”的分歧。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中国的主体性，而把中国变成了西方的客体或对象，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缺乏信心，对中国人的自主性和创造力缺乏信心，试图推动中国的全面西化。这实质上等于把主动权拱手让人，想跳到人家的车子上去。西方国家的精英分子心里很清楚，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作模式，成本高昂，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财富。中国完全变成欧美那样的国家，对欧美才是一种真正的威胁，对地球也是一场灾难，因而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们希望中国永远做资本主义的外围或“边缘地带”，永远仰视西方、羡慕西方，但又不能成为西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想照抄照搬西方、全盘西化中国，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想象而已。

儒家保守主义思潮

当代中国存在的儒家保守主义，是晚清中西文明全面碰撞之后，中国人的文化焦虑心态的延续以及对这种心态的某种应对方式。面对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被冲得七零八落；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好像也是一条红线；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更大的冲击，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日益模糊。有鉴于此，儒家保守主义试图挽狂澜于既倒。

儒家保守主义对抗西方的武器是四书五经、三纲五常、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它不反对在器物层面和科学技术层面引进西方的东西，但对不同于儒家的西方观念和制度持拒斥态度。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主张，得到了很多儒家保守主义的支持。

儒家保守主义并不满足于自己作为众多思潮中的一种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它希望自己能成为主流甚至“正统”。在儒家保守主义者的心目中，孔子，而不是马克思或毛泽东，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旗帜。

但是，儒家保守主义忽视了一个事实，当代中国已处于由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体系所主宰的“世界”之中，而非处于“天朝上国”所主宰的“天下”。单靠儒家思想，是无法应对如狼似虎的西方文明的挑战的。随着文明攻守之势的消长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文化、信仰和价值观的变化有其必然性。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早就分崩离析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一个乡土中国和宗法社会解体的时代，在一个西方文明仍对中国保持高压态势的时代，儒家仍想成为主流，岂非泥古不化？

儒家保守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打倒孔家店”以及多次“批孔”运动不依不饶，而没有看到，这种批判是出于革命和推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需要，也是为了消解以中华传统文化正统继承者自居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合法性。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一种“负阴而抱阳”的思维，尽量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积极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与儒家保守主义相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利用显得更为全面和丰富。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古为今用”，强调要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仅包括儒家，而且包括法家、道家、墨家、兵家等，这就使传统文化中很多被儒家忽视的因素在当代得到了“激活”。

儒家保守主义对来自西方的理论保持高度警惕，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一锅煮”，认为它们应该对中国日益严重的西化倾向负责。但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也是不恰当的。马克思主义是既立足于西方又超越西方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的文明作用，但认为这种文明仍然是一种“野蛮”，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的人类文明还有待实现，这为马克思主义与非西方文明中的某些因素相结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那些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既要学习西方又要反抗西方的非西方世界，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因此，儒家保守主义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西方或苏俄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恩创立的西欧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创立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在立场、观点、方法上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多差异。在中国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创立统一战线学说，形成了极具原创性的中国革命理论。在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利用资本主义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创造的、在中国的大地上孕育出来的理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保守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后者希望儒家思想回归主导或正统地位，而前者认为，儒家思想只能成为当代中国指导思想中的一个构成性因素，儒家思想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相融合。而且除了儒家思想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都值得吸收和借鉴。

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思潮

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一段历史。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初，就有知识分子把西欧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抽象原则生搬硬套到中国社会上来。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根据西欧和苏俄的经验，坚持工人阶级主导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斗争策略。20世纪30年代，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顶峰，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在共产党国际的支持下，标榜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讽刺毛泽东代表的路线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新中国建立后，党内也有人一直怀疑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持消极态度。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建设一遇到点挫折，就有人企图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去。

在当代中国，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态度。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把中国目前发展市场经济和利用资本主义看作是“搞资本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看到当代中国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限制、改造和引导，没有看到我们所搞的市场经济是区别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意义，有夸大其辞、无限上纲之嫌。它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主张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没有看到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东方大国，需要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发展和壮大自己，也没有看到，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主宰的世界上，中国与资本主义完全隔绝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市场经济和利用资本主义，也许是一种“妥协”，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种妥协是绝对必要的。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既要发展和利用，又要限制、改造和引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如果说左翼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问题上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是一种“过头”，那么右翼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则犯了放任自流的投降主义错误，是一种“不及”。右翼等待“将来的革命”，希望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主张放手，这意味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已在中国实行了6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把已经到手的成果拱手让人，一味纵容市场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做大，而对其灾难性后果缺乏起码的警惕和防范。这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无为的“极右”观点，很容易和自由主义的右翼同流合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也有分歧。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理论范式套用到中国，用“封建专制”四字就把中国传统一网打尽，严重忽视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丰富性，特别是其中存在的“精华”，一味批判和否定，实际上与自由主义一样，犯了自我贬低的简单化的错误。

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看家本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词句非常熟悉。引经据典、上纲上线，高高在上，用几条语录裁判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是其一大特长。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忽视外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整天重复一些抽象原则，是其一贯做法。这种马克思主义，很容易蜕化成本本主义或“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

通过上述辨析不难发现，自由主义、儒家保守主义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各自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关怀，但它们在理论上存在很大的偏颇，对中国很多重大问题缺乏深刻的洞见。它们对西方文化、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缺乏一种全面、辩证的态度，对很多现实问题的认识停留在人云亦云、照搬书本或一厢情愿的状态。如果让这些思潮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绝非中国之福，实乃中国之祸。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