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四岁少年的《论语》读后感

作者： 周圣龙  （深圳孔圣堂学生，14岁）

时间：2014年5月14日

来源：周北辰先生惠赐本站

编者按：

  周圣龙为深圳孔圣堂主事周北辰先生之子，现年14岁，脱离体制教育，在孔圣堂专习儒学，业已三年。本网特选登数篇其研读论语的习作，供网友诸君观阅，共辅儒门少年同道，感受儒门之青春气象。

《论语》读后感（一） 

       【经文】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论语·宪问》

    这段经文出自于《论语·宪问第十四》，意思是孔子说：“如果君上喜好礼的话，那百姓就会容易驱使和管理。”

这段话讲了关于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中的礼，礼是儒家重要的道德条目。礼，分为几个方面含义：

第一，礼是形而上的一种价值，也就是天理、天道。横渠先生曰：“礼者，理也”，礼是一种永恒不变的道。因为形而上的东西都是极为高深的，一般人都不能明白。《论语》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每一种形而上的价值都必须有落实在世间的载体。

第二，便是礼在世间的具体落实，那就是礼制规范和礼乐教化，是一套复杂完善的规范和社会制度。通过对百姓的礼乐教化，让他们有信仰，有敬畏，遵从礼制，固守已位，以明是非，以别贵贱。故荀子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最后，礼就是平常所用的一些礼节。礼节，是文明的象征，也是一个文明的外在形式，是构成一个有序社会的重要元素，故华夏文明自古以来都称为礼仪之邦。

   礼，是华夏文明的根本，华夏文明便是礼乐文明。礼也是构成良好社会的根本，故《礼记》云：“礼者，天地之序也”。一个国家若想治理得好，便要从礼乐着手。故《孝经》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民是国家的根本，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唐太宗云：“君如舟，百姓如水，水可载舟，亦可履舟。”如果一个国家君主推崇礼乐的话，百姓便明理尽性，为人处世都奉行礼制，不会僭越。“素其位而行”，百姓会产生一种自治能力，社会便会上下有序，尊卑有别，贵贱有差，形成良好的秩序。治国只要“恭已正南面而已”。

相反，如果君王不以礼乐治天下，那社会便无序，百姓没有一个衡量是非辩别贵贱的准则，国家便不能治理好。如：大家熟知的法制社会，它就是通过制定强硬的法律制度，从而强制进行管理，它的精神便是“齐一”。从表面看是公平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实际是极其不公平的。因为法律虽然是平等的，但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人贵，有人贱；有人智，有人愚。比如一个穷光蛋和富人打官司，穷人没钱请好的律师，而富人则可以用最好的律师打败穷人。这就导致了法律被有能力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礼制就不同，它的精神便是别异，从而使社会有条不紊。

   “民易使”，就是说百姓就会容易驱使和管理。因为百姓能够明理，有信仰，能够自治，所以便很好管理。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礼在华夏文明中的重要性。礼是治国的根本，而如今，礼崩乐坏，社会无序。要使华夏文明与儒家文化复兴，就须从礼乐着手，制礼作乐，教化百姓。如此，天下便会太平，国家便会有序，社会便大同，百姓便会无诉讼。这就是礼所带来的社会功效，也是如今复兴礼乐的意义所在。

《论语》读后感（二）

    【经文】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论语·卫灵公》

这段经文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颜回向孔子询问怎么样去管理国家，治国平天下。孔子便回答说：奉行夏朝的时制历法，乘用殷朝的马车，穿着周朝的衣冕。乐，便要《韶》《舞》这样的雅乐。要禁绝郑声，远离巧言令色的小人。郑声是淫靡的，小人、佞人会使你陷入危险。

为邦，就是从事国家的管理，即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是时制，历法。“行夏之时”就是说要奉行夏朝的历法，因为夏朝的历法是最合理的，合于天道天时，合于人文地理。古时是农耕社会，而夏朝之时制历法很适合用于农耕，是最完善最精妙的。因此，不仅孔子推崇，也延用至今，俗称夏历，农历。

辂，是以前马车前面的横杠，这里特指士大夫和贵族坐的大马车。“乘殷之辂”就是说要使用和乘坐商殷的大车。因为商车的辂是用纯木做的，而其它朝代就比较奢华了，比如周朝的辂，上面还镶了玉石黄金。也许这与各朝代的繁盛发达有关系，但孔子还是觉得没必要这么奢侈。孔子云：“礼，与其奢也，宁俭。”此之谓也。

