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训“训”什么　　

作者：任锋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中国新闻周刊》
时间：甲午年七月廿六
西历2014年8月21日

8月9日，《新闻联播》以头条新闻开始了“校训是什么”的系列报道。当时看到题目，我下意识地对家人说，南开大学的校训还是很有特质的。没想到，接下来播出的正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作为曾在南开园学习四年、工作五年的学人，内在感触当然非目睹耳闻所能尽。对于公众，这也是重审大学精神、校园治理，乃至文明脉动的一次良机吧!

校训与校徽、校歌一起，构成了一个大学的认同性精神符号。历史久远的名校大多都有，也有起步晚的——如我的第二母校香港科技大学，尚待孕育。有的还不止一个，如英国剑桥的拉丁校训，除了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寻求启蒙与智识之地)，还有一句苏格拉底的名言“我与世界相遇，我自与世界相蚀，我自不辱使命，使我与众生相聚”。

“校训”一词，本系东洋舶来以对应英语motto者。其获认可，也在于契合了本有文化精神。典谟训诰，都是体现三代理念的典范和规则。“训”从言川声，意在透过持续不断的劝导说教，使人归服某种理想。我老家方言里，还在单用这个字，而且是动词原义。“老师训我”，主语是某个权威性、示范性的化身，表达教化、带有威严庄重的意味，但又不至于像另一方言词“噬嗑”般严酷。

嵌入“校训”，其中寄托了多由大学创办者、主事人确立的基源性精神导向。以寥寥数语的凝练形式表达，作为一份精神托付呈递到每一位参加该团体的成员面前。后者以此为动力为规约，传承之推进之，而使大学成为一个生生不已的精神共业。我想，这就是校训的天命所系吧!

也因此，大学创立者等核心人物的言为行止、有形陈迹，对于校训之发扬关系重大。比如南开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的“中国不亡有我在”，振聋发聩。“允公允能”，表彰中国文明传统的贤能理想。“公”义之广大普遍，实不限于一国一地，必至“天下为公”而透彻。既公且能，非“又红又专”这类时代意识形态能束缚，正在其根底中庸包容，溥溥不穷。这让我想起南开东门宽阔笔直的大中路，想起当年宿舍旁的乐群食堂，在排队等大锅水饺之余，每每咀嚼镌刻在门楣的“乐群”二字，韵致非书本可达;前不久大学校长推荐读书，南开的龚校以《革命烈士诗钞》独树一帜，革命理想主义情怀可嘉，然不知抚弦几人能听？

第二母校香港科大的首任校长吴家玮先生曾表示校训可有可无，此说或可斟酌。印象颇深的是，当年吴先生向我们首批大陆研究生群体强调科大虽理工为主，却不能丢失人文关怀，因此坚持设立人文社科学院。具有人文情怀的吴校长，曾提议将大学门前的路命名为“仲尼路”，竟被矢志国际化的校董会否决。折中方案“大学道”，仍然寄存了吴先生的珍贵文明意识。还有那条海边浅滩明月流淌的路径，不知夜里徜徉过多少次，吴先生欲名之为“清照路”。这份文化情怀、文明自觉，怎好错失一个留念人心的校训？

校训虽承载现代中国的印记，里面却不折不扣地涌动着古老文明的血脉。

欧美名校的校训，大多显露基督教文明的底色，以及在此前提下申张启蒙时代的理念。譬如牛津的“上帝给我光明”、哥伦比亚大学的“在上帝的神灵中我们寻求知识”。“上帝”、“光明”、“真理”、以及“自由”，是常见字眼。而我们倚靠的，则是儒家传统的精神资养。的确，似乎没有校训以法家、墨家等立意（以吏为师？兼爱非攻？）。而且，大多数名校校训，表达的正是深受宋明近世儒家影响的理念，诸如“格物”、“明德”、“止于至善”、“经世济民”、“实事求是”。有心者比照四书经典，当可明了。这一点在其他东亚圈国家也可见，如韩国成均馆大学，以“仁义礼智”为校训，以孔子诞辰日为校庆日。

我们的“道”、“学”、“实”、“德”，同样扮演着根源性信仰和道德的角色。这些帮助国人泊定文明认同的方向，并为应对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提供平台。现在的问题是，经过传统断裂的危机，如何激活从而使先民的训导真正回响在今人灵魂中？设想若以“畏天命而修天职”为训，今人能否服膺其感召，而不打为“封建迷信”？又，民国代表的大学遗产如何有助于应对“钱学森之问”和“精致利己主义者”？

因此，校训“背后的故事”绝不仅仅限于深刻蕴涵的领会。这是个重新出发的时代，透过对家风、校训、乡约、社契、国法的再次审视，我们应当推进修齐治平中的规则维系和创新。校训作为大学精神的深层表达，如何透过校规宪章与治理架构的革新，充分养育象牙塔人的德性与自由？

这仍是有待完成的现代规划，其间梦想与挑战俱存。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