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无论左右都在亲近儒学

作者：柯小刚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甲午年七月廿六

           西历2014年8月21日

【编者按】

自上世纪初以来，反对古代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思潮发轫之始，其中占据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更成众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百年中，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生活方式的变化，儒家文化似已成云烟往事，虽时有儒者赓续其学、振发其旨，却难挽其颓势。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传统价值和传统生活的转向，所谓“国学热”即其明证。一批被称为“新儒家”的学者正努力应对社会现实作出调整，以求在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儒家学说，特别是儒家的现代政治学说，在如今的中国究竟是“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还是潜龙在渊，大有可为？为此，澎湃新闻将陆续刊发我们对当代儒学学者的访谈与文章，以求展现这种社会思潮的大致轮廓，供读者讨论。以下为澎湃新闻对儒者柯小刚的访谈。

柯小刚先生蓄须，清瘦。他表字如之，无竟寓的斋号也因网络而广为人知。

他是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并执掌“道里书院”，曾访学德国、英国、美国，后来种菜昆山，读书静坐，兼修中医书画，因为太远，如今又与夫人搬回了学校宿舍。

作为一个教授，柯小刚的生活可算朴实，所住的筒子楼没有厨房，工资多少，从没查过。“因为我吃素嘛，根本吃不完，觉得钱很多。”

“道里书院”为他带来众多朋友。他们凝聚在他周围，一起阅读经典，并面向公众做公益讲座。多年来的道场在网络，今年开始有兴业全球基金资助，与国学新知合办公益国学班。有位一直资助他做公益活动的朋友何爱忠先生，最近把“道里书院”注册成了一家公司，把他自己的办公室拿出来做公共文化空间。

网上做了十年，书院终于落地。“但我坚持不做法人代表，也不占一分钱股份。”柯小刚如是说。

他还是践行着古老的生活方式，深居简出，每天早起打坐，画画，下午和晚上读书写作。自己会开中医药方，能给亲友看病，但从不收钱。

他也曾是现当代欧陆哲学阵营中的一员干将，研究海德格尔和黑格尔，也涉猎时髦的当代法国哲学，外语扎实，阅读量大，年轻时是冉冉升起的西哲才俊。在北大读书的七年，以及后来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访学中，学过古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和英文，读外文原著，用外文发表过文章。

岁月淘洗，他终究走上了天命的传统之路，重回古典。从马克思阶段、分析哲学阶段、自由主义阶段、佛道阶段一路转变过来，大学时转向儒家，此后二十多年来没有再变过。

也许这更贴近他的本性，在研究生时代的日记中，他曾经详细记载过每天在北大打坐的身体体验变化。路人看他的身影或觉怪异，其中的微妙感觉却只有他自己知道。

面对复兴传统如何可能的质疑，柯小刚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一直就在起作用。“传统的复兴”不是说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断绝了、现在要“死灰复燃”。这种流行的见解可能不是实情。他认为当前的“复兴”是将那些不自觉的作用和影响，转为自觉，进而发扬光大。

柯小刚在媒体前始终低调，他是一位不想做公知的儒家学者。在他看来，冷静旁观和理性分析不是学术远离政治的方式，而恰恰是参与政治的方式。

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到来才起飞。”

对澎湃新闻的采访要求，柯小刚犹豫了很久，终于答应。让我们来听他讲述对儒家思想和现状的看法，和如何做一个现代“隐士”。

澎湃新闻：您认为学者应当怎样在实践中践行一种理论和信仰？从整体集体无意识的角度看，传统复兴的可能性如何？毕竟古代的社会土壤和心灵状态都已经遗失。您说书法要复归修身的层面，但现代人离天人接近的状态已经越来越远，与古人相比更加艰难。

