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服运动”到“汉服运动”

作者：陈文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时间：2014年4月19日

近年来儒学复兴、传统礼仪复兴，为“汉服运动”提供了整体文化环境的配合与论证，可以说，“汉服运动”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

推行西服

加速西方文化在华传播

汉服的发明者是黄帝。《史记·五帝本纪》《周易·系辞下》都有描述，张守节《史记正义》曰：“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从黄帝开始，汉服延续了几千年。正如叶梦珠指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到了清朝，统治者推出“剃发易服”政策，这彻底改变了汉人自古以来的服饰状况。

随着中西文明的接触，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开始受到西方影响，中国兴起了“西服运动”，要求采用西方的服饰与发式。1892年，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首先提出易服论，到了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先后提出过剪发易服论。随着戊戌变法失败，“西服运动”开始转向民间自发的剪发易服实践。这些实践是从留学生中开始的，并且随之蔓延到国内的学生中。

“西服运动”以在中国全面推行西服为目标。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西服运动”将西服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表征，通过推行西服，加速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剪发易服论逐渐形成舆论，使得国家服饰制度问题成为清末政治文化的焦点问题。清朝服饰与发式是清朝统治权力的身体标志，清朝最终没有修改服制，采纳西服。

民国成立后，国家服饰制度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孙中山提出“博采西制，加以改良”的意见，也就是采用西服，但要参照各国西服，进行取舍和改良。

袁世凯上台以后，其服饰政策与孙中山有异。袁世凯提出“博考中外服制”的意见，从而将中国传统服饰纳入考察范围。从服制草案来看，袁世凯意中的中国传统服饰，乃是汉服，而不是满服，其服制草案采用汉服与西服的双轨制，西服与汉服并行。其范围不仅包括礼服，也包括便服。

服制草案受到广泛的质疑，认为草案将人民便服也纳入其中，全面改换服饰，是在沿袭专制政府的旧习。在舆论压力下，民国政府大幅度修改了草案，不仅放弃了对便服的规定，而且将西服与汉服的双轨制，变成了西服与满服的双轨制。民国正式服制的颁布，标志着“西服运动”的胜利，西服正式纳入国家服制。

“汉服运动”复兴

“西服运动”的推动者显然将西服“浪漫化”。西服的象征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初期，具有明显的效果，但是随着中国自我改革的深化，以及对中西文明差异的深入了解，西服的象征意义也递减了，从而回到服饰文化的语境中。中国人重新开始寻求自我认同，西服式微，满服重又流行起来。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服制条例》，废除了西服与满服的双轨制，而单用满服为礼服，同时将中山装确定为男公务员的制服。清末民初时期，复兴汉服的舆论与自发的汉服实践也是不一而足。

许多人将汉服复兴视为民国成立的自然推论。1913年，孔教会在曲阜举行祭典，陈焕章就穿着深衣参加：“二十七日晨兴，伐鼓渊渊，以敦执事。群诣行礼，惟陈君焕章深衣、玄冠，被服儒者。……有僧人某亦观礼听讲，偏袒袈裟，服彼法服，吾辈儒家者流而不屑与夷狄伍，乃吾之章甫、逢掖，绝迹于世，视彼雍容法服者，当愧死矣。”

民国期间举行的各种祭祀仪式中，通常采用汉服祭服。汉服最终并没有得到全面复兴，部分原因在于，民国政治法律制度中，虽然有服饰制度，但是已经脱离了传统衣冠文明的路径，汉服的复兴失去了重要的政治文化基础。袁世凯试图推行汉服式样的服制，却遭到舆论的普遍反对，被认为是政府对民俗的干预。清末“西服运动”中虽然夹杂着对汉服的怀念与哀悼，但是西服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成为舆论的主流。中国人重新寻求自我认同的时候，在简单化的中西二元对立模式下，汉服被忽视了，现成的满服成为中国传统服饰的代表。

如今，民间重新兴起了“汉服复兴运动”（简称“汉服运动”）。“汉服运动”与清末的“西服运动”极为类似，又有不同的意义。二者都将特定的服饰作为某种文化标志，致力于推广或复兴这种服饰，发扬或复兴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其不同点在于，“西服运动”是中国人在对自身文明发生严重质疑的情况下，试图“一切从西”。

如今的“汉服运动”则恰好相反，是为了寻求自我认同、自我张扬和自我肯定。西服式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背后服饰文化的异质性，汉服则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左传·定公十年》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夏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近年来儒学复兴、传统礼仪复兴，为“汉服运动”提供了整体文化环境的配合与论证，可以说，“汉服运动”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从近代服饰变迁的角度来说，当代“汉服运动”正是清末民初服饰问题的延续。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