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续中华道统，再造文化辉煌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授权

时间：2014年9月15日

中华文化是中国历史连续一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大本大源，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最深厚的软实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历史性课题。

《左传》有云：“国于天地，有与立焉。”

中华文化是中国历史连续一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大本大源，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最深厚的软实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更加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强调文化自信，注重文化安全，特别是提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发其生命活力，再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习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历史性课题。

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新概括、新凝练。我们有必要温习和牢记这些基本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并将其运用到个人和社会政治生活来，知行合一，德行并进，使这些古老而又珍贵的价值观念，再次迸发出熠熠生辉的活力。

所谓“讲仁爱”，在世界各大民族之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重视“仁爱”，以至于往圣先贤直接将“仁爱”视为人的本质规定。如：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人者，仁也”；朱子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

“仁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根植内心的真实情感。“讲仁爱”就是每个人都要以自己的真实情感为中心，以“亲亲”即孝敬父母、友爱兄长为本，由己推人，由近推远，环环扩展，与他人互相尊重、彼此友爱，从而构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塑造温情的社会秩序。

至于“讲仁爱”的具体方法，一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中外学界誉为人类的“道德黄金律”，并被写入1997年世界宗教大会《全球伦理宣言》，而“仁爱”思想也被写入1948年联合国大会《世界人权宣言》，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所谓“重民本”，早在欧洲尚把奴隶视为“家庭私有财产”的3000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就提出了“重民”、“爱民”、“安民”、“利民”、“养民”、“保民”的“民本”思想。《尚书》所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也。

“重民本”是“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人本思想和“仁爱”道德思想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它要求执政者“以民为本”，据王道，行仁政，关爱民瘼，重视民生，敬畏民意。惟其如此，一个政权的政治统治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天命”就会转移，政权就会更替。因为虽然“天不言”，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

古老的民本思想既是中国古人批评和反抗“恶政”的理论依据，又是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重要来源。孙中山先生就曾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作为自己民权学说的发轫——至今仍是中国社会政治建设的基本立足点之一。

所谓“守诚信”，“诚”和“信”含义略同、互为解释，故《说文》释曰：“诚，信也；信，诚也。”《中庸》云：“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意思是说，诚实守信是宇宙的基本法则，而践行诚实守信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它要求一个人既不自欺、也不他欺，诚实守信、践约履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惟其如此，才能赢得信誉和尊重。

与此同时，诚信还是治国理政的枢纽，所以《管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而孔子也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强调国家和政府要取信于民、为民所信。否则，在一个政府缺乏诚信、人人尔虞我诈的社会中，不仅每个人无法幸免于难，而且会造成社会政治离心离德。因此，诚信是践行美德的核心要素，所以《中庸》云“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而清儒戴震则更是强调：“曰善曰德，尽其实之谓诚。”

所谓“崇正义”，近代以来，国人好言西方“正义观”，殊不知中国“正义观”同样源远流长。“义，正也”（《墨子》），“义，宜也”（《中庸》），“正义”就是每个人和全社会都认同且遵循的公正和道义，所以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一个社会若无正义共识，人人各行其是，则必然分崩离析，相反，“行义以正，事业以成”（《荀子》）。亦如贾谊所说：“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

“崇正义”一则要分“仁义之别”：“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即是说，“仁”是用来爱别人的，“义”是用来正自己的，需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二则要严“义利之辨”：儒家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求每个人都能“见利思义”，推广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大学》提出的一大治国原则：“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所谓“尚和合”，《国语》有云：“商契能和合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保于百姓者也。”又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合”就是承认世界万物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强调不同元素要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和平相处、和衷共济、和光同尘。《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也。

“和合学”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张立文先生指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身与心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危机，化解之道就是“和合学”提出的五大原理，即以“和生”原理化解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生态危机，以“和处”原理化解人与社会的冲突即社会危机，以“和立”原理化解人与人的冲突即道德危机，以“和达”原理化解人的心灵冲突即精神危机，以“和爱”原理化解各文明之间的冲突即国际危机。

