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著有《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仁宗:共治时代》《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等。 |
目录
自序: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
第一辑:一种大历史的描述
第二辑:古典的限政思想
第三辑:社会力量的发育
第四辑:自由经济的火种
第五辑:王朝政影录
第六辑: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
后记
附录:学者作家对本书的评论
参考文献
后记
这本小书是“织围脖”织出来的副产品。
微博在中国的兴起,为包括我在内的数亿网民提供了一个即时发言并与他人即时交流的公共平台,因其“短平快”,又富有互动性,很多人每天都以“织围脖”为乐。我便是这样。开通微博两年来,共发布了8000多条帖子,绝大多数为原创,至少有一半数量是在讨论中国传统与历史的话题。
回头去看,会发现我这些讨论传统与历史的微博,大体上都是围绕着两个主题:一是阐述我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基本判断——中国三千年文明史,并非完全是一部专制史,更蕴含着我们祖先追求自由与自治的历程、经验、思想,我将这总结为中国传统中的自由线索,只可惜在我们常见的革命叙事与启蒙话语中,这条自由线索被遮蔽了。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将这条自由线索整理出来,呈现出来。
我微博的另一个主题则是阐释传统对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意义。现代社会不是在废墟上平地而起的,而是在传统的积累上生长出来的。最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最大教训便是,以为传统是现代化的挡路石,以为只有铲除了这块“挡路石”,现代化才能够到来。但历史却证明了,那是虚妄的。结果现代化尚未来临,社会的根基已经支离破碎。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重建传统的重要性了。
这两个主题,我在微博上反反复复地说,加起来已有数十万言。有一天我翻着自己的微博,心想,何不将这些零零碎碎的言说整理出来,集纳起来,结成集子?但到动手整理时,才发现“工程浩大”。因为微博上的言说,是鸡零狗碎的,是即兴发表的,有些观点只有简简单单一句话,有些观点又表达了三四遍,还有些观点又缺乏深思熟虑,经不起推敲。何况,将这些思想的碎片一条一条从数千条微博中找出来,也是一件比写作更乏味的事。
现在呈现在诸位面前的这些文字,是在原微博基础上经过大量的修订、更改、重写与增补而成的,大部分文字并不曾在微博上出现过,表达的思想当然也要比原微博更条理、更丰富。
为了使整本书的内容显得更有系统性,我将全部文字分为六辑,第一辑是我对整个中国历史与传统的宏观勾勒,如果将中国历史比喻为一条长河,那么这一辑的文字大致就是站在高空中对这条历史长河的鸟瞰;第二、三、四、五辑,则是分别从思想观念、社会发展、经济生活与王朝政治四个侧面,对中国历史进行“切片观察”,每一辑大体上以时间先后为序,从先秦说到清末—民国,这四辑又以同一条逻辑线索贯穿起来——“发现中国的自由传统”;第六辑则是一个总结,表达我所主张的对于传统所应秉持的态度,一言以蔽之,即我相信我们的传统中蕴含着自由,期待我们的自由传统得到修复、重建,希望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现代社会。
另外,我为本书撰写的长序《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颇让我有些敝帚自珍的感觉,这篇文字基本上已完整地体现了我目前的史观。在序文里面,我提出了对汉学界中流传甚广的“冲突—回应”模型论的修正,有心人可给予注意与教正。
在这个“快阅读”的时代,相比之长篇大论,我想这种片段式的文字可能更适合多数读者的胃口,同时,我也相信自己凝结在文字上的思想,尚值得品味,因而,本书文字虽然是片段式的,但我自信还有些“嚼头”。这也是一本可以从任何一节读起的书,因为各节文字是独立的,一节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思,但另一方面,这些文字又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由内在的逻辑线索贯串起来。它们组合在一起,又表达一个更大的主旨。我想,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小小特色吧。希望您能喜欢。
这些讨论传统与历史的文字能够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及李又顺先生的支持与督促。也要感谢那么多为小书作点评或推荐的学者、方家,他们的赞语让我愧不敢当,他们的批评更使我受益匪浅。
这两年,因为经常“织围脖”,有时候深夜还坐在电脑前,以致我的太太和女儿都有了意见。希望这本小书的问世,能够让她们有所宽慰。也感谢我太太和女儿对我创作的支持。在我整理、修订与增补本书文字的时候,我太太承揽了大量家务,我女儿给我枯燥的写字过程带来了乐趣。感谢她们。本书也献给她们。
本书中必然有不少错漏或谬误,由于我才识上的浅薄,未能发现它们,敬请读者指正。也欢迎关注我的微博:@吴钩,http://weibo.com/nawu。多谢。
学者作家对本书的评论
秋风(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姚中秋):
吴钩先生以生动的笔墨、翔实的材料、可信的逻辑证明:秦以来中国固然不乏专制、暴政,但也存在一个绵延不断的自治、自由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塑造者是儒家。百年来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无意编造的关于儒家、关于中国历史、关于中国文明的谎言、神话,正在崩塌,重写中国历史的大门已经打开。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历史研究向有两种传统,一是“六经注我”,一是“我注六经”;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说,一种强调研究者观念的主体性投射,一种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实证分析。前者高屋建瓴,自成体系,但易失之于空泛,根据不足甚至形成“无据之理”。后者踏实细密,言皆有本,但易失之于琐屑,缺乏概括综合甚至“不成体统”。吴钩兄认为自由与中国传统具有正相关关系,本书即在此观念主导下重新述说中国历史、中国传统的努力之作。无论是否成功,吴钩兄对自由观念的笃信不疑,可感可嘉。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自从主流史学家用“封建主义”定义辛亥革命前的两千年中国历史之后,古典中国的研究在大陆日趋程式化,缺少温情,缺少敬意,缺少对自己民族历史最起码的尊重,仿佛后世中国的问题都是因为“封建主义”,因为中央集权,因为君主专制。这显然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准确的。中国文明在十七世纪之前成为东西各国追慕的对象不是浪得虚名,中国传统社会的真相可能并不那么龌浊、那么阴暗。中国文明和古典的中国社会需要重新认识,吴钩兄这部大著的结论或许并不完全准确,但其意义是在教条主义解释中国历史数十年之后终于有了一点独立自主的思考,终于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表述。
