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价值是中国治理体系本源

        作者：秋风

        来源：环球时报

        时间：甲午年七月廿四

                   西历2014年8月19日

 如何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现代化？关键是价值自觉。具体而言，在中国建立可持续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须以儒家价值作为基础。

政治须在特定价值框架中展开，否则就是野蛮的或毫无意义的;转型政治所追求之政制、社会治理体系，须有其稳定而获得普遍认可的价值基础，否则就不可能获得国民认可，难以稳定而长久地运转。

那么在中国，这个同时框定政治、规范政制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本来，这不成其为问题。自西汉董仲舒推明孔子之术、汉武帝表彰六经以来，中国政治之根本法度就是崇经、尊儒。其具体制度，由士大夫立足经义，因应时代变化，广泛运用各种知识，创制立法。历代制度不断变化，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中国之道常在常新。由此之故，历代所立之制，能长期稳定运转。

迄至晚清，士大夫依然立足经义，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因种种内部、外部偶然因素，导致此常态变法转型机制失灵。而有中国历史之歧出，外来意识形态蜂拥而至，轮番登场，争相按照自己的蓝图重新翻建中国。

毫无疑问，面对全新的技术、生产方式，面对急剧扩大的开放世界，与弱肉强食的国家关系，中国当然要变，引入现代生产技术与国家治理技术;中国也没有理由拒绝外部的宗教、价值、观念、思想、理论。中国文明自诞生起，就有两项根本美德：好学、包容。中国因此成为这个世界上宗教、族群等方面多样性最为突出的、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

但在多样性之中，有个发挥整合作用的内核;在高耸而敦厚的大厦之下，有个坚实而稳固的地基。这就是儒家价值。费孝通先生形容中华民族之格局为“多元一体”，“一体”就是儒家价值。没有儒家价值之整合、支撑，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必定解体，或不能形成良好秩序。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价值”一词不甚准确。孔子于中国古典文明陷入危机之时，删述六经。六经是中国之经，而不只是儒家之经。六经记录圣王之言、行、事、制，也就记录了中国人最初走过的路。中国之道在六经中。任何人欲在中国设计、构建良好制度，舍此道之外，别无他路。

现代亦不例外。过去百多年，国人尝试建立过各种现代制度，然而要么短命而消失，要么虽维持而不稳定。原因在于，精英缺乏道的自觉，一心服膺外人理念，试图照搬他家制度。这种做法，在没有文明历史的小型邦国，尚且不能成功，遑论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文明根底的超大文明与政治共同体。诸多制度看起来现代，实与国民价值格格不入，甚至敌对，自然难维系。后发国家现代政治失败的根源，都在制度与价值的冲突。

今日全面改革欲成大功，精英首当转变心态：吾辈所努力者，不是所谓的现代治理体系在中国，而是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治理体系，扎根于中国文明、体现中国之道、实现中国价值、反过来又由中国价值支撑之现代治理体系。它是现代的，但首先是中国的。

 为此，必须从价值上、制度上恰当处理中西关系。正确的原则，无非是张之洞提出之“中体西用”。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当保持开放态度，广泛学习、吸纳、消化外部各种有效的价值、制度。但前提是立定我之主体，而这主体是由儒家守护之中国之道、中国价值支撑的。换言之，中国精英须以中国价值涵摄外人价值，以实现中国价值之新生转进;以中国之道涵摄外人理论，以建立中国现代思想体系;基于这两者，消化外人创设之制度，同时基于中国历史经验，大胆自我创制，或可构建健全而稳定之中国现代治理体系。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附录】

        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

        作者：王小东

        来源：环球时报

        时间：甲午年七月十八

                    西历2014年8月13日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儒家思想引导中国未来道路的呼声、文章、学术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到今天已汇成一种不小的声音，被称为“新儒家”。这种声音，作为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几乎是一边倒的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照搬西方思潮的一种反省，无疑值得肯定。然而，以儒家思想主导中国改革的主张没有可行性——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价值判断。

儒家思想中的最重要部分，对于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的设计是什么？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以此为原则，给人类社会加上一个秩序。这个原则对当时的世界是个进步。然而，当时领先的儒家今天无论如何是过时了。首先，它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平等、独立、自由这些价值观确实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已经为整个人类社会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类社会已经学会了以平等、独立、自由为原则，构建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同时保持秩序，避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这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扭转的。

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用于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都基本上打完之后。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虽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起春秋、战国时期是小得多了，但“大争”仍旧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打仗，也要争经济，争政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我们也不能光挖掘儒家的，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儒家这个符号做新的解释，从而与西方中心论相抗衡。然而，儒家是在中国被多次打翻在地的符号。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神圣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失去了这样的神圣性，它作为凝聚人心的符号价值就大打折扣。

当然，儒家思想今天仍有其宝贵价值。这就是培养、保持一个凭借个人成绩而不是血统高贵选拔的阶层，将以“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等价值观教育、培养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很值得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继续借鉴。

中共十八大提出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一条新路。当今世界，科技、经济迅猛发展，带来进步，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等难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复杂化，互联网带来的政治运作、社会关系的急剧改变，恐怖主义的失控，很多人认为已是“历史终结”的西方体制也遇到了危机。不仅中国，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走新路了。作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要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也要为世界开辟新路做出贡献。这就需要继往开来。继往，里面包括儒家，但不可以儒家为主导。

我们要从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文明，从苏联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都汲取经验与教训，并加上洞悉未来的创造性，进行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社会关系与精神文化的探索，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导方向。

        （作者是北京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