所谓“求大同”，《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是中国古人关于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深深印入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刻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无论是维新派康有为，还是革命派孙中山，都是“大同”思想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孙中山先生不仅曾手抄《礼记》大同章，而且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明确指出：“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研究表明，“大同”思想的确对社会主义思潮早期传入中国起到了重要的接引作用。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既包括修身要道，又涵盖治国理念，体现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精神，突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既具有独特的民族魅力，又具有全球的普世意义，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

充分认清中华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种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能否在全社会推而广之、由人们践而行之，既取决于其思想价值的魅力，也取决于各种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近代以来，直到今天，中华文化遭遇各种严峻的挑战和危机，以至于我们一度遗失了这些历史悠久而又优美高贵的价值观——中华文化从未遭遇如此大的破坏和断层，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激烈反传统的危害。

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大规模遭遇，西方列强借助坚船利炮屡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积贫积弱的中国则屡战屡败，沉重打击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由此引了发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反思与批判，最终导致出现了激烈反传统的现象，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或如美国华裔学者林毓生所说的“反传统主义”。

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余英时先生也指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的确，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主义、思潮以及社会文化运动，尽管其主张千差万别，但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反传统，而巅峰就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文化造成了严重的戕害。

暂且不说那些主张“打倒孔家店”（吴虞）、“不读中国书”（吴稚晖）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钱玄同）的激烈反传统论者，就连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反传统痕迹，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甚至冯友兰、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等部分“新儒家”，无不或多或少试图利用西方思想和价值来改造中华文化——背后的预设就是“中不如西”、“古不如今”。

经过上百年的激烈反传统，中华文化出现了巨大的断层，导致固有的典章文物、理想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礼仪风俗等丧失殆尽。如今，大多数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感到非常的陌生和疏离，缺乏“了解之同情”（陈寅恪）与“温情和敬意”（钱穆），常常下意识中把中华文化视为“封建”、“专制”、“愚昧”、“落后”、“反动”、“顽固”的东西，就连一些知名学者也常口无遮拦地使用“孔老二”、“丧家犬”等侮辱性字眼称呼中华民族的大圣人孔子。

——西方价值观的侵蚀。

“激烈反传统”的必然结果，就是“拼命往西走”（胡适），亦即“全盘西化”或“部分西化”的思潮。比如，民国时期西化思潮代表人物陈序经就曾提出，“中国文化一切不如人”、“西方文化是现代世界文化”，所以“中国必须全盘西化，才能实现现代化”。

陈序经的观点自然存在很大偏颇，当时就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百余年来，中西文化碰撞交锋的历史，就是一个“西进中退”的过程，直到目前两者的格局仍是“西强中弱”，中国从历史上的“文化输出国”变成现在的“文化输入国”。

这种大规模的“文化输入”，已经波及渗透到每个人乃至全民族的方方面面，严重侵蚀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甚至是生活方式，以至于现代的年轻人最喜欢玩的是“迪士尼乐园”，最喜欢看的是“好莱坞大片”，最喜欢吃的是“肯德基”、“麦当劳”，最喜欢过的是“情人节”、“圣诞节”，甚至是开口闭口“Hi”、“Bye”、“I loveyou”——他们被戏称为“香蕉人”，亦即“皮肤黄色、内心白色”的人。

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学术研究领域和社会政治生活领域，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无孔不入，不少人对中华文化弃之如敝履，惟西方学术、范畴、价值是瞻，鹦鹉学舌，邯郸学步，成为可怜的“留声机”和“应声虫”，陷入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境地。

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危害了中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消解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可以说，中国虽然已经独立建国，中国人虽然已经站立起来，但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上，仍没有走出西方文化的阴影。

——现代性生活的裂变。

在寻求“国家富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商业化进程等在内的现代社会转型，呈现出明显的挤压特征，即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的历程，压缩在短短的近几十年之内来完成。这一转变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虽是人类历史的一大奇迹，但对中华文化构而言，却是在还没有抚平由“激烈反传统”和“拼命往西走”所造成巨大创伤的同时，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文化的严峻挑战。

