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寻找秩序

——《“三纲”与秩序重建》自序

作者：方朝晖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网

时间：2014年6月14

我思考中国文化中的秩序问题久矣。

究竟什么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根源？今日中国文化究竟走在怎样的路上？它的一系列问题的真正根源究竟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

自由主义者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秩序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能否在中国建立民主、法治与宪政的问题。然而，他们始终不能解决这些东西在中国文化中缺乏根深蒂固的土壤怎么办的问题。尽管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学者承认并试图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有利于自由主义的资源，但终究难免人为嫁接之苦。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往往都是些不了解中国文化土壤的理想主义者。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者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秩序问题，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强大。只有国家强大了，综合国力上去了，有本钱与西方抗衡了，才有条件建立理想的制度。这种观点建立在发展阶段论、物质决定论、国家利益论之上，容易把集权合法化，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它的典型代表就是法家。它不仅很危险，也无法回答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在困扰着人们的信仰失落、道德沦丧和合法性焦虑，后者恰恰是中国社会今天失序的典型表现。事实上，国家再强大，经济再发达，人均生活水平再高，都不等于人们幸福指数高，也不代表社会秩序牢固，更不代表找到了文明的方向。

保守主义者（文化上的）说，今天中国社会的失序问题，主要是由于传统文化没有发扬光大。他们迷恋于古人思想的博大精深，陶醉于中国文化的千年一贯，期望用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来拯救当下的道德、信仰及秩序危机。然而，这一套说辞最大的困境是无法渗透到每一个普通现代人的心灵中去。人们要问：我什么要因为民族文化曾经伟大而去信仰它呢？我为什么不是为了我自己活着，而是为民族文化而活着？我为什么必须做中国人而不是世界公民？再说，自由主义所提出的那些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价值与尊严的问题，如人权、自由、平等问题，你如何来面对和回答？

过去十余年来，我一直在深深地思索着中国社会秩序的根源问题。现在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特征导致了其中最有效的整合方式是治人而非治法、伦理本位而非制度本位、靠贤能治国而非靠法则治国等重要特征。这是我在拙著《文明的毁灭与新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所论证的基本观点。本书像是那本书的续篇，进一步总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由其所决定的中国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包括诸如德性权威、分久必合、从风效应、礼大于法、人伦为本、治道重于政道等重要特点，说明儒家所倡导的以大一统、人伦重建、任贤使能、移风易俗、礼大于法、行业自治、教育立国等为主要内容的“治道”，是中国文化复兴——亦即中国文化中秩序重建的必由之路。

任何制度都可能被推翻，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抛弃，但有一种东西总是在那里发生作用，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习性，也可借用李泽厚的话称为“文化心理结构”，或借用孙隆基的话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当今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文化习性的漠视。人们忽视了，中国文化在权威模式、整合方式方面有自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种规律本身无所谓好与坏，但却时常惩罚那些不尊重它的人们。中西方文化都有自己基于过去数千年积淀形成的深层心理结构，其内容和特点有待于我们深入去揭示。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 1921~2008）讲到一个有趣的例子：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马来亚做研究，接触到当地一位华裔共产党。这位共产党私下告诉他，为了信仰，他已准备无条件服从任何一位新领导。这使他感到十分惊讶。他无法理解的是，为了信仰，他为什么不追求自主和独立？（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x:‘preface’）这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中的权威”问题。即不同的文化中，人们对权威的态度迥然不同。在美国人看来，一个人打算无条件地服从新领导，就是对自己人格独立性的背叛；人已不成其为人，还谈什么革命？而在中国人看来，这个人把自己无条件地交给组织，是一种顾大局的可贵精神。

