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血液里的儒家

访谈者：曲辉  白帆

来源：《三月风》2013年04期

时间：2013年4月

“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要一个字：复。”

微博上的秋风，时有“惊人”之语，也常常要接待啸聚而来的踢馆之人。最近这一个“复”字既出，谩骂顿时气势汹汹，有人说这是“重复”、“复辟”，甚至还有女公知豪迈地抛出了“菊花宠幸论”。

若言观点分歧，还算有影。若言“宠幸”，这位曾独立行走于时评江湖多年、翻译过大量奥地利学派著作、近年致力于儒家宪政研究、为基层计生与平坟悲剧不平而鸣的学者，怎么琢磨也难与五毛绑定在一起。

不过他淡定得很。“这世界充满了具有创世纪幻想的人。但是，我将保持谦卑，敬畏五千年来、一百年来先贤的伟大观念与制度创造。你们去创造那可以实现终极幸福的美丽新世界吧，我只守护、恢复、扩充那曾有过的高贵、优美。”

一张图片引发的风波

去年8月15日，一张祭拜孔子的图片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被竞相转发。照片本身并没有我们印象中大型旅游表演式的冲击力，不过是身着中式布衣的秋风，带领三十几名学生到曲阜孔庙行跪拜礼，图片解释为：“秋风老师带领修身营诸位同道拜先师圣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那其实是弘道基金举办的首次儒家文化修身营，是一个学生私下所拍，传到了网上,被有些人攻击为“顺服专制”。“本来那个学生的微博没有什么人关注，但因为有我跪拜的镜头，一下子就有好多人转载，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成为争议是一个好事，我想能够牺牲我自己，以被谩骂来引起大家对礼的反省：我们中国人要不要对孔子表达敬意，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敬意。”

在他眼里，中国古人崇拜的对象很丰富，“可以是‘天’，能看见，但根本摸不着，无法想象它的状态，它没有人格化，比上帝更抽象。”同时老百姓也会崇拜城隍爷、菩萨、祝融这样的人格化神，还可以拜自己的老祖先。

这么丰富的谱系，当然应该有孔子的地位。“拜关公更多的拜的是他的‘义’，因为那个价值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同理，中国的学和道最完美地体现在了孔子的身上。他是人，有他的魂魄，可以很逼真，也可以很抽象，圣人这个词是最恰当的。”

至于跪拜，“怎么不可以？我们中国人天天都在这么做。包括佛教的佛，都是人——人觉悟了，就成了佛。我们的老百姓见了，也都会磕头。”他在北航讲《论语》，开课时也会朝着孔子像行礼。“告诉学生自愿，愿意行的可以跟着行，但不强求。”于是有学生追随效仿，余下的也能肃然而立。他的经典研读课要求严格，学生须通读原篇，课上像古人一样出声吟诵，课后依照朱熹或钱穆的注解去理解经中微言大义。

“一般的历史叙事，预设就是中国文明已经死了，所以研究的历史和当下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在解剖一具文明的尸体。”他自称开的文明史课程反主流。“我的基本预设是，第一节课就告诉孩子们，中国文明没有死，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世界中。我们今天中国人思考问题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几千年前其实就已经定型了。我们祖先创立的很多制度，在今天仍然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开课伊始，他的目标是至少能说服一半以上学生，后来这一目标轻松达到，他的学生支持者中甚至成立了以“青春儒学”为口号的传统文化社团。

温情地理解中国

1984年，来自关中的少年秋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八十年代的北京，外来的思潮如激流般冲刷着古老国家的心脏。人们热衷于“五四”式的跃进式指点江山，“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横扫社科人文领域，将文化与专制捆绑一处痛批，梦想用先进的“海洋文明”彻底取代“黄土文明”，“当时《河殇》的影响多么巨大，整个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气氛就是反传统。”

1988年本科毕业，他考上了人大开招的第一批近代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所做的毕业论文便是关于钱穆先生的。读遍当时所有关于钱穆的著作，给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一种历史学的思考习惯，其次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评估。就像钱穆先生反复讲：我们要对中国文明有一个同情心，有一个温情的理解。”

他自称治学“受益于钱穆、张君劢先生最大”，这些大儒“丝毫不逊于索尔仁尼琴。只不过，启蒙知识分子因为反儒，不愿知道而已。”

有电视台请他去做节目，要求“身着正装”，也就是西服，他坚称自己没有，穿中式服装登台，未料编导直夸效果好。此事让他更加坦然相信，“文化自我殖民者大多数时候是无知的。”

2011年5月，他赴台湾访学之时，曾专程去拜谒过钱穆先生的故居素书楼。那里距台北故宫很近，在东吴大学的双溪校园内。到时下午寂静，楼中唯自己一人，时光悠悠，如与先人际会，秋风记道，“先生亦甚孤独，在台湾儒学亦已衰败，希望在大陆。”

从哈耶克到张君劢

哈耶克是谁？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上世纪末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学人。他的《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进入中国，对理解计划经济弊端给出了确凿可信的分析，对于“民主”与“法治”概念的普及功不可没。

当年由于资料太少，秋风频频跑去北京图书馆，硬是把大部头的原版著作五毛钱一张地复印了出来，沿着他的学术脉络，秋风找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英国普通法传统，还翻译了《哈耶克传》。