比如，随着人们商业规则、权利观念、诉讼意识等大幅提升，过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日渐淡化，中国社会正在由一个充满温情的“熟人社会”，变成一个人情冷漠、人际疏离的“陌生人社会”。

又比如，现代社会裹挟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及理性化和世俗化一路狂奔，必然会吞没优美而又神圣的传统信仰，出现了人类社会的“祛魅化”现象。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日趋衰落，“天地亲君师”等观念逐渐消亡，人们越来越缺乏神圣感和敬畏心，越来越“无法无天”，诚如孔子所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表明，中华文化传统面临着一个如何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紧迫任务。

一种历史悠久、厚重博大的文化是一个生命体，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一旦抹杀记忆，割裂传统，难免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我们作为中华文化的传人——这是命中注定、无可逃避的，必须摈弃对中华文化的“弑父”情结，走出西方文化的阴影，重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接续中华文化传统。否则，再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是空中楼阁、沙上大厦。

抢抓重建中华文化的历史机遇

中华文化尽管近代以来命运多舛、不绝如线，迄今也仍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文化一阳来复、生机重现，其重建和再造具备了诸多难得的历史机遇。

国家走向富强激发文化自信。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欠发达国家在初期往往是以“西方化”促进“现代化”，在后期则往往是以“现代化”成就推动本土文化复兴，重建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崛起态势明显，国人已经走出“事事不如人”的历史阴影。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交通便捷化、信息网络化深入发展，面对诸多来自不同文明的“他者”，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们都越来越意识到“自我”的特征，也就更加珍重自己在文化、民族以及国家等方面的身份属性。正因如此，作为中华民独特精神标识的中华文化，越来越成为国人与“他者”进行辨异，进而实现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本支撑。

此外，中华文化超越意识形态纠纷，是中国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互鉴，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并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重要资源。简言之，国家走向富强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信，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文化自觉，使国人开始以更加自信的态度礼敬中华文化。

民众精神需求带动传统回归。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生命，而民族是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关键看其是否能适应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并不断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立足人性、人情、人本，面向生命、生存、生活，是人所必由之路和必有之心。所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是也。就此而言，每个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儒家，天然就具有中华文化的基因。

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飞速发展，现代生活不仅呈现出物质化、世俗化、碎片化趋势，而且出现理想淆乱、信仰紊乱、价值混乱以及伦理失范、道德滑坡、人情冷漠等现象，使得每个人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都与日俱增。简言之，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多处于冯友兰先生所说的“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同时又非常渴望过一种“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精神生活，从而重新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中华文化基因。

事实上，近年来中华文化的复苏萌动最先就是从民间开始的。比如，方兴未艾的汉服热、古礼热、书院热、读经热、论语热、祭孔热等，进而波及到高校和媒体，如高校普遍开设“国学”课程并争先恐后设立儒学院，而电视台上诸如“百家讲坛”、“汉字英雄”等中华文化推广活动也是不胜枚举。这些都表明，中华文化复兴已经找到了最为坚实可靠的载体，逐渐做到了“贴着地面行进，不在云端跳舞”（维特根斯坦）。

官方大力支持提供重要保障。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文化发展境遇的一大特点，就是不仅得不到官方的支持，而且受到其制度性甚至是社会性的批判——这同样是人类文明史上颇为罕见的现象。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官方一改批判者的姿态，明确提出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特别是习总书记亲自视察中华文化圣地曲阜，多次肯定中华文化的正面价值，明确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他还特别强调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

以上这些，初步改变了中华文化百余年来在政治上“挨打受气”的历史局面，为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中华文化经典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以及中华文化价值进入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等，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而这些，都是官方和社会尝试回归“中华道统”的体现。

所谓“中华道统”，是指儒家关于中国古代圣王之道传承统续的理论，用唐代韩愈的话说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近代以来，人们更多地将“中华道统”的问题，视为执政者和全社会是否继承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中华文化复兴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我们正处于接续中国之前数千年文化和开创未来数千年文化的关节点上。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要每个人都能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勇于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迎接挑战，抢抓机遇，开拓创新，我们就一定能够重新接续中华道统，再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