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暴力和革命"的退场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甲午年八月廿五

           西历2014年9月18日

中国历史表明，虽然每个朝代的政权往往充满自豪与敬意地去回顾自己“打天下”的历史[1]，但绝不会充任“暴力”和“革命”话语无限泛滥，相反会处处提放和打压之[2]，以防激发民众暴力反抗的思维和意识，进而危及到自身统治，汉景帝所谓“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3]是也。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权虽然可以“马上得天下”，但很难借助“马上治天下”而长治久安，因此往往都会由“逆取”转向“顺守”，即虽以武功夺取政权，但常以文教治理天下的道路。[4]

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原始依据和原点叙事是“暴力”和“革命”，而且在建政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步入“逆取”而“顺守”的轨道，相反继续坚持“造反有理”[5]和“不断革命”、“继续革命”[6]理论，甚至一度将矛头对准自己的各级政权，提出“砸烂公检法”[7]，最终造成十年“文革”浩劫，给国家民族和中华文明带来巨大的创伤，并使“文革”成为一代乃至几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逐渐认识到中国政治基本命题已经由“革命”转向“执政”，中国社会基本命题由“破坏”转向“建设”，所以，国家公权力以及整个社会体系和政治秩序，不再是颠覆和破坏的对象，而是成为维护和调适的目标。[8]因此“革命”话语日渐退场，而温和有序的“改革”话语逐渐登场，并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9]。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已经不是民众“揭竿而起”即可夺取政权的“冷兵器社会”，而是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热兵器社会”，中国政权借助强大的暴力机器， “具备了镇压（任何）局部反抗的能力。只要不出现全局性的、持续的社会骚乱，就不会出现政治不稳定”[10]——除非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歧和分裂，或者外国势力强行介入。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暴力机器职能和任务也相应发生转变，军队首先由“革命”和“解放”的力量，转变为“建设”的重要力量，其任务虽然还包括“捍卫人民民主专政”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意识形态话语，但最主要的是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与统一，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11]。与此同时，公检法等其他国家暴力机器，也被要求纳入“依法治国”轨道[12]。

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贫富分化、官民对抗、“强征”、“强拆”、“强建”等引发的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日渐增多[13]，以及由于“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的日渐猖獗，“维护国家局势和社会的整体稳定”——俗称“维稳”的任务日渐突出，国家使用暴力机器“维稳”的趋势有所上升[14]，以至于近些年来民间社会对国家暴力机器对外软弱、对内强势抱有很大的不满[15]。因此，如何在法律框架下合法、合理、合情地使用暴力机器，已成为当局一大新的考验[16]。

总之，在当前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国内大规模动用暴力机器的前提和需要是不存在的[17]，甚至可以说，中国政权越是频繁使用暴力，合法性就会越弱，反之虽然未必导致合法性增强，亦不会因之而减弱。虽然“暴力革命”仍然是中国政治合法性来源与构成的一种历史性叙说，而且仍然可以通过文学、影视作品等进行宣传和渲染[18]，但它已经很难构成当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魅力。简言之，“暴力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暴力革命”正在悄悄而缓慢地合法性的舞台，中国政权必须摆脱“暴力革命”思维模式，回到德治和仁政的正确轨道上来，才能建立真正的、更强的合法性基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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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迁论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汉书·高帝纪》班固赞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2] 明太祖以孟子思想颇具反抗和革命精神，故曾议罢孟子配享孔庙，并删节《孟子》85条成《孟子节文》，令天下士子以之为法式。《明史·钱唐传》：“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不过，明太祖晚年亦曾诏曰：“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历年既久，子孙甚微。近有以罪输作者，岂礼先贤之意哉。其加意询访，凡圣贤后裔输作者，皆免之。”

[3]《汉书·辕固传》：“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4]《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管子·势》云：“既成其功，顺守其从。”尹知章注曰：“以顺理守之，所谓逆取顺守者也。”

[5] 毛泽东在《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一文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6] 1967年11月6日，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7] 1968年，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当有人汇报谈到北京市公安局揪出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900多人时，毛泽东说：“提出砸烂公、检、法，我说好！”参见尹曙生《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载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102894404.html。

[8] 江泽民中共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9]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被视为“习李新政”的主导思想。

[10] 康晓光：《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年版，页37。

[11] 江泽民中共十四大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2007年）指出：军队要“努力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

[12] 江泽民中共十五大报告《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指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

[13]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公权力的责任是提供公共秩序，控制暴力行为，但中国的公权力往往成为社会暴力的根源。一方面公权力扩大激化了民间政治意识，另一方面对司法的破坏导致了社会信任的流失。见氏著：《当代中国社会暴力的制度基础》，载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1014/4846321.shtml。

[14] 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处置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时，往往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动用公检法甚至是城管等暴力工具。

[15]“习李新政”以来，外交态度相比前朝趋于强硬（如在领土问题上对日、越、菲等国家开展的争锋相对的斗争），对内则一方面缓解因过去强势“维稳”造成的社会高压态势，一方面严厉打击不得人心的“三股势力”，因此在暴力机器运用上比较符合百姓的普遍预期。

[16] 孙立平认为，中国当前社会已具有很大的弹性，原因是：第一，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我们有一个很大处理矛盾的空间。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矛盾和危机分散化的效益。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第四，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具有很强的运用资源的能力。第五，不同群体的追求出现更大的差异。第六，上层的精英结成了比较巩固的联盟，从坏处说有可能在利益分配上拿到太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联盟的出现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就是一种自我归因。第八，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的“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不稳定幻想”，即“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氏著《“不稳定幻像”与维稳怪圈》，载《人民论坛》2010年第19期）于建嵘则指出，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专政”地位，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不断递增的巨大社会政治成本，而导致政治统治的断裂和社会管治秩序的失范，并提出真正实现稳定的途径在于：第一，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第三，变静态稳定为动态稳定。第四，变“维稳”为“创稳”，即与其在压力的逼迫下进行改革，不如主动解决社会矛盾，消解社会压力，通过政治合法性建设，建立真正稳定的社会秩序。（氏著：《当前压力维稳的困境与出路——再论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9期）

[17] 就国际而言，随着中国加速发展以及回归世界舞台中央，基于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主要是周边国家及西方主要国家试图遏制中国）的原因，以及基于“恭行天罚”、“吊民伐罪”（如跨国打击恐怖主义、制止以大欺小和倚强凌弱的不义之战等）全球性责任和义务的需要，不排除动用暴力、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当然，这涉及到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的关系问题，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之内。

[18] 人们发现，近些年来，基于推动两岸统一、统战并缓解国民党在台生存压力的多重需要，大陆描述历史上国共大对决的血腥战争场面的影视作品大幅减少，至多是一些从细微处描述两党之争的间谍战，但刻画中共以及国共联合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影视作品则同期大幅增加。

[19]《春秋繁露·竹林》：“《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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