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应有的七点共识

作者：毛朝晖

来源：作者惠赐

时间：2014年6月22日

绪言

上世纪80年代，港台新儒家回流大陆，遂掀起研究现代新儒学之热潮。文化顺乎人心，浪潮潜滋暗长，于是酝酿出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然当时所谓“文化热”，主要不外两股潮流：一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如《河殇》；二是崇拜西方文化，如“走向未来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丛书。这时期开风气的学者大多与传统长期隔膜，崇尚西方文化，对社会主义持漠视或批判态度，鼓吹西方自由民主，甚至皈依基督教，至“六四”事件而达到极点。经历苏联解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台海局势紧张、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炸毁直至“911”恐怖袭击，九十年代的思想界多次受到冲击，渐呈多元态势，新左派、自由主义笔战不断，而文化民族主义伴随民族主义的复苏，获得长足的发展（儒学与社会主义有同有异。单就民族立场而言，中国共产党与文化民族主义者是一致的），90年代“国学热”遂乘势而起，学术思想界纷纷把向西外求的目光收回来，开始回望民国，从民国的学术思想资源中寻求启示，“民国丛书”、“学术集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蓬莱阁丛书”等等，开始对国人重新进行传统文化的启蒙，这些努力造成“国学”口号响亮一时。可是，“国学”毕竟只是一个宽泛的口号，它没有宗旨，没有立场，仅能恢复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而不能有效地就现代各种社会、政治、宗教、学术等议题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上进行回应。步入21世纪以后，一方面“国学热”仍持续升温，一方面“儒学”渐呈复兴趋势。自然，中国未来将不可能依靠清静无为的道家、出世修行的佛教来应对现代社会各种复杂、棘手的议题，更不可能乞灵于基督教信仰来解决问题。可供选择的文化资源有三种：儒学、社会主义与现代西方文化（主要是要消化西方的科学、民主和自由文化，“五四”以来早已有此认识，但他们抛弃传统、自失立场，如何可能真正使西方文化中国化？故终归失败。唯有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能在儒学立场吸收西方民主文化，惜未能彻底，也未能贯彻。），最佳选择莫如综合三者以重建一崭新的中国现代儒学，整合各种资源，以有效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从“国学热”进而至于“儒学复兴”，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有鉴于此，兹谨书数条共识，就正于有志于复兴儒学之同道。

一、在心灵安顿和信仰建设方面

儒学被抛弃、被批判、被打压已经一个世纪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西方文化强有力之冲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妄自菲薄（“五四”诸公始作厉阶，反右、文革，更为惨酷，堪比始皇焚书，古今同慨）。中国文化在狂风暴雨、内外夹攻中枯寂了，而中国人的心灵遂因此丧失安顿的根据，沦为功利主义和各种正、邪宗教竞相瓜分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因为与人文教化分离，而堕入权力腐败的怪圈。二千年来，中国固然不乏求仙炼药之士、参禅念佛之人，但中国人的心灵，无疑主要是通过儒学来获得安顿。我们不看重神的救赎和佛的接引，而重视个人道德与能力的修养，福不以其道则不求，祸不以其道则不去，《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对宗教持宽容、学习态度，不承认也不否认神道上帝，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不善不恶者则包容之，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修养自己，所谓“毋意，毋固，毋必，毋我”，宗旨在于人伦日用之间，求良心的安顿，常格致诚正，专心做好此生的一言一行，把人生意义安立在家庭和社会中（在儒家而言，仁爱、智慧、勇气的实践都是针对真实的人来说的，尽在夫妇、父子、兄弟等人伦关系中，而不在一个理想的概念如“共产主义”或一个假设的存在如“上帝”。不仁不义固有流弊，说得太高太虚也有流弊。近年来之所以冒出这么多的邪教，有些未必是当初刻意为之，主要是太高太虚的后来蜕变）。如来生诚有，则我们照旧存事殁宁，再过一生；如来生诚无，则我们已然存事殁宁，过好一生；如上帝无眼，使我生于地狱，则我自当效地藏菩萨之所为，度尽地狱众生；如上帝有道，使我于天堂，则我辈自当效诸大菩萨之所为，乘愿再来。儒学是心性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安顿心灵的学问，能使我辈入世而出世，入教而出教，破除世俗之名缰利锁与宗教之教条神秘，这是我们复兴儒学应有的第一点共识。

二、在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方面

过去一个世纪项背相望的革命和改革，有过狂热与残酷，有过激情与伤痛，有过笑与哭、血与泪，这些经验告诫我们，中国不能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国，而应该是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就是中国文化，其主体则是儒学；不能物欲横流乃至沦为自由主义的斗兽场（鼓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强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在自由和市场的名义下对弱者和无产阶级进行压制和剥削，即所谓“竞争”。可惜人的素质太低，也不能安于政府的保护和计划经济，其结果只能是贪污腐败和侵吞国有财产。市场化是对付低素质人群不得已的办法，而并非最人性办法，不要盲目迷信），而应该是促进社会福利与正面文化的自由主义。即政统即道统，即政治即文化，即社会主义即及自由主义，这便是儒家的“王道”和“中庸之道”。反对激进，反对不人性，反对不道德，反对人欲横流与权力腐败，这都是“王道”和“中庸之道”的应有之义。“王道”的关键在于能否成就正面的社会文化与人的素质；否则，如果文化败坏、人的素质低下，那么无论何种制度、何种主义（社会主义抑或自由主义），最终都必将沦为压抑人性的教条、假大空的官腔套话、被权力绑架的意识形态。儒学是政治的学问、制度的学问、修齐治平的学问，它不是一偏的“主义”，而是中国数千年政治资源的积累，能用来接引各种主义、各种西方政治资源，这是我们复兴儒学应有的第二点共识。

