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国学大讲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场成功举行

作者：马剑平

来源：弘道书院

图（左起）：罗立军、余以为、白彤东、何光顺、吴宁

图为讲座现场

4月11日晚7点，岭南弘道书院青春国学大讲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场讲座，在广外南校F208教室举行，本次活动邀请的是复旦大学哲学院白彤东教授，以“儒学拯救世界——儒家经典在当下的意义”为题，阐述儒学与现代秩序的关系。本次讲座由“云山论道-思想家论坛”、“且力社区-经典阅读”和“弘道书院-青春国学大讲堂”共同举办。何光顺老师主持了本期讲座，主要嘉宾有中山大学吴宁老师、广东食品药品学院罗立军教授、弘道书院副院长余以为老师。讲座获得圆满成功。

在何光顺老师先对本期讲座主题和主讲人做了简要介绍后，弘道书院余以为副院长也表达了对广外人文经典阅读和国学讲堂的支持，并提出以后可对广外同学们组织的儒家经典阅读活动进行适当资助。接着白彤东教授开始了他的讲座。以下为讲座实录：

白彤东：大家晚上好，（鼓掌）谢谢。星期五晚上大家本是可以休息，但还是到这来听讲座，谢谢诸位。大家都知道，哲学Philosophy来源古希腊，它的本义是爱智慧。哲学其实也是锻炼逻辑思维能力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处死，因为当权派认为他是诡辩哲学的代表，也就是逻辑思维能力太强，太喜欢辩论了。按照我的理解呢，Philosophy其实是哲学家加律师。一方面哲学教各位辩论，另一方面让大家认识哲学与法律的关系。

今天我讲的是儒学拯救世界，请注意这个不是疑问句，这个是陈述句。先秦的经典对现在来说有什么意义，哲学与现实政治有什么联系？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崛起了，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我们很是自己高兴。但是其他国家很是担心，尤其西方人都认为中国人强大起来只想干两件事情，一个是富强，一个是复仇。中国人要把西方曾经对他们的凌辱都想找回来，其实这正是东南亚各国担心的地方，因为他们说到底不知道中国崛起到底要干嘛。西方有一套自己的发展和治理国家的模式，但是随着世界的发展它的部分弊端也明显暴露出来，最明显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他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也开始对现实有了很大地担忧。我今天做这个讲座，就是想希望通过哲学，给中国崛起要干什么提供一种可能性，给中国发展提供一种文化的信心。同时也给中国崛起提供一个阐释。我这个阐释是跟其他诠释有区别的：有部分人认为要崛起富强，所应该走的中国模式，是要走西方资本主自由民主的道路，因为我们原来的所谓传统文化之下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完全是糟粕。但是近几年西方内部遇到很多障碍，其他国际遵循民主自由模式治理的国家反而带来动乱，因此就有人开始怀疑西方模式是不是好模式。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非常成功，不一定走西方模式，可以走中国的经济政治模式。当然了，以上的阐释和我自己所做的是没有关系，他们想解释现实中中国为什么成功了。我是学哲学的，没能力判断中国为什么成功了。

另一点，其实中国崛起跟中国传统的关系并不大。中国如此迅速崛起我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政府十分强大有时甚至可以为所欲为（比如说强拆），但是我们的政府要是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们的发展当然是非常迅速的。大家知道哲学上有两种表述，一种是描述性的，另一种是规范性的。比方人是自私的就是描述性的，人应该是自私的就是规范性的。哲学家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坐在家里空想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今天所讲的儒学拯救世界，就是指儒学应该给世界提什么模式，这个是规范性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儒家是文化的代表，所以要按儒学要求的人来做事，因此有很大一部分人说要复兴儒学，这个说法我自己并不同意。因为它一是从历史上来看站不住脚。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很难说是儒学的指导。比方说汉朝皇帝管国家有自己的模式，王道霸道兼用，不止靠儒家，还靠法家。从当代来讲，150年，我们的先辈们很努力打倒以前传统，尤其是反对儒家学说。在这150多年里当然也不是儒学当道的，所以从历史来说儒家学说不是唯一学说，只能说它是代表学说之一。从当代来说，我一直在上海教书，广州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听说广州市禁摩的。上海没有禁摩，上海的街道出去一走，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行人大家都是互不相让，开车的看不起走路的，走路的看不起开摩托的，这个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不是儒家的理想社会。从这一点来看，儒学只是文化主流之一但是不是唯一主流。中国是儒家所以国家要搞儒家的东西，从现实来说站不住脚，理论来说也站不住脚，原来的儒家经典著作没有说只是为中国人设计的，他是为华夏设计的。 