柯小刚：“学者”必须时刻善于学习，才是“学者”。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很多“主义”或“宗教”特别不同的一点在于“好学”、“善于学习”。现代中国为什么那么开放，善于学习西方、学习现代化？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个过程中“反传统”的一面，忽视了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发生，恰恰是以中国的“好学”传统为前提的。所以，“传统的复兴”不是说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断绝了，现在要“死灰复燃”，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一直就在起作用。现代中国不但是“反传统”的结果，也是传统自身“洗心革面”、“其命维新”的结果。早期现代化运动的思想人物提出的所谓“少年中国”、“新民”等提法，就是例子。今日“传统复兴”的意义不是从无到有的恢复，而是从负面的、不自觉的“起作用”转变到正面的、自觉的“弘扬”。

至于书法作为日常修养的提法，我是在去年参加“兰亭书法论坛”时提出来的。当时针对的语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再用笔写字，专业书法家又只搞“艺术创作”，日常也不写字，所以书法专业化、艺术化之后，丧失了古代书法的日常性和修身养性的功能。书法的例子反应的是传统文化中很多方面都有的一个情况，就是古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古代文化在现代处境中发生了很多异化的现象。我的建议是“请复其本”。这个本就是每个人，无论古人今人，都必不可少的生活元素。如果缺乏这些元素的话，他的生活就是不幸福的，至少是不健康的。

没有人愿意不幸福、不健康。所有人都希望过着幸福的、健康的生活，无论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莫不如此。所以，就书法为例，我的建议是，无论对于专业书法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都可以尝试玩一种叫做书法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获得心灵的愉悦。孔子说“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仁”就是天人感应的状态。天人是否远离？并不取决于时代或地方，而是取决于每个人。孟子看到一个放逸自己内心的人是远离“天”的、不明“性”的，今天一个每天写写字乐呵乐呵的人也可能是“求放心”的、贴近自然的。

澎湃新闻：中学和西学为什么有强烈的回归源头的紧迫性？德里达认为所谓“起源”只是一个虚构，怎样更接地气地思考现代人的处境？

柯小刚：中学的传统是，每个时代都在不停地“回归源头”。《大学》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这个意思。不要以为只有现代中国人才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朝历代往圣先贤、君子士大夫无时无刻不是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非常鲜明的固有传统。也正是由于这种传统在起作用，所以，近现代中国士子特别能敏锐地感受西方的压力和现代化的压力，洗心革面，发愤图强。

这也能解释，目前西学的“回归源头”运动的中心为什么并不在西方，而是在中国。中国学习西方学了一个多世纪，现在忽然发现，西方原来不仅仅是“现代西方”，还有一个水面下的巨大冰山：“古典西方”。如果我们不了解西方现代性的来龙去脉，不了解冰山下的巨大部分，那么，我们对西方现代化的学习很有可能是不明所以的“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中文西学界目前对西方学术源头的大规模探寻成了世界西学研究中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以“经典与解释”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学术译介和研究工作规模之大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在世界文化交通史上，一种文化的繁荣在另一种文化中得到更多的保留和发展，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波西学即佛学就曾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而在其原产地印度反而逐渐式微。

德里达关于“起源只是一个虚构”的想法针对的对象只是西方形而上学的起源概念，即希腊文所谓“arche”的思想。他从“书写与差异”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起源”，恰恰与易经的思想非常接近。2001年德里达访问北京的时候，在北海公园遇到一个用毛笔在地上写字的老人。德里达非常着迷地看了许久，也想了很多。无论中国书画传统，还是历史书写传统，都充满了“书写与差异”的“起源”思想，而不是实体性的或形式性的西方形而上学起源概念。在当代西方引起了后现代虚无主义的“书写与差异”思想，在中国自古就是与“核心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

《易经》既是中国玄思和艺术的源头，也是道德政教的源头，二者多有矛盾，但并非不兼容。《中庸》云“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就是这个意思。“如何更接地气地思考现代人的处境？”首先必须摆脱各种似是而非的“公知意见”，如是了解古今中西，不带偏见地调查现实，平心静气、深思熟虑地思考问题，然后才能接到地气，而不是满身戾气，看什么都不顺眼，在微博上发泄一通了事。

澎湃新闻：您说要廓清洋泾浜西学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包括哪些误读？哪些最需要澄清？