吴稼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中国历史演进中,存在着专制与自由两条线索,这是吴钩的一大发现。他所谓的“自由”,当然不是当代的个人自由,主要指族群“自治”,儒家士绅被认为是它的主要推动者。这或许可以成为中华文明可以幸存的一个新的解释。
刘军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秦后社会隐伏着两条相互交织又此消彼长的线索:一条线索为皇权专制的发展趋势,不妨称之为‘专制线索’;另一条线索为社会自治的发育程度,我们叫它‘自治线索’。”从这两条线索来理解中国历史是该书的一大独特之处。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吴钩此书疏理历史,大处着墨,力驳儒家为皇权专制思想之现代偏见,其观点或有可商,其论述犹有可议,然现代人否定儒家,实由乌托邦思想所吸引,终致传统社会横遭摧毁,个人自由尽失。两千年社会既非全盘黑暗,则儒家作为中国社会之主流思想,其必包涵反绝对君权而维护基本民权之义理,此理甚明。由是言之,此书实为正本清源之一种尝试,更有所俟乎来者。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这是一本还儒家以公道的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儒家总是被视为“封建专制卫道士”。但,吴著以其别致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传统儒家其实是和专制博弈的正面力量。对传统儒文化抱“五四”偏见的读者不妨打量一下这本书,也许会获得观察历史的另一种视角。
郭巍青(中山大学教授):
吴钩先生的大作认为,中国的历史不仅贯穿着一条“专制线索”,同时还有相依相抗的另外一条“自由线索”。沿着后一条线索可以发现,一个源于儒家学说、并主要由儒家士绅拓展出来的社会自治空间一直存在,总的趋势是不断扩展。这意味着,在中国传统的大地之下,埋藏着“社会自治”的富矿。开掘富矿,可以建设宪政、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作者的这种“历史勘探”是否给我们带来了真实的发现?当然还需要有识之士多多争辩。但我相信,唯有打通历史巷道,我们才能走向光明未来。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作者认为儒家是一种反专制的力量,是对皇权专制的有力制约,这个评价本人以为稍嫌过了。儒家阐述的道德理想主义没错,其中也有宪政的因素和影子,但仅此而已。儒家缺少的是实践能力,它在应用于治国的过程中遇到了皇权制度设下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又在维护现实政治统治这一点上为统治者所利用,所以它注定是不能成功的。儒家文化若终究无法与其他文明的主流价值相互融合,它就无鲜活的生命力可言。最多像京剧那种艺术,舞台上锣鼓叮咚响,人民却只能在台下做观众,甚至连观众都会越来越少。
阎克文(学者、翻译家,韦伯作品翻译者):
拜读了吴君大作,窃以为,行文甚佳,但显然不太切题,实际上,称作“中国政制演进史的自由线索”也许更为恰当,这既是本文的主旨,也是历史的本相之一。与基督教相比,儒学形成的传统以及它所能够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立于世俗权力的历史要素,这也是韦伯认为儒教长期处于低度理性化状态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它与现代自由和宪政的亲和性关系,这同样是历史本相之一,尽管这不是它的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却无疑是一个重大来源,本文的思考应能提供深入探究的启示。
吴祚来(文化学者):
大一统不是价值,自由是价值,但中国传统社会总是把不是价值的东西塑造成价值,并且要让所有臣民相信它是真理。秦制把控制与稳定当成价值,而把自由与信仰不当成价值。吴钩先生的思考因此使人反思与警醒。
赵楚(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人们容易忽略的历史事实是:相比专制,自由的起源远为古老,同时,就各自的一般特征来说,如果说专制是文明后起的复杂的体系,则自由是在先和较为质朴的事物,而即使在最为严厉专制之下,人类借各种权利的斗争为形式的自由传统也从未断绝,并且恒常得以复兴。这是本书所涉及话题的特别意义所在。
杨早(文史学者):
历史研究的演进,打破旧的阐释框架,而另建新厦,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吴钩的历史阐释,主旨是破除“传统社会唯专制论”的虚妄,从政统延续与民间自治两条线索来重述“专制VS自治”此消彼长的关系。他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照三千年历史的阐释框架,可供切磋借镜。若论瑕疵,以愚之浅见,似于“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扩而言之为政统、道统、学统、社统之间)的论述转换、辨异讨论,尚有未洽之处。
侯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吴先生思想深密,所言多为真知灼见!我也零星读一点历史,感到所谓“封建专制”云云,是个大而空的概念,很多时候仅存于纸面上或个别帝王执政时期,就整个制度建设而言,我们看到多制衡的措施和力量,为今日所无!支持吴先生的工作,给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启示,让他们重新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至少开始对以往的所接受的东西进行重新思考!