那就有人问了，华夏不就是中国么？其实不然，那些经典所针对的是文明人，其实适用所有人。五四以后，很多文人认为我们被西方列强轮流欺辱，文人得出结论他们觉得是我们的文化不行了，这个文化就特指儒家文化，他们对自己原有的一套失去了信心。我想讲回到儒学原始，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普世学说，不是特殊想法，它适合所有人所有区域。我也不支持其他一些儒门同道的说法，他们认为西方实行自由民主跟基督教有关，中国是儒家，不能实行自由民主。1840年以后，很多人认为中国器物到制度都不行，从被英国打败到被日本打败，戊戌变法失败等等开始就一直在失败。于是到了五四时期文人们就开始反思，他们认为是文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要想富强就要接受西方的民主科学，就是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西方有民主科学，因为有西方文化，所以要学习西方文化。保守一点的，就说要学习西方文化，然后搞一套自己的东西。其实我所强调的就是儒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总之是普世的，不存在你适用我不适用的问题。 

那么儒家所指的含义在什么地方？中国哲学史心性哲学目的，思考以及做一个好人，认为儒学只讲个人修养。其实这个在学术上站不住脚。比方说韩非子，他没有讲让人做一个好人，只是偶尔提一下。儒学不是心性修养学说，它有很强的政治性。汉宣帝不接受那帮儒生的建议就是认为其过多干预政治。朱元璋农民起义成功之后，当了皇帝读书读《孟子》，却发现儒家也支持支持汤武革命，于是他便删《孟子》中的反对当权的。儒家对政治其实有很强的参与性。有很多人说，中国两千年是封建专制，于是便对对传统政治没有一丝认同，这是很是糟糕的。“海外新儒家”这个学派，尤其对中国传统蔑视，其中的代表人物刘述先，在他的几本不同书里重复了同样的话语，他说儒家学说有三种性质：一种精神性的，一种是庸俗性的，一种是政治化的，其中政治化的就是为皇帝做走狗，没什么好东西，全然是皇权专制。保守派想讲儒家，但都只讲心性，不讲政治，因为政治是黑暗。其实你回头仔细看看，以前的历史教科书，简单地说“封建专制”，但这种说法是非常武断的，其实，封建都并非专制，把封建和专制联系在一起是站不住脚的。 

西周开创的封建制，是在它打败商国，其实是打败了商朝的政治中心，其他区域仍旧认为自己属于商朝的控制。周朝为了控制这些地区就想出封建的办法，周天子找一些得力的亲信朋友，给他们钱给他们人手，让他们在周朝控制不了的地方建城，保护自己领地的同时，去蚕食殖民周围的土地，实际上是一套军事殖民制度。跟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形一致。但是王畿以外周王控制不了的地方，各地方就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自治地方也“山寨”周王所做，采用更进一步的分封制度来控制周围土地，周王自己控制领地，但领地不大，并且他只跟自己直属的诸侯有联系，跟诸侯下面的卿大夫，士等关系并不大。这样看来的话，封建恰恰鼓励地方自治。但是有人不同意了，就拿出《诗经》为封建专制做辩护，他们引出“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这句话来表明周天子的所谓专制，但是我建议你们读一下那首诗的全部。这首诗其实讲的是一个大臣在抱怨，抱怨自己公务繁忙，没时间照顾父母，抱怨周天子为什么给自己这么多事情干。 

西周封建制度实行四百多年就垮掉了，而后经历春秋战国，便出现了秦朝所言的郡县制，这个郡县制就确实是专制制度。反传统的结果就是认为封建和专制是连在一起的，西方是进步的，自己落后了，认为自己的过去与现在完全对立。西欧中世纪的制度与西周封建制度有相似的地方，中世纪结束后西方大都开始推行民主制度。而有人就用西方的民主年代前是专制时代，于是便推出中国的专制时代，以西方封建推中国封建，这其实是双重胡说，一个是胡说八道的胡说，一个是用西方历史套中国历史的胡说。他们认为历史发展就五个阶段——氏族部落，奴隶制，封建专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两千年前，就是从秦朝开始时是封建专制时代，从时间来推出西周时是奴隶制政体，所以孔子被讲成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一味认为封建专制都是坏的东西，都是从理论上错误的看自己的东西，加之封建制度与专制制度诞生的时间也完全不一样，这岂不荒谬。

