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告别余英时？

作者：慕朵生

时间：2014年7月21日

来源：中国儒教网

继2006年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之后，今年6月21日，著名华人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先生，又荣获台湾儒商尹衍梁资助设立的“唐奖”之“汉学奖”，再度成为海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大盛事和焦点话题。

余先生不仅德艺双馨，而且著作等身，是蜚声中外的重量级中国文化研究专家。作为钱穆、杨联陞两位著名国学（汉学）大师的亲炙弟子，其中国文化功底之深厚、著述之丰富，海内外学界罕有出其右者，允为一代国学（汉学）大师；作为哈佛大学毕业生且在美国优游多年并长期执教于多所世界名校的学者，其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开阔视野、深邃洞见以及学术风格，堪称一代国学（汉学）学术典范。因此，余先生8年之内先后荣获分别被誉称为“人文诺贝尔奖”和“东方诺贝尔奖”的两大学术奖项，既是实至名归，更是众望所归，不存在任何的争议。

更重要的是，世界华人圈对余先生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那就是他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与执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实是其所崇奉的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阐释。其搅动海内外华人心弦和情感的两句名言，深刻揭示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诉求和特征：“哪里是安身立命的乐土，哪里就是中国”，揭示出中国文化涵育的社会，理应是一个仁政善治的王道乐土；“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则揭示出传统士大夫“以道为尊”的坚定信念，以及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感——传统士大夫乃儒家文化之载体与托命。

虽然如此，在笔者看来，余先生荣获“唐奖”既是其学术巅峰的体现，也是其影响式微的开端。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余先生提出并反复申述一个学术观点，“儒家的新趋向大致是退出公领域而转移到私领域”，亦即儒学只能在“修身齐家”的个人生活领域发挥一些重要的作用，而在“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领域则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建树——充其量是通过教育提高个人的教养，进而提升公共生活的品质而已。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甚至是与儒学的基本发展趋向背道而驰。

众所周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基本主张，而传统儒学则是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于一体，亦即涵盖并打通个人生活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的学问以及价值体系。特别是，儒家向来强调“政为大”，把参与政治视为儒学的重要命脉，并通过提出王道、仁政、天下、大同等政治理念，以及设计君相分权、太学养士、科举取士、御史监察等系列政治制度，把中国形塑成为一个政治和教化相与一体的儒家国度。可以说，如果没有政治，就没有传统的儒家和儒学。

学问渊博、目光敏锐的余先生并非没有洞察到上述现象，但认为儒家传统政治向来围绕帝制和专制展开，而近代以来又走向全盘崩溃并导致天然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儒学都呈现“游魂无归”态势，所以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在于学习西方、实现民主——这的确是中国百年政治发展的一大窠臼，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民国“四七宪法”到中共大陆建政莫不如此，只不过大陆选择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而已。就此而言，余先生关于政治的见解，并未超出百年来此起彼伏的西化论者！

问题在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演进虽然翻天覆地，但到目前，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其政治都远未臻于成熟和完善，而其间经历的种种挫折与痛苦，与其说源自儒家传统政治与现代社会卯榫不接，毋宁说源自完全割裂儒家传统而彻底学习西方政治，导致中国政治缺乏“定盘星”和“稳定器”，而横向移植来的西方政治模式，或水土不服，或变异乖张，不能尽如人意。所以，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始终是中国人的一大焦虑和诉求，且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而愈来愈迫切。

更重要的是，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是否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最完美的政治模式？人类能否超越西方政治窠臼而别开一套更加仁政善治的模式？这些问题即使西方学界也在探讨之中，尚无定论。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自然不应主动将政治儒学扫地出门而偏于心性儒学一隅，放弃参与拓展人类政治文明的机会。余先生常批评类似观点为“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使然，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绝不是妖魔鬼怪，而是人之常情——世界上并不存在脱离民族传统并压抑民族自信的普世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近代以来儒家政治命运多舛，但它并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缺席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表明，儒家倡导的“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至少被写进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946年《世界人权宣言》、1993年《全球宗教伦理宣言》等重要政治文献，而且都是画龙点睛的精华部分。同时，中华民国的五院政治架构，其考试院源于传统科举取士制度，监察院源于御史监察制度，而孙中山先生更是自称“尧舜禹唐文武周孔”的中华道统是其三民主义的基础。这表明，儒家政治或许并非不适合现代社会，而是我们没有找到更为合理转换的切入点。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的一大变化就是儒学的重新崛起，其重要标志恰恰是大陆新儒家关于政治儒学的论说，如蒋庆先生提出的“王道政治”、秋风先生提出的“儒家宪政”等，从而使得儒学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鼎足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三大潮流。尽管余先生对此不屑一顾，颇多讥讽，但笔者认为，大陆新儒家的一些政治哲学理念，恰恰是中国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生长点，至少是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大陆儒学发展进入了告别余英时的时代。

当然，大陆政治儒学的复兴，与余先生主张的“儒学进入私领域”的主张并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同时也并非完全拒绝继续学习西方政治。特别是，它不会丝毫减少学术界对余英时先生的由衷敬意。笔者提出“告别余英时”，目的只是呼吁大陆儒学复兴和中国政治重建，要超越余先生的成见，勇于打开广阔的思维空间。我想，这也是余先生乐见其成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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