“哈耶克的态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总是有人批驳说传统怎么妨碍现代化，说会束缚人，把人置于一个奴役的状态。哈耶克给了一个强有力的论证，他说恰恰是传统让人自由。”

张君劢又是谁？“先生是47年宪法的起草人。贯通政学，现代第一士君子。”这部宪法，确立了联合内阁制，确立了五权分立及军队国家化、地方自治等治国原则，至今仍在台湾生效。“写宪法的事，先贤已完成，现在只需努力行宪。”

“俺是劢粉”，秋风坦称，“由张子，方可接董子，承孔子。”然而常人说起这个名字，只知道是徐志摩发妻张幼仪的大哥。“小资多知张幼仪，学人不知张君劢，然先生毕生守护道统，追求宪政，起草47宪法，其价值难道不如花边新闻？”

师承钱穆、张君劢、哈耶克等中西先贤，秋风将所掌握的西学融汇到儒家义理的讨论与中国历史的叙述中。2011年，《华夏治理秩序史》的出版，是他进入到全新知识领域的标志。

“有很多原教旨的儒者特别要强调中西之别，这很奇怪，另一拨反传统的人也是强调中西之别。我自己的一个结论就是，中西之别没有那么大，大同而小异。”他认为处于当代，要重新理解儒家有必要借助西学，“虽然是儒家的秩序，但也是现代的秩序。”他的新著《儒家式现代秩序》从“君子”、“制度”两方面入手，探究的正是儒家的“多中心治理”在当代进行“新生转进”，进化为“人民儒学”的可能。

没有礼仪就没有公共生活

有一件小事曾让他纳闷过，“有若干学生给我写信，可信的前面没有称呼，后面也不署名。”跪拜事件引发的争议，更让他深味了“礼”的重要性。

“没有礼仪就没有公共生活。礼仪就是人与人相处的规则与程序。在某种意义上，民主法制也属于‘礼’的一种。”“可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很粗鄙，从高官显宦到富商大贾，到中产阶级和小资。反而是有很多农民，行为要比这些城市权钱阶层更优美得体。礼失而求诸野。”

他觉得当代中国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重建礼乐”。“我们有很多人都在高声谈论公民社会。但是那些自命的公民聚集到一起时，他们真能承担给自己设计的使命吗？他们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懂，所以连个会都开不起来。”

他在《重新发现儒家》之中，正本发微，一一详析了大众心目中对儒家礼教、三纲、名教、宗族、义利等十八个方面的误读。“对礼的误解是最多的，认为礼束缚了个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或是维持了某种等级制度。这其实是对现代社会的运作存在很大误解，其实你会发现外国人的规矩比我们中国人多得多，这规矩就是中国人所讲的礼。”

礼的作用是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秋风最喜欢《礼记》里这句对礼润滑下的人际关系描述：“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这是对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的最佳定义。”

君子的养成

《白鹿原》中的仁义村所在地，正是他的故乡。从小耳濡目染，他观察到在这偏僻之地，礼以顽强的生命力存活在农民的仪式和言行之中，使乡村自我组织和自治着。“《白鹿原》电影里最激烈的故事都是在祠堂展开的，祠堂就是村庄组织的中心、权威的中心、文化的中心。离开了这个祠堂，村庄就是一盘散沙，所有的农民都是待宰的羔羊。”

对钱塘江以南中国的观察使得他更具信心：历史上儒家重心的不断南移，为这片土地留下了重视宗族、私人产权保护完善、自治精神浓厚、崇尚市场秩序的传统。即便在计划经济最为严厉的年代，这里的基层社会仍以隐蔽的方式存在着，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迅速地活跃与回归，无论是进行公共治理还是参与市场活动均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而基层组织的灵魂则是“君子”。“儒家所讲的君子近似于共和主义所讲的‘积极公民’，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君子首先能够自治，然后能治家、治社会组织。”

“现代中国最最深刻的危机，是君子或者绅士群体的暂时消失。如果不能重建他们，中国就不能完成转型。”而民国之所以伟大，在他看来，就在于清末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批沟通民间与官方的绅士。

如今各领域的精英是最可能担负起这一重任的人群。“企业家在过去十年中对于信仰的追求和恢复传统文化的努力比任何群体都要多。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管理企业就是要跟人打交道。他们所管理的工人就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到中国文化。这就是他们比文化人和专家学者对中国文明复兴更敏锐的原因。”

“有这样一个文化气氛，思想界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接受主流价值的士君子群体会慢慢出现和扩大，基础的社会秩序慢慢会重建，民主宪政也会完成。没有这个群体，即便因为某个幸运机遇，建立了一套民主法制制度，第二天也一定会崩溃，宪政是不可能正常运转的。”

但他并不赞成儒家变成宗教。“我用了一个词，儒家是‘文教’。或者更直白，儒家就是文化。”他分析到，康有为立儒家为国教、立孔子为教主、把孔庙变为教堂的努力遭到过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这其实是把儒家矮化、窄化了，让它能发挥作用的渠道变得非常狭窄，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一切东西都可作为儒家传播的渠道。”

他深信，“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格局的恢复，必将使中国的文化与价值重焕光彩。“儒家并未、也不可能‘博物馆化’，而必将参与现代中国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此乃儒家之天命所在，亦为中国之天命所系。”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