我们应该好好看中国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儒家到底干什么。孔孟生活在西周封建制度垮掉的时代，他们需要探索新的制度，周国只是乍看的大国，其实下属的分邦级别低并且大都小国寡民。封建制度垮掉之后有个很具代表性的语句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就说凭什么你老是当王管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当？因此周朝后期出现春秋五霸，他们逐渐开始摆脱周天子的控制，独立管辖自己的区域，因为周王他一人自己难于控制。周王逐渐没落之后，小国只见开始互相吞并。之后这些国家都开始独立，但是没有周王的调节，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与国相互之间的关系。另一个他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国家内部怎么凝结，封建制靠周礼，周礼规定贵族聚集时间打猎喝酒聚会拜祖，所以周朝有相对强凝聚力。周之后，王高高在上，民在下，没有周王在中间调节，相对凝聚难度就大。但是周礼只适合小群体，只适合有限的人数。周是层层分国管理，周天子被灭掉之后，即他的政权合法性丧失，因此一些大的国家丧失了中层的统治结构。鉴于此种困境，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自然而然想建立一套制度，想在如下三个问题中有所建树：即凝聚国家，国国关系，统治秩序的产生及合法性。

那么儒家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就知道儒家不是保守主义，不是恢复周礼。孔子其实只是打着保守的旗号，干革命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周礼的一个规定，就是三年之丧，就是说一个人的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之后，这个人必须守丧三年，在这期间不能当官，要生活节俭，不能娶新室。论语里面有一篇就是讨论三年之丧。讨论双方是孔子和他的一个另类弟子宰我，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长，守礼法的人干活守丧，不守礼法的这个时候的去当官，这样一来二去岂不社会沦丧（原文：宰我：“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宰我认为这对维护周代礼仪制度有害，其实他是个保守的改良派。孔子就反问他如果不守三年丧，你心安不安，宰我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你就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孔子从来不当骂人，背后就骂宰我说他不仁。其实按我自己的话来说，养小孩的三年，不就是给小孩“守三年之丧”，因为你的父母养你，直到你三岁之后才能相对独立，守丧三年也并非过分的事情。（原文：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没有当面反驳宰我，其实他也是认为礼教规定可以改，但要有原则，要有基本仁义原则，根据此原则可以改变原有的一些规定。 

仁义这个说法到孟子的是时代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恻隐之心”的说法。他认为，政治因建立在同情心的基础上，因为每个人都有同情心，比如说突然看见小孩掉井里会有扎一下，怵惕恻隐，但是他强调了内心所有的恻隐，没说实践，没说实际行动，没说立马就去救那个孩子，“小悦悦事件”就是如上所说的一个鲜明的例子。要想把这种恻隐之心付诸行动，这个是需要养成努力的。孔孟试图去用这种方式回答（解决）国家的内部凝聚问题——恻隐之心很强的情况下才能当君主，才能凝聚人，尤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之间更需要“恻隐之心”。每个人善的种子长大的地方就是家，从家里面开始学会关心他人。儒家强调，家庭是培养道德第一站，是最好最重要的场所，这是儒家强调对父母的孝，从这里开始学会关爱他人。但是五四时期这种“家”被描述成父权君权等的工具，可事实恰恰相反。儒家强调父子之间的相互的关系，就是父子之间要相互关爱，只不过是他强调孝道更多一些。其实上对下的关爱是不需要努力培养的，人作为动物有一种自然的对下的关爱，自然界的其他物种都必须关心下一代。上对下的关爱不需要努力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但是下对上的关爱以及努力是需要后天培养的，从“家”出发开始关爱他人，关爱朋友，陌生人。这是儒家从家庭培养所需要达到一种泛爱的状态，从家为初始点来凝聚一个国家。

儒家的家庭至上会被有些人解读为腐败之源，这些人认为“家”即“私”，其实这是不对的。泛爱是儒家的理想，而墨家提过与之类似的兼爱，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兼爱是平等普遍之爱，儒家是程度不一样的，举例来说比如石头丢在水里，中间的波最强，四周的就开始慢慢减弱了，儒家所说的对他人爱是对家人关爱的延伸品，不可能程度不如。理想的爱是泛爱但是不平等，对亲人的爱多于陌生人的爱，对本国爱胜于对外国的爱，而墨家的兼爱所提倡完全平等的爱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因此，儒家所说的泛爱就解决了国家内部凝聚的问题。而西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西方通过“民族国家”的方式来解决，它通过血缘凝聚一个国家，因此导致了这些民族国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即对内王道，对外霸道。比方说比利时，他对自己的国民和对非洲的奴隶的对待存在天壤之别，犹太人在德国的困境其实也是民族国家的弊端导致。但是民族国家好处是凝聚性强，但同时对外排他性太强。儒家会讲爱本国人，但是也不是主权是神圣至上的，也是需要爱外国人。比如自己国家发大水，民族国家挖个水渠把水排进外国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儒家学说所强调的对待他人他国就不会这样。 

