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立正教辟邪教是根本之道？

作者：姚选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06月23日

杜吹剑先生在《复立正教辟邪教是根本之道》（载2014年6月10日《联合早报·言论》，下称“杜文”）认为，邪教问题在当下中国业已成为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问题，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社会遵行了“科学至上”这种不恰当的方式来应对邪教问题，并认为“复立儒教，扶正传统信仰，树立主体宗教”，才是解决中国邪教问题的根本之道。

“杜文”的确指出了中国社会在应对邪教方式上的问题：科学的持续发展，对人们所困惑的某些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些更好的解释，并且直观性地“削减”了宗教信仰的传统“领地”；然而，缘于探究或回到事情本身的不可能性，科学的发展又同时会让人们面临更多的现实问题，百姓也因为生活环境的因素很难与科学同步，他们的现实困惑也并未因此减少。因而，有如杜先生所说，科学主要解决的是人们“生”的问题，而人们关于“死”的疑虑等事关生命意义的信仰问题，科学则陷入了“无用武之地”的窘境，更遑论对邪教问题的解决。

然而，“杜文”据此认为应通过复辟儒教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邪教问题，则是杜先生既不明白中国邪教问题出现的内在机理，也夸大了儒家思想的正向社会作用。

邪教问题在当代中国出现，不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主体宗教，而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宗教“商品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宗教“商品”，以满足中国人的宗教需求。1978年改革开放（甚或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过于剧烈，一些社会成员在心理上难以融纳这种变化，且对这一变化对于自己生存处境的恶化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存有某种拒绝理解的“怨恨”情绪。这在客观上导致整个中国社会对宗教“商品”存有一种极大的内在需求，然当下中国所奉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能为人供应足够的宗教“商品”。

一方面的原因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只针对业已长时间存在的合法宗教，没有给新生宗教留下合法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宗教信仰自由名为自由，实际则是让宗教“自生自灭”。中国没有为合法宗教提供有力的公共政策支持，这些宗教无力为芸芸众生提供足够的宗教“商品”。这其中当然有政治方面的考量：扶持宗教发展，因宗教信徒的数量庞大，执政当局担忧宗教组织最终会跟中共争夺群众基础，可谓一种“政治隐患”；明显打压合法宗教发展，则担心宗教组织活动的泛政治化。可以说，“宗教信仰自由”这种不痛不痒的宗教政策，是当下中国邪教问题之所以会显现为一种社会隐患的关键所在，不是什么中国社会缺失一个像儒教这样的“主体宗教”。

另一方面，儒教能解决中国的邪教问题吗？非也。首先，儒教是不是宗教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这是儒者非常珍视的一种人格面相。儒者群体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种气象，主要是缘于他们自己深度的内省和反观，进而形成了一种“道”及其仪式。然而，若倡导儒道的“儒者”本身还没有领会儒道的“精髓”，反而强烈要求他人遵行儒道及其礼仪，此举不仅违背了儒道精神，反而会将儒道精神的一些负面性因素放大，比如注重独修内省之“各顾各家”的“小家庭”思想、过分注重伦理等级秩序的“脸面”观等。

其实，缘于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时段影响，大家甚至能在邪教成员身上见到几分“儒者”影子；也就是说，就是那些邪教成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道精神之负面性因素的变态支配，比如固执、我行我素、不通人情等。当然，在这里，笔者不是要将儒教跟邪教画等号，而要指出的是，邪教问题的出现跟传统儒道的弱化也确有一定的关联：改革开放以后邪教现象的频仍，跟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儒道中的“温情脉脉”伦理感觉，被不断地稀释甚或彻底解构有关。当下不少弱势群体或社会成员，在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下的现实生活中，既得不到类似于古时“家族”的及时关怀，在面对一些大的“变故”时也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抚慰，他们只能通过拉他们“入伙”的所谓“宗教”组织比如邪教组织，来获得一些“变态”式的组织关爱和心理抚慰。

适度回归传统，宏扬业已融入中国人“骨髓”的儒道正向精神，确能唤起人们关于儒家中国的美好历史记忆，唤醒中国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者关爱精神。但是，将儒家宗教化既不合儒道精神本身，更是没有了古时的现实条件：与其树立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宗教——儒教，还不如把仅有的一些人力和物力，放在扶持现有合法宗教的正常发展上，放在执政当局与宗教组织良好关系的互动和建构上。

（作者是中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