柯小刚：这个就太多了，不胜枚举，几乎包含每个中国字、每个中国文化的基本词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不拉，全都有误读，全部需要澄清。这个说法并不哗众取宠，因为这不是一两个思想概念是否得到正确理解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误差问题，是话语整体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翻译问题”，一个文明体系的切换问题（如果说不是冲突的话）。逐个词语的辨析、拨乱反正，自然是必要的工作，但整体的经典教育、经典解读和文明对话是更基本的工作。必须要有一批兼通西学和中国古典的学者来系统地重述中国经史，才能为系统性的纠偏奠定学术基础。然后就是基础教育和大众媒体的普及教育了。如此上下合力，未来经过数百年努力，或许可以起到作用。

澎湃新闻：您想当公知吗？是否认为自己肩负政治使命吗？“偏执的自由派、左派、传统文化保守派意识形态分子”的偏执和草率是很大问题，但是否这样的人也更有现实关怀？您觉得一个学者该不该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柯小刚：您也看到了，我一直回避媒体。我拒绝过很多采访。您的采访，我也犹豫了很久。我不想做“公知”的原因不是因为不关心政治和公共事件，而是因为太过“公共”可能会妨碍我思考政治和公共话题。“学院学者”的“专业化”和“公知”的意见表达“标签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表现。必须同时警惕这两种倾向。我的政治使命感早在初中的时候就很强烈，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选择了学术道路。我很认同孔子的话：“奚其为为政？”政治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乃至生命，特别需要节制、审慎、深思熟虑。相对独立的学术是健康政治的必要条件。冷静旁观和理性分析不是学术远离政治的方式，而是参与政治的方式。所以，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到来才起飞。”

澎湃新闻：要填补汉语伦理资源的亏空，是不是要求更多地介入政治？或仅仅是隐士式的修身养性吗？

柯小刚：我们不妨以美国作为例证。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多元、政治参与程度比较广泛的社会。但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等大党并不只是“竞选政党”，同时也是“核心价值观政党”、“社会教化政党”，乃至“传统文化政党”，虽然很多时候不得不为了选票而做出价值观方面的让步（如共和党在同性婚恋问题上有所松动等）。同时，各种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公众媒体也并不只是“中性”的争论平台，而是带有各种价值倾向、发挥道德影响力的。在多元文化和广泛参与状态中，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往往会占有天然优势。譬如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原先人为强加移植的价值体系崩溃之后，传统的东正教文化逐渐取得优势话语权。这种话语优势并不是强制得来，而是人民的自然选择。

所谓传统文化就是那些你想要摆脱也摆脱不了的东西，它构成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伦理基础。儒家的职责便是把“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自觉化、制度化（所谓“因人情而制礼义”）。无论在什么政体中，君主制也好，民主制也好，儒者的职责都是一样的：对主权者（古为“君主”、今为“人民”）既尽责又劝诫、既忠诚又批判，不亢不卑，温厚而坚强。无论在什么政党中，“政治政党”也好，“宗法性政党”也好，儒者的职责也都是一样的：以德性培养精英，以风俗教化大众，不讨好谁，也不排斥谁，让天下万物各正性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孔子说“有教无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澎湃新闻：对当前支持儒学的人怎么看？您觉得您和其他学者的区别在哪里？

柯小刚：我跟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偏左派、偏自由派的都有。目前无论左右派都在转向儒学或亲近儒学，这是很有希望的倾向。儒家或许可以为势不两立的阵营构建对话的平台，帮助双方达成一些基本共识。跟一些同龄学者比起来，我的转向可能略早。我是在九十年代中读大学的时候确定儒家“信仰”的（我承认这是一种信仰状态，但显然不同于其他“宗教”）。我是从自己的马克思阶段、分析哲学阶段、自由主义阶段、佛道阶段一路转变过来的。转向儒家二十多年来没有再变过。但我大学毕业时选择了去读西学研究生，做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研究，博士毕业后又自然回到中国经典。

澎湃新闻：一开始您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后来逐渐转向中国传统，这个脉络和历程是怎样的？最近侧重思考什么方向？