三、在舆论宣传和心理建设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文革”期间被打为“右派”或“反动学术权威”的儒家学者早已评反，但儒学尚未平反；最近二十年，普通民众与国家领导人纷纷回归传统文化，但儒学尚未正名。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正；刑罚不正，则民无所错手足。”当前复兴儒学最急迫的工作就是正名的工作。应该看到，为儒学正名的工作并非儒家内部的“家事”，而是帮助整个国家和国民重建文化观念、文化信仰的国事。名正然后心正，心正然后事正，事正然后政正，政正然后教正，教正然后俗正，“化民成俗”，至此然后文化可告成功。正名之效，岂不大哉！文化也需要平反，文化也需要正名，如今是时候该把过去一百年来对于儒学的种种误解、曲解和失解全面地纠正过来了。记得民国之初，孙中山先生推动“三民主义”，首先看重的也是国民的心理建设（孙中山著《建国方略》一书，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分别阐述孙中山在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建国方略，而以心理建设居首），时过境迁，中国文化又到了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候，正名的工作实在是刻不容缓，这是复兴儒学应有的第三点共识。

四、在学理建设方面

现在的儒学界除了有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文》一书中批评的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作风外，还另有一种喜欢自我标榜的坏作风，什么“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制度儒学”、“宗教儒学”、“生活儒学”，等等，名头一大堆，概念满天飞。这是中了西方哲学喜欢标榜各种“主义”的毒，结果沦为概念游戏，而琳琅满目之“主义”最终不过是各种“我”的外化，成为“众声喧哗”而不能回归大统（当初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实用主义一派专讲问题，却看不到中国人对于中国问题与前途缺乏一种明确之精神指导；社会主义一派要搞革命、发动群众，自然要提倡“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但看不到中国的实际问题。后来毛泽东搞农村调查、阶级调查，可说是把主义与问题结合了，但他的主义是单一的、问题是局限的，只适合搞抗日和解放战争，过时了就变成教条。如果要海纳百川，会通各种主义、各种问题，非儒学莫属）。

儒学只是一个儒学，它是一个整体！儒学固然可以做种种片面之分解，据以成立种种之“儒学”，以便在学院中进行种种之标榜。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儒学本来就包含心性、政治、制度、宗教、生活等各个层面，佛家所谓“十万八千法门”，儒学何莫不然！大体上说，心性儒学、制度儒学（儒教可视为一种制度儒学，家庭、学校、考试、政治、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亦均在此列）、学术儒学（包括儒家形而上学、儒家教育学、儒家政治学、现代新儒家哲学等一切举凡没有内化为个体心性或外化为制度实践的学术）构成儒学的“三位一体”，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道统、政统、学统的三位一体。这就好比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们信据的是人类天赋的心性而不是信主而成为“圣子”，我们的儒学制度立足于安顿人伦的家庭而不是荣耀“圣父”的教会；我们的儒家学说是良心与天理的合一（即“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的合一、天道与人性的冥会）而不是依靠上帝的启示和作为上帝摹本的“圣灵”。

道、学、政，三者不可偏废。在现代社会中，“道统”应该在信仰或心性层面与基督教进行会通，“学统”应该在学术或文化层面与科学进行会通，“政统”应该在制度或外王层面与自由民主进行会通。此处所谓“会通”，不是指晚清以来“中体西用”、“中体中用”或“全盘西化”，而是指在会通的基础上重建新的“体”与“用”。

试一览今日之儒学界，霍韬晦先生提倡性情学，曾昭旭先生提倡心理辅导与爱情学，牟钟鉴先生提倡新仁学，林安梧先生提倡意义治疗，余樟法先生提倡新良知学，这些都是心性儒学在现代的新开展；蒋庆先生提倡公羊学、政治儒学，干春松先生提倡制度儒学，蒋庆、陈明、康晓光、姚中秋诸先生提倡儒教、宪政，这些都是制度儒学在现代的新尝试；庞朴先生阐述儒学辩证法，王财贵先生倡导儿童读经，黄玉顺先生提倡生活儒学，陈来、郭齐勇等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这些都是学术儒学在现代的新成果。透过这些，我们看到儒学正在当代中国复兴。

在学理建设方面，我们应秉持开放的心态和会通的精神，切忌持论褊狭而沦为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持论太玄而成为神秘宗教，持论太卑而沦为世俗学问。这是复兴儒学应有的第四点共识。