冕，是古时的冠帽，这里是指服装衣冠。“服周之冕”就是要穿着周朝的礼服衣冠。因为周朝的礼服华美、端庄、气派。比如周朝的祭服玄端，便相当神圣。表现的是一种庄严的气派，不会显得轻浮躁动，合于其氛，合于其时，故周朝的祭服也延用至今。故孔子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谓此理。

前面孔子说的三条是礼，后面则是乐。《韶》《舞》都是舜帝时期的雅乐，优美并能美化人的心志，使之趋善远恶，是谓有德之音。故《礼记》云：“德音之谓乐。”孔子在评论《韶》时说：“《韶》，尽美矣，又尽善矣。”

郑声，是春秋时郑国的音乐，因其淫乱躁动，使人心性不安，有害于道，有害于心志。因此，用于泛指无德之音，害道之音。佞人，就是那种巧言令色，溜须拍马的小人。“郑声淫”就是说，郑声是淫靡，淫荡的，它会腐化人的心志，磨灭人的志向，使人躁动。如果一国之君整天轻浮不安，躁动难耐，言行不得体，威严无存，谈何治国平天下？唐玄宗和刘禅都乃典型的例子，可以为鉴。所以孔子要禁绝郑声。

“佞人殆”就是说，巧言令色的小人特别危险，因为这种人最擅长溜须拍马，巧言惑众，就连明贤之主都难免被迷惑，而况乎昏庸无能之辈？所以孔子说要远离和杜绝佞人。

这段话，孔子解答了颜渊的“为邦”之惑。归结为一，便是制礼作乐，治人用人。只有具备完善的礼乐制度，国家才能井然有序；百姓趋善远恶，社会才会和谐无讼。只有近贤人，远小人，国家才能走在良好而稳定的发展道路上。而孔子垂宪立法，制礼作乐，法三代，通三统，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大功德。由此观之，治国之道，即此而已。故为人君者，为人主者，亦可以此理为鉴。

《论语》读后感（三）

         【经文】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 信以成之。 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

这段经文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意思是孔子说：“一个君子，要以天道天理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言行要符合礼制规范；他的君子人格和士大夫风范会从谦逊中体现出来，为人诚信会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啊！”

义，是天理天道，是永恒不变的价值。世间万物生长，日月四时轮换，所有一切都有义在其中，都要符合于义。质，是本质，是形而上的根本的价值源头。而“文”则是外在的形式，是“质”落实在人间的载体。万物皆有质文。往小的说，比如时间，它的质就是四时运转，也就是天道循环运作；而它的文，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以及钟表等承载四时的外在形式。而往大的说，中华文明的“质”，便是天道天理，是先王之道，是道德人伦；而经典文献、神灵系统、礼乐制度、法律条款、衣冕服饰和文字、建筑等所有的一切，都是华夏文明的“文”。有什么样的质，便会造就什么的文。

孔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故一个君子，以义为质的话，那他的言行举止，都会合于道，合于义。无论从政经商，还是为君为庶，都不失于义。哪怕沦为贼寇，亦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侠义之士。

礼，就是礼乐，是社会秩序形成的根本。“礼以行之”就是说，一个士君子，在社会中实践磨练，行事处事一定要符合礼制规范。因为礼制是社会和谐有序的根本。只有人人都遵守，才能发挥它的社会功效。礼乐是一个国家昌盛发达的象征，礼乐昌盛，则长治久安；礼崩乐坏，则暴动躁乱。《孝经》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由此可见，礼乐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性。所以，君子作为社会的精英人才，更该在百姓面前作表率。

孙，就是逊，意思是谦逊，逊让。“逊以出之”就是说，一个人，他以义为质的君子圣贤人格，会在他的谦逊，逊让中体现出来。逊，也是处事的一种大智慧，如果一个人骄傲狂妄的话，必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锋芒毕露，这样便很容易招来杀生之祸。

孔子云：“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所以一个君子，要学会逊，妥协，退让。这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智慧，大胸怀。比如三国的刘备，他是一个很有志向和抱负的人，在与曹操煮酒论英雄时，自知势单力薄，不能抗衡于曹，便假雷声以掩其志，示其弱。曹操便小看了他，对其放松警惕。如果刘备当时骄傲自大，便会让曹操觉得此人野心甚大，必当早日解决以除后患。

“信以成之”就是说，诚信是一个君子之所以成就自己的根本。信誉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东西，信誉好，别人才愿意和你交友谈心；做生意，别人才愿意和你合作；为官，则百姓服于你；上级才会信任你，你才能在更多的平台和施展空间。这样，方能成就自己的抱负。故孔子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又说“民无信不立”。

