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应主导中国改革

作者：齐义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时间：甲午年八月初一

            2014年8月25日

中国的《环球时报》8月13日发表著名民族主义代表学者王小东的文章《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不争论”是为了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今天的中国已经迫切需要一场“大讨论”，来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为接下来的改革凝聚共识、指明方向。

经30多年探索与实践，中国的改革事业逐渐跨入深水区，已没有石头可摸了，亟需顶层设计的战略指导。王小东撰文称“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首先亮出左派的鲜明观点，从否定的角度触及这一话题。

在王小东看来，儒家思想之所以不能主导中国改革，主要有两点理由：一是讲究尊卑长幼的儒家礼制，已不合乎平等、独立、自由的现代普世价值；二是在现代国际竞争的“大争之世”，儒家的保守性敌不过列强不择手段的进攻性，可与守成而难与进取。前者是对儒家之“体”——价值性的否定；后者是对儒家之“用”——有效性的否定。三言两语之间使儒家体用双废，可谓一招毙命。不过细想一下却未必如此，以上两点不惟不是儒家的致命缺点，或许恰是其克治中国乃至人类当下时弊的制胜法宝。

在中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其本质都是现代派，二者共同尊奉自西方传入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立场，只不过在价值先后排序和实现手段上有所分歧。作为现代派，他们共享着对于传统的轻蔑立场：激进者要彻底打倒传统来为现代化开路，温和者也不过勉强承认传统曾有一点历史进步意义。

这种恃今傲古的片面性，造成现代派的思想盲区，他们只看到现代化的艳丽外表，却看不到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于是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现代化不充分的结果；为此不惜一切代价，非要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死心。其深层次的思维根源，则是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从五四直到今天，现代派一直都在梦想“科学万能论下的民主乌托邦”，但这其实只是遥不可及的西洋幻境。

中国的改革事业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是故反思改革必须从反思现代性的人类总体高度来展开，否则便无法把握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西方早已出现后现代主义，只不过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多是无力的哀叹和惆怅，缺乏积极有效的克治手段。面对现代性的迷思，前现代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一样，都可以成为一种批判和矫正的力量。儒家以其几千年政教文明的深厚积淀，无疑具有担此重任的能力。

儒家思想不过日用伦常之道，但正因为其平常，才能超越时代、万古不变。故儒家思想不存在过时的问题，而是贯通古今、与时偕行。相比之下，现代普世价值好似一堆抽象空洞的华丽辞藻，悬浮于脑而未契乎心，看上去很美，实则既未造道遑论有德，不过夸夸其谈的意识形态口号。

同样，所谓大争之世的国际竞争，是现代性极端扩张的一部分。王小东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说白了就是弃儒家而取法家。当年的秦国确实借助法家的改革，走上了横扫六国的统一伟业。但大秦帝国在短短的15年后，也与六国一样灰飞烟灭了。毁灭别人的力量同样能毁灭自己，古代的法家改革是这样，今天的现代化改革依旧如此。中国若欲和平崛起，需要学习的不是秦始皇而是周文王，这才是强而不霸的王者之道。

现代化本是为人服务的，反过来却成为一种异化人、裹挟人的力量，实在有违初衷。王先生一边主张平等、独立、自由的普世价值，一边却又偏爱法家争霸的富强之术，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仅凸显了其思想纠结，更反映了现代性内部的悖论和困境。

为了矫正现代化的弊病，应对不断恶化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趋势，使人类能役物而不役于物，在现代化之外还需要传统化的同时展开。传统化与现代化好比阴阳之和合化育万物，又如车之双轮互相平衡，保证人类的发展合乎中道而不偏于两端，在老路和邪路之外走出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当然，健康的传统化只能是儒家化而非法家化。

（作者是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附录一】

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

作者：王小东

来源：环球时报

时间：甲午年七月十八

           西历2014年8月13日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儒家思想引导中国未来道路的呼声、文章、学术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到今天已汇成一种不小的声音，被称为“新儒家”。这种声音，作为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几乎是一边倒的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照搬西方思潮的一种反省，无疑值得肯定。然而，以儒家思想主导中国改革的主张没有可行性——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价值判断。

儒家思想中的最重要部分，对于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的设计是什么？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以此为原则，给人类社会加上一个秩序。这个原则对当时的世界是个进步。然而，当时领先的儒家今天无论如何是过时了。首先，它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平等、独立、自由这些价值观确实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已经为整个人类社会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类社会已经学会了以平等、独立、自由为原则，构建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同时保持秩序，避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这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扭转的。

