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作者简介:姜志勇,江西南昌人,1980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政治学硕士。曾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发改委工作,现任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处副处长,多年从事内部材料写作,长于政治分析。学术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和当代中国政治。 |
习近平改革新路:从二元视角到三维画面
作者:姜志勇
来源:大公网
时间:甲午年七月初八
西历2014年8月03日
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一次会议(资料图)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改革进行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一个问题已经开始引起思想界的思考:和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相比,这一轮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或者说,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相比,这一轮改革在承继其经验的同时,最大的突破是什么?理解这个问题是认识未来中国政经格局和发展模式的关键。
要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就需要深刻理解邓小平和这一轮改革的思路,只有通过两种思路的比较,才能理解这一轮改革的最大特点在哪里。
邓小平改革的思路可以分为三点:一是两个解放,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是针对改革开放前的极左思想和改革开放中的新左派,极左思想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认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新左派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要素,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邓小平通过思想解放,在改革中大力推动市场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是对解放思想思路的坚持,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对右派思想、自由主义思潮的反对。改革开放后,社会上西方思潮大量涌进,产生了要走西方发展模式的思想,针对这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这是一条有选择的改革道路,也是变革与守成相互联系的道路。三是"摸着石头过河",面对改革经验的缺乏,邓小平没有采取改革的浪漫主义,而是遵照实干原则和理性精神,通过边改革边总结、边实验边推广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改革的新路。
总的来说,邓小平的思路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政治和经济,政治上要继续坚持已有的模式和道路,当然在具体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执政方式上要有所变通。经济上要走市场经济道路,通过搞活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政治和经济是邓小平改革的两个着力点,通过抓住这两个着力点,也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在抓住这两个着力点的同时,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全面变革。这一变革思路的直接成就,除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之外,就是塑造了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这是一种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有限市场的模式。学者萧功秦认为,这是"新权威主义"的模式,在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通过"新权威主义"的模式,实现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当然这种模式因为是二元的,因此内含不稳定因素,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可能导致严重腐败,一旦政治上的权威没有有效保障的话,国家就可能发生动乱,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影响。在亚洲、拉美的一些国家中,通过"新权威主义"发展起经济后,过度迷信自由主义,或没有抵制自由主义的侵袭,政治权威倒塌,经济增长停止。这种现象,为我国的新权威主义之后的改革提供了案例,也提供了警示和思考。
邓小平改革是对毛泽东时代模式的调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是一元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国家权力下,经济、社会等都处于附属地位,没有自身的独立性。邓小平通过改革,打破了一元结构,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分立的二元机构;相对政治来说,经济获得了有限却极大的独立性,也正是这种独立性,使得毛泽东时代被压抑的经济增长动力得到了释放。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来看,这一轮改革的思路可以归纳为:一是三个解放,解放思想和生产力之外,增加了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思想是政治,生产力是经济,说明本轮改革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将重点开启社会改革,而且社会改革是和政治经济改革并列的,而不是政治经济改革引发的后果。二是继续坚持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思路,当然这一轮的改革是在邓小平改革基础上的深化,比如经济方面,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治方面也要加强简政放权。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坚持,也是对邓小平变革与守成发展思路的坚持,当然也是对近些年来新左派、新右派、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发展建议的回应。三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这一轮改革更加强调顶层设计,这是对以前经验的继承,更是新时代改革的要求,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动力大多在基层,顶层设计则需要中央的规划和推动。
和邓小平的改革相比,这一轮改革有深化、有创新。具体来说,政治经济方面,深化的成分多,将继续邓小平的思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行政管理方式,调整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创新的方面,环保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将是主要方面,环保方面吸取了三十五年来的环境资源遭严重破坏的教训;文化方面要更加吸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意识形态的忧虑和出路的考量,也是未来中国文化建构的必然;社会方面则是更为突出的地方。文化和环境的改革,不会涉及到未来的中国政治格局和发展模式,但社会方面则不同,社会方面的改革将改变已有的政治经济的二元模式,走向政治经济社会的三维模式,这是由点到线到面的发展转变,二维的模式引起只有两个支点,难免不稳定,但三维的模式,有三个点支撑,则会形成一幅非常稳定的画面。
在社会改革方面,有三个思路值得关注:一是三个解放,上文已经论述,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于社会价值的论述,"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这八个字饱含深意,也预示着未来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模式建构的目标。三是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鼓励行业和社会自治。
在未来的社会治理方面,将有三个主体:政府、社会和居民,居民能自我管理的则不需要社会和政府管理,社会能管理的也不需要政府管理;同时,居民、社会、政府三方治理也是一种新的制衡模式。通过居民和社会治理权的扩大来限制政府的干预,同时,鼓励社会自治不是要形成新的社会的无限权威,居民和政府又会对其形成制衡。在社会领域,通过这种制衡模式,形成一个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的良性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在未来的模式中,法治主要集中在社会层面,保障群众的社会权利,而不是西方式的法治。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因为是政治经济二元的发展模式,在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这其中社会问题是主要的,例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家庭、征地、拆迁等。目前,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多,上访群众较多,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目前稳定形势中,群众主要关注的不是政治权利,而是社会权利,即不是关注选举权、自由权、参政权等,而是关注财产权、教育权、住房权、就业权等社会权利。因此,群众的主要希望不是政治改革,而是社会改革,保障他们的社会权利。这种情况和其他后发展国家不同,其他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后,人们关注政治权利,要求政治改革,中国群众则把目标放在了社会改革方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其他后发展国家政治变革失败的教训,政治上保障中央的权威、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正日渐成为共识。
经过社会改革后,中国的格局将从政治经济的二元结构转为三维画面,即在政治上继续保持已有中央权威和模式的前提下,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得到保障。在邓小平的改革思路中,通过发展经济来保持政治稳定,政治只有经济一个支点,在新一轮改革中,政治除了经济这个支点外,又有了社会这个支点,而有了两个支点的中国政治,将会比以往更加稳定。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共冀望通过发展经济来证明自身的执政能力,在未来,证明的方式将包括保障社会权利、解决社会问题,中共将进一步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自身执政思路和模式将更加成熟。
在三维的政治结构中,虽然还保存了中央的权威,但政府的权力将受到有效的制约与平衡。首先,居民和社会自治将限制政府对社会领域的干涉,完善的市场体制也将限制政府对中观、微观经济的干预;其次,通过保障社会权利,社会对政府有反制作用,一旦某个政府及其官员侵犯了社会权利,那么在法治的保障下,将会受到惩罚;其次,这样一种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将极大解决现有缠绕于政府身上的腐败问题,反腐败除了要制约权力外,更要减少权力,通过保障社会权利,政府的权力,尤其是中基层政府的权力将受到社会的制约。
经过社会改革后的中国发展模式已经不能称之为"新权威主义",而是"后权威主义"。在"后权威主义"时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将更为健康,同时,这种政治上中央拥有巨大权威、社会和经济上群众拥有自由和权利的发展模式,也更为适合中国。毕竟,拥有五千多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历史上,一旦中央权威变弱,地方分裂的危机就会出现。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可能就在此。
责任编辑:葛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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