由此观之，这三条乃君子之本。只有做到以义为质，言行及义；礼以行之，克守礼制；信以为本。这样才是君子的境界与人格。

《论语》读后感（四）

    【经文】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

 这段经文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意思是孔子说：“一个有德行的士君子应该矜持、庄重，而不会与别人争斗；会和谐的与人相处，而不会结党营私。”

 这段经文中孔子讲了一个士君子应该何以处众的道理。矜，是矜持、庄重、严肃的意思，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境界。如果一个人能达到矜，必是德行人格厚重，境界智慧高深，常人无法比拟的。这种人非常坦然，因其人正心正，为人正直，刚正不阿，不卑不亢，所以在面临一些重大事件时会显得很泰然。而正是这种时候，人需要进行冷静的思考和选择。能够做到“矜”的人，无论天大的事，都会坦然面对，不会轻浮焦躁。故圣人云：“临大节而不可夺”。

相反，小人则不泰不矜，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喜好彰显表现，每当大事来临之际，却显得焦躁不安，无所适从，不堪一击。故孔子云：“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此之谓也。

争，是争执、争斗的意思。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核心便是争，是博弈与争夺。不论过程手段，只在乎最后的结果，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理念，有害于道，会破坏社会政治秩序。而如今的中国正是这种情况，拜金主义严重，人们为了达到目标和盈利，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原因便是近百年来，受到西方资主义的文化入侵。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把竞争博弈作为社会生产和发展的推动力，才导致这一后果。

西方资本主义强调竞争，西方国家也因此博得国际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但这仅仅是它的文化硬实力，在其硬实力背后有文化软实力支撑，那便是西方的信抑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西方清教徒认为经商是上帝给予他的使命，因此，经商便有了神圣的合法性。无论从事政治事务还是经商，这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正因为这样，西方才会出现比尔盖茨这种赚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全部奉献给了社会的伟大企业家。这都归结于一个文明的文化软实力，而我们只学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硬实力，没有学到他们的软实力。所以才导致这么多的负面结果。

当然，西方的软实力我们也学不来，因为软实力要符合地域人文，也就是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人文，每个文明都会有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而这种政治制度一旦更换历史文化背景便不能发挥原有的功效。就如同热带植物到了高原地带生存不了。所以我们才要制定出符合于华夏文明和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儒家讲“体用不二”，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体西用”的不对之处。

群，是群体、群众。这里指与人相处得很好，很和谐和睦，很容易相处共事。孔子云：“君子易事而难悦也”，君子虽然很好共事相处，但却难以取悦。因为君子的德行远在常人之上，能辩是非，明善恶。通常，小人在行事时，为了能讨领导喜欢，给予他更好的机会与利益，便会对上司领导进行谄媚、拍马和贿赂。而很多领导上司也是小人德行，乐于接受。在利益面前，固然原形毕露。

曾有人举了一个例子来讽刺如今的中国人：一个百货大楼的电梯坏了，老板便要找人把它修好。中国人、印度人和德国人都想来接活。印度人报价3000；德国人说：“我们材料和技术好”，因此报价5000”；而中国人却以10000元的天价接下了这个活。原因是这个中国人找到了项目负责人说：“5000给你，2000给我，剩下3000交给那个印度人做”。

由此可看出，小人如果居于上位，政治便会腐败，国家便会不得而治。君子则刚好相反，不论多大的利益摆在他面前，只要不符合于义，不符合于道，都不会取一分一厘。故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亦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哪怕符合于道，取了，首先想到的也是天下苍生而不是自己。故范仲淹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之谓也。所以，一个君子圣贤的人格德行和胸怀都可以从这方面体现出来。

    由此观之，一个国家必须要君子与贤臣在位，方能和谐大同，长治久安。故孔子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又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天下无所措手足。”此乃治国之道，不可不知也。

党，就是党羽，这里指在政治中和社会上结为同党，谋利谋私。结党，便是奸诈的小人为了更好的谋得利益，集结起来，互相私助营利，作恶偏袒。为君者管理国家时，必定要注意朝中结党结派，互袒互利的情况发生。因为一旦这样，贪官污吏的势力便会强大，政治便会腐败至极。而在政治上，如果有小人之党，便应有君子之朋出现相与之抗衡。而为人君者，必当明是非善恶，分清小人之党和君子之朋，并把小人之党铲除于朝，天下方能大治。《朋党论》云：“故为人君者，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从这段可以看出，一个君子为人处事的智慧。只有矜而不争，才能时刻保持严谨，庄重坦然，才能临大节不夺，不怒而威；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别人才愿意和你交往。只有群而不党，才能在互补中不断提升自己，才能不受不良之友的影响和误导，从而趋善远恶。如此，才是君子之为，圣贤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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