李刚(历史学者,《大清帝国最后十年》作者):
吴钩兄是在做一项很难的工作:从传统中汲取中国发展的元动力。对本民族精神内核的肯定,一种是虚妄的自大,一种是理性的自审。他的担当属于后者。这本新书,让我们意识到,如果先秦诸子、宋大夫、明大儒、清末士绅换了现代衣裳,竟可以与他们进行无障碍的有关权利、自由的对话,甚至我们会汗颜。无视或扭曲他们,这个国必会失掉一笔无价的思想和实践遗产。
任重(《儒生》文丛主编,《儒家邮报》暨儒家中国网站创办者):
尽管在下早已皈依儒门,对儒家思想略有体认,但在阅读吴钩著作时,仍会有强烈的心灵触动,对儒家抵抗皇权专制、力倡社会自治的思想愈加服膺,对儒学参与当下中国宪政建设愈益自信。感谢吴钩为儒家去污名,擦亮了那长长一段被黑暗化的历史。
刘忠世(青岛大学教授):
吴钩先生提出秦代以后中国历史中相互缠斗的两条线索:“专制线索”(秦制)与“自治线索”(儒家),并以此为工作假说来解释历史,把握其总体演进。这一体现人类史本质上是追求自由的历史的“自由史观”,不仅以简驭繁,有助于清晰地认识中国历史及其中的专制与自由的冲突,而且,借此发掘了自由传统的社会资源(自治)和思想资源(儒家)。儒家思想研究已“热”多年,而对于修复极度沙化的基层社会,肯定并发展民间自治的传统,在当下有其更为重要的意义。
岳南(知名作家,《南渡北归》作者):
吴钩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并不仅仅是一部专制史,更蕴含着古人追求自由、自治的智慧与经验、成果,他尝试从中国传统中整理出一条“自由线索”,认为来自传统的智慧、经验与成果为晚清至民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基础与内在动力。这样的观点可以商榷、争论,但这种对传统的解读,有助于拓宽对历史的多元认识。
鄢烈山(知名杂文家):
读了吴钩先生大著序言,与其说耳目一新,不如说振聋发聩。这个长序,其实是全书的导论,作者的基本观点与我习闻并接受的观点是如此地相异。从此,我要认真对待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了,从论证来看,如吴钩者既不是一厢情愿地搞“托古改制”,更不是政治文化投机。吴钩以他的通达和严谨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儒家并非专制力量的帮凶,民主宪政的要求也不仅是对外部的“冲击—回应”,中国内生的儒家的限制公权与社会自治的传统一直在艰难地生长……
苏小和(财经作家):
吴钩沿着专制史和自治史两个维度阐释历史,把民间社会的自治传统当成社会转型的隐形资源,让人眼前一亮。的确,民间自治秩序对于专制而言,是一种有力的消解与制衡,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自治秩序,就能内生出现代性的宪政框架。必须要指出,实证层面的中国民间自治传统,并没有解决诸如人性的幽暗意识、个体精神的构建等本质命题,对理性经济人的彻底怀疑,对个体价值的建设,才是宪政秩序的出发点。因此,吴钩的工作,更多呈现的是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他不太可能在传统里找到方案,因为历史作证,很多时候,民间自治可能就是小型专制,一旦拥有不受监督的公权力,人性之恶就会被放大成一个国家的灾难。
陈季冰(上海商报副总编辑):
我自认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面对当下的中国问题,我一再地发现,自己总是与吴钩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同处一条战壕。这使我接触到了这本书。要对2000多年来中国政治理念及政治实践的历史作如此野心勃勃的梳理,并试图从中发现一片人所未发的新世界,这很可能超过了一个尚未及不惑之年的媒体人的掌控能力,但这更让我们产生敬意。
郭宇宽(媒体人,青年学者):
在所有对儒家思想和社会现象的阐释和辩解中,在大陆我觉得吴钩是最清晰的,他好像是学文科的,但事实的归纳、逻辑和条理性得社会科学之真味。吴钩长期以来的研究思考旨趣,在于拨开一些覆盖于历史实在之上的学术成见和偏见,我非常期盼其成果,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泗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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