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用于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都基本上打完之后。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虽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起春秋、战国时期是小得多了，但“大争”仍旧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打仗，也要争经济，争政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我们也不能光挖掘儒家的，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儒家这个符号做新的解释，从而与西方中心论相抗衡。然而，儒家是在中国被多次打翻在地的符号。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神圣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失去了这样的神圣性，它作为凝聚人心的符号价值就大打折扣。

当然，儒家思想今天仍有其宝贵价值。这就是培养、保持一个凭借个人成绩而不是血统高贵选拔的阶层，将以“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等价值观教育、培养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很值得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继续借鉴。

中共十八大提出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一条新路。当今世界，科技、经济迅猛发展，带来进步，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等难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复杂化，互联网带来的政治运作、社会关系的急剧改变，恐怖主义的失控，很多人认为已是“历史终结”的西方体制也遇到了危机。不仅中国，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走新路了。作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要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也要为世界开辟新路做出贡献。这就需要继往开来。继往，里面包括儒家，但不可以儒家为主导。

我们要从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文明，从苏联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都汲取经验与教训，并加上洞悉未来的创造性，进行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社会关系与精神文化的探索，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导方向。

（作者是北京知名学者）

【附录二】

儒家价值是中国治理体系本源

作者：秋风

来源：环球时报

时间：甲午年七月廿四

           西历2014年8月19日

如何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现代化？关键是价值自觉。具体而言，在中国建立可持续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须以儒家价值作为基础。

政治须在特定价值框架中展开，否则就是野蛮的或毫无意义的;转型政治所追求之政制、社会治理体系，须有其稳定而获得普遍认可的价值基础，否则就不可能获得国民认可，难以稳定而长久地运转。

那么在中国，这个同时框定政治、规范政制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本来，这不成其为问题。自西汉董仲舒推明孔子之术、汉武帝表彰六经以来，中国政治之根本法度就是崇经、尊儒。其具体制度，由士大夫立足经义，因应时代变化，广泛运用各种知识，创制立法。历代制度不断变化，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中国之道常在常新。由此之故，历代所立之制，能长期稳定运转。

迄至晚清，士大夫依然立足经义，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因种种内部、外部偶然因素，导致此常态变法转型机制失灵。而有中国历史之歧出，外来意识形态蜂拥而至，轮番登场，争相按照自己的蓝图重新翻建中国。

毫无疑问，面对全新的技术、生产方式，面对急剧扩大的开放世界，与弱肉强食的国家关系，中国当然要变，引入现代生产技术与国家治理技术;中国也没有理由拒绝外部的宗教、价值、观念、思想、理论。中国文明自诞生起，就有两项根本美德：好学、包容。中国因此成为这个世界上宗教、族群等方面多样性最为突出的、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

但在多样性之中，有个发挥整合作用的内核;在高耸而敦厚的大厦之下，有个坚实而稳固的地基。这就是儒家价值。费孝通先生形容中华民族之格局为“多元一体”，“一体”就是儒家价值。没有儒家价值之整合、支撑，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必定解体，或不能形成良好秩序。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价值”一词不甚准确。孔子于中国古典文明陷入危机之时，删述六经。六经是中国之经，而不只是儒家之经。六经记录圣王之言、行、事、制，也就记录了中国人最初走过的路。中国之道在六经中。任何人欲在中国设计、构建良好制度，舍此道之外，别无他路。

现代亦不例外。过去百多年，国人尝试建立过各种现代制度，然而要么短命而消失，要么虽维持而不稳定。原因在于，精英缺乏道的自觉，一心服膺外人理念，试图照搬他家制度。这种做法，在没有文明历史的小型邦国，尚且不能成功，遑论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文明根底的超大文明与政治共同体。诸多制度看起来现代，实与国民价值格格不入，甚至敌对，自然难维系。后发国家现代政治失败的根源，都在制度与价值的冲突。

今日全面改革欲成大功，精英首当转变心态：吾辈所努力者，不是所谓的现代治理体系在中国，而是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治理体系，扎根于中国文明、体现中国之道、实现中国价值、反过来又由中国价值支撑之现代治理体系。它是现代的，但首先是中国的。

为此，必须从价值上、制度上恰当处理中西关系。正确的原则，无非是张之洞提出之“中体西用”。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当保持开放态度，广泛学习、吸纳、消化外部各种有效的价值、制度。但前提是立定我之主体，而这主体是由儒家守护之中国之道、中国价值支撑的。换言之，中国精英须以中国价值涵摄外人价值，以实现中国价值之新生转进;以中国之道涵摄外人理论，以建立中国现代思想体系;基于这两者，消化外人创设之制度，同时基于中国历史经验，大胆自我创制，或可构建健全而稳定之中国现代治理体系。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