五、在复兴儒学的方法与实践方面

儒学复兴，本质是要切实解决民生和文化的现实问题，在心性层面、制度层面、学术层面同时谋求解决之道。当务之急是要团结亲身体知民生和文化问题的国人，无论是学者、商人或政治家等，只要他真正感到中国当下的民生和文化问题并欲努力谋求解决之道。这样一批有参与精神、承担精神的国人在古代就叫做“士大夫”群体。只有建立一个真正有参与精神、承担精神的儒学群体，像早期的共产党、基督门徒或孔门弟子团体那样，才不会在现实困境中模糊文化理想，从而对现实问题产生共识和合力。西汉的五经博士及弟子员，东汉的太学生团体，隋唐的新兴进士群体，北宋的新党、洛党、蜀党，明代的王门弟子与东林党，这些士大夫群体，组织或紧密或松散，但藉由群体力量，都曾对当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海外的汉学家和儒家学者如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等，固然在学问方面各有专长，但由于他们与中国社会长期隔绝，对于民生、文化问题之体察未必真切，虽可引为外援，但不宜推崇太过，使人有崇洋媚外之感。新加坡八十年代的儒学运动，便是由一个并非真正了解、热爱儒学的政府，依赖一群并非真正了解新加坡民生与文化问题的外来儒家学者（未必就是儒者，更谈不上士大夫群体的建立），来推动一场儒学复兴运动，最终自然以失败告终。相比之下，台湾六十年代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因为有孙中山、蒋介石一贯的尊重传统文化的政策，再加上有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1500人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的联名推动，至今50年，台湾地区的风俗教化仍受其赐。殷鉴不远，近在半个世纪之间。儒学复兴必须立足国内，广开师友讲习、砥砺学行之门，重建真正的士大夫群体，而不能依赖二三体制内的儒家学者，更不能寄希望于海外专家，这是复兴儒学应有的第五点共识。

儒学复兴从表面看是学术的复古与复兴，实质则是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回归，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历来是文化复兴的不二法门。在中国，汉代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语。并无今人津津乐道之“独尊儒术”一语）。便是要回归先秦的道统，回到周、孔。唐代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便是要回归儒家经典与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有了“古文运动”作为基础，宋代新儒学运动的发生才成为可能，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回归孔孟儒学的真精神，这是“返本”，而对孔孟真精神的重新诠释则是“开新”。西方的情况也是如此，欧洲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主要途径便是回归古希腊的人文精神；有了文艺复兴运动“返本”的工作，18世纪启蒙运动“开新”的工作才能得以成功。汤一介先生认为：“新的现代儒学必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论儒学复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发言》）此言甚是，儒学应该回归孔子，回到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所说的“轴心突破”，必须由复古而复兴，这是复兴儒学应有的第六点共识。

抑有进者，儒学复兴的方向应该是由民间向政府渗透，由讲学而参政（不只是政府部门，还应包括参与各行各业的建设性活动，都是广义上的“参政”），由讨论问题而解决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儒学能否复兴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要获得民意支持，我们别无依傍，唯有切实做好学问，切实做好心性修养工夫。三千年丰富的历史文献，历代圣贤的道德文章，这些都是儒学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本，站在历史文献和历代圣贤的基础上，切实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广泛参与民生和文化问题的讨论和建设。在立德、立功、立言的过程中，感召更多国人重新认识儒学；与此同时，儒学精英依靠自身的道德和学问进入政、商、学各界，感召各界人士共同参与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逐步壮大士大夫群体。

最为紧要者，儒者一定要有真学问、真人格，才能“謏闻动众”、“化民成俗”，而不能如商家一样光做宣传而已。考汉代儒学复兴，先是民间老儒四处传经，然后叔孙通、贾谊、公孙弘、董仲舒等纷纷进入高层，最终酿成大势。宋代亦然，兵燹之余，民间儒者四处兴办书院，在乱世中培植儒学元气，到赵普、范仲淹、孙复、石介、胡瑗、欧阳修等相继步入政界、军界、学界、教育界，以“连茹汇征”之势，登高一呼，上下呼应，儒学遂成燎原而兴。由此可知，当代儒学必须立足民间，与人民同呼吸共民运，扎札实实做好学问（格物致知）、心性（正心诚意修身）和制度（齐家治国平天下）工夫，依靠个人道德和学问的修养，挺立人格，赢得民望，由赢得民望而引领民意，由引领民意而取信政府，由取信政府而治国安民。切实做好修己治人、内圣外王工夫，这是复兴儒学应有的第七点共识。

总结

如上所述，凡五个方面，七点共识。前两个方面，论述儒学对人心与社会的作用，由此提出儒学对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之价值。后三个方面，论述儒学复兴的方法问题，正名居首，学理次之，实践最后而最要，故言之较详。有共识乃可有共慧命，有共慧命乃可成就复兴儒学之共业。所见未必尽是，更未必周全，而不揣谫陋，谨书数义，以为复兴儒学之嚆矢鼓吹，兼求教于四海同道师友。

（按：此文之作，系由任重兄敦促而成，谨此致谢！ 6月​22日，毛朝晖）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