柯小刚：跟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是由西转中的。但不是最近这些年，而是早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我才读大三。那么，为什么1996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虽然已经确立了儒家“信仰”，却决定去读西学研究生呢？我当时很痛苦地想了两个月。我认识到，无论学西学的还是学中学的，所有话语都是西学的，而且往往都是“洋泾浜”西学的。但相对而言，西学的情况还较好。因为，西学的人至少知道自己讲的是西学，中学的人则往往满口西学概念却还自以为是中学。对这一点的认识促使我最后下决心先去读西学，原原本本地读西学，然后再回到中学。我认为这种“迂回”是不可回避的必经之路。我当时这么看，现在还这么看。我很庆幸当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并不认为自己浪费了时间。在北大的七年，包括后来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访学中，我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和英文（这些外语后来用得少，很多都忘得差不多了），读外文原著，用外文写作。但我的西学研究自始就是中国导向的、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如果说常见的中西比较工作是“以西格中”，那么，我的西学工作或许可算是“以中格西”。等到博士毕业来上海工作，我就很快回到早已确立的工作领域中了。

这在世俗生活层面可能是非常“吃亏”的选择，因为我的学术背景资源尽在西学，而中学方面我完全是半路出家、无依无靠。更何况在我工作的单位，西学，尤其是我曾经工作的德国哲学，是非常优势的学科，资源丰富，而中国哲学则有待建设。我乐意转向，参与中哲学科建设，引进了张文江、曾亦等知名学者和几位非常富有潜力的年轻学者。这对我来说有远远超越个人利益的信仰意义。至于具体学术工作方面，我三年前开始计划写一个“六经大义发微”系列著作，可能要到退休才能完成。最近几年的工作重点是《诗经》，然后会依次转到《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等，陆续为每一部经典写一本逐篇解读的书。教学与写作同步。后半辈子全搭上，也不知道时间够不够用。业余时间主要从事书画学习、创作和教学，身心愉悦。如上所述，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有“政治”意义的，远不只是个人的“心灵鸡汤”。

澎湃新闻：请您谈谈您的生活吧。我们不仅关注学者的观点，还关注学者本身的状态，身体力行有时更能说明问题。

柯小刚：我在昆山乡下有间小公寓，一楼带院子可以种菜，可惜太远（同济周边房子买不起）。十年的牛郎织女之后，我夫人去年来同济工作，分到一间小宿舍（只能住五年，我刚来同济也住过），我就跟她一起住筒子楼，没有厨房，吃食堂。每天早起打坐，画画，下午和晚上读书写作。办了一个“道里书院”，有十年历史了，跟师友和学生一起面向公众做公益讲座。多年来主要是在网上做，今年开始有兴业全球基金资助我们与国学新知合办公益国学班。最近又有个一直资助我们做公益活动的朋友何爱忠先生把“道里书院”注册成了一家公司，把他自己的办公室拿出来做公共文化空间。网上做了十年，书院终于落地，大家都很高兴，我也很欣慰。但我坚持不做法人代表，也不占一分钱股份。我只继续做我的大学教师和“书院山长”，坚持通识教育、公益文化，跟商业不沾边。

工作十余年，没拿过一分钱国家或省部级课题（多谢单位不搞“唯课题论”，否则，我死惨了）。工资多少，没查过。因为我吃素嘛，根本吃不完，觉得钱很多。自幼身体不好，从读大学的时候开始自学中医，倒也颇有心得，给亲戚朋友开开方子，多有效验，但从不收钱。深居简出，修身养性，读书，写作，画画，写书法，教课，带学生，做书院，上网讨论问题，不亦乐乎。去年“奔四”的时候写过一篇打油诗，韵律不通，自明心迹而已，算是这些年的一段小结吧：“烂漫窗前树，嘤嘤鸟鸣音。诗书解未半，空负继绝心。四十云不惑，困学到于今。少年负笈游，欧日与美英。中年弘圣教，青青咏子衿。弦歌亦不辍，岐黄与丹青。乾乾夕惕若，翼翼感神明。悠悠追古意，写此寄余情。”

柯小刚：四十述怀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