我们要认识到，顾大局并不等于摧残人格独立性。正如本书上篇所论，“三纲”代表的正是一种顾大局精神，在儒家看来这样做才符合自己的良心，才能“尽己”。白鲁恂所不理解的问题，恰恰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中对于权威的不同理解。西方人认为代表权威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所以没必要把自己交给别人。中国人认为代表权威的是人而不是制度，所以对大局的尊重就表现为对领导的服从。显然，美国人并不是没有“大局观”，美国人服从领导有时比中国人更加“无条件”。但区别在于：美国人认为他们在服从“制度”，中国人认为他们在服从“理”。凡是不合乎情理的制度，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影响或决定一个社会中的制度的因素很多，但在天翻地覆式的千年巨变中，文化习性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相对于其他因素来说，这个因素的影响力更加持久。文化的习性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可能已经变了，但其中最有效的权威模式仍然如故，后者恰恰是决定其制度是否牢固的基础。所谓“文化中有效的权威”，指人们基于过去千百年来的心理习惯而接受或认可的权威。比如白鲁恂讲到，在很多亚洲地区，人们在内心深处真正认可的权威是德性权威（德高望重之人）；但二战以后在这些非西方国家，模仿西方民主方式选出的国家领导人在人们心目中没有德性，也就没有威信，导致了政变和动乱。我曾在拙著中说过这么一件事：

托克维尔写道，一开始来到美洲开拓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多是中产阶级（bourgeois），在一片荒无人烟之地开始生计，他们订立规章，确立法度，成立自治政府，用清教徒的自由精神建立自己的政权，为日后美国民主和自由精神的健全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引起我这样的联想：设想17世纪初叶来美洲开拓殖民地的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清教徒。当他们初到此荒无人烟之地，在他们之上没有政府、国家和法律，一切靠他们自己，他们将会如何组织起自己的社会呢？我想，他们绝不会想到英国清教徒的自由投票方式和民主原则，因为那样做并不是真正有效的。真正有效的方式，还是推举那些品德端正、有公益心和责任感又有能力的人来管事。这就是儒家的任贤使能了。与此同时，他们还可倡导培育互相关爱的亲情，同舟共济的群体意识，亲如一家的大家庭精神，这就是儒家“齐家”为“治”“平”之基的思想了。他们肯定会建立某种规章、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但是由于中国人从来不习惯于生活在硬性的、没有人味的impersonal法度中，人情大于法律，腐败和裙带关系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不断制定新的法度和规定，而是：一方面，以人情为基础来制定礼节规矩，这些礼节规矩就像习俗和传统一样，在人心中产生巨大的约束力，它的力量比硬性的、没有人情的法代表更大的权威。这就是儒家的礼制思想了。“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丧服四制》）；另一方面，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可能会认识到：把这群人管理好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办学校、兴教化、崇有德、育贤才、敦风俗、美人伦，“正人心而后正天下”……这一切莫不是儒家的德治和礼治。惟此，他们才能真正地组织起来。(方朝晖，《文明的毁灭与新生》，第185页)

文化的习性或文化心理结构，并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但正如孙隆基所言，它是一个文化中最难改变的东西。这是因为文化习性是千百年历史积淀而成，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它就像那“坚固的河床”（孙隆基语）难以融化，在很多方面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制度和秩序。我们今天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所读到的中国人的关系世界及其影响力，在今天仍十分明显，尽管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早已天翻地覆。今天的中国人，在一个同样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同样是秩序瓦解的社会，要想找到重建制度和秩序的正途，就必须正视文化习性的问题。当然，每个民族都可能有自己的文化习性，其特征是什么只能根据具体研究来说明，绝不能先验地决定。

我确信，现代中国文化的根本任务是重建自己文明的基本概念，其中包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整合方式、制度架构、活力源泉等，它们和人类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相区别的关键在哪里。本书及拙著《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均对这个问题作了自己的探索。我试图从文化理论（文化人类学、文化心理学等）出发，为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一种新视角，希望能帮助人们理清在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所存在的巨大混乱（当然人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出发来探索这个问题）。今天中华儿女该清醒了，在新世纪里，我们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文明理想。

（方朝晖：《三纲与秩序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5月）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