儒家强调的是一种是“弱”的爱国主义，好处对外是不会那么残暴，坏处是凝聚力并没有民族国家那么强。中国历史上被别族灭过很多次，但是文化并没有隔断，原因就是文明延续与国家有关，而我们的国家不是靠民族认同的，是一种文化认同，是文明认同，这种情况下哪怕种族不同但是他族所拥有的好的东西也是可以认同的。西方在实行民族国家之后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五四以来主流知识分子要求实行民族国家，认为进入现代社会必须走民族国家道路。解放后，我们又开始搞苏联式的民族国家，臆造了很多民族，其实那些所谓同一民族之间也并非互相认同，比如青海的藏民和西藏的藏民，他们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的一个同事是他们家里的唯一土家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建国之后搞民族划分，那时的政策是这样划分的，住在山上的就划分土家族，山下的就是汉族，而土家族是个少数民族，当时政策上有很多优惠，我那同事小时候家里贫困不得已就被政策鼓励划成了土家族。这种做法其实是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分离，我想这也是昆明暴力事件的原因之一。西方人后来搞过“世界主义”，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这也是解决民族国家办法，但是这种想法太过天真，因为这实际上是墨家兼爱的想法，很难实现。如讲儒家的国家关系，就是当一个国家处于水深火热，另一个国家可以给予帮助，当代中国内部若果一有事情，就说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需要你们外国来插手来处理我们的事务，这是很奇怪的。最后一点，儒家的统治阶级怎么产生，合法性来源于什么地方？孟子强调的政权合法性来源于人民，而政府教化人民道德，但是政府的经济责任更首要，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财产，物质保证才能有道德。举个例子来说，政府不能确保那些农民工的工资按时发放，他们没办法就去抢劫盗窃，之后就把他们抓起来关在监狱，这其实是政府在犯罪，政府在“网”民。并且如果政府有毛病，民众是可以把它废掉的，儒家的政治思想其实是提出了问责制度的雏形。

儒家忠君，又为什么废弃君主？孟子回答说我们反对弑君，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如果政府未尽到自己责任，弑君以及推翻政府都可以，儒家具有一些民主主义思想。林肯提出过“民有，民治，民享”。儒家那里，说民有，民享，没问题，但儒家没有民治？因为儒家提倡的是贤人政治、大人政治和精英政治。如孔孟都提出让有能力的人，来教化鄙人，让有道德有文化，有贤能，有能力者进入等级上层做统治者。那么它的现代意义在哪里呢？比如孟子活到今天，他肯定会提出要设立“两院”，一个民意院，一个贤人院。什么会让我过的好以及继续好下去这个问题普通民众难以解决，所以需要贤人，让那些贤人来制定政策管理国家。科举制其实就是对贤人甄选的一种尝试。孟子会提出，民意院以及贤人院混合管理国家，这其实是个好制度。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制度？因为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具有局限性。实行一人一票的前提是人民需要雪亮的眼睛，这也是美国的民粹政治局限性，美国只有投票人对政治具有决策权，这就会导致诸如财政赤字无法解决，因为财政赤字是现在花未来的钱，而那些未来人要么还没出生，还没有投票的权利。还有一个弊端在民主国家下难以解决。在一人一票内部，强势对弱势有很明显的一个压制，尤其是没有自由宪政的国家，比如非洲一些国家。一人一票制度的背后假设是人民眼睛雪亮，人民对国家利益可能没有判断，但是对普通民众总对自己利益具有一定的判断，这些利益需求汇集而成为国家利益的指导。但是现代每个国家基本都是全民劳动国家（除了极少如沙特等国家），大家都很忙，因此需要儒家所说的这种民众与贤人混合治理国家的模式。这种方式不但能适合中国人，还适合所有人。儒家的这种的普世的特别的学说，如若实行，价值必将更好。

在讲座结束后，有部分同学就儒家学说和现代法治的关系问题请教了白彤东老师，白老师做了回答，何光顺老师、吴宁老师、罗立军老师和余以为老师也都参与了讨论。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