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全民信仰危机从执政党做起

作者：方朝晖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网

时间：甲午年八月廿六

           西历2014年9月19日

【摘要】解决今日中国的信仰失落问题，需要重建中国人对于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改造党的意识形态，既不追求虚无飘渺的彼岸，也不沉缅物质利益的当下；既不鼓吹高大理想的教条，也不迷恋经济建设的指标，而是以人性的尊严与价值为核心，让千百万党员找回生命的意义，树立天下的担当，是当下执政党重建信仰、并引导各族人民走出信仰危机的关键所在。文中还探讨了国家大政方针调整的必要，以及宗教繁荣、行业自治、教育自立等对于重建信仰的重要作用。

信仰失落的问题讨论久矣。今天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信仰失落的世界，人们没有抽象的价值理想，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物质利益压倒一切，感官欲望甚嚣尘上，财色名位流行成风。

必须承认，今天大面积信仰失落的现象，与改革开放后旧有意识形态的急剧衰落有关，与国家大政方针上的功利取向有关，也与大批官员的腐败堕落有关。此外，作为更深层的原因，这一现象也与“文革”中作为民间宗教组织的全面破坏有关，还与过去几十年来作为社会生活之价值基础的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瓦解有关。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需从认识若干重要的理论误区出发。

必须去信神灵或彼岸？

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人自古就没有真正的信仰，因为中国人对于神灵和彼岸（主要指死后世界）从来就是似信非信、唯我所用的实用态度。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人类信仰形式的多样性，不自觉地陷入了以基督教等西方流行宗教为信仰惟一标准的误区。它背后的假定是，真正的信仰只能是对神灵或彼岸的信仰；或者说，只有以神灵或彼岸为目标的信仰才是坚实的。然而我们知道，以神灵或彼岸为目标对象的信仰，未必真的如人们想像地那么坚实。西方宗教历史上的堕落丑闻并不比东方历史上同样的事件少。

信仰，就其本义而言，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神灵或彼岸的信仰。人类的信仰体系本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结构，有多种不同的层次。信仰的对象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存在物（如鬼神或在图腾崇拜、萨满教等原始信仰中所见），也可以是某种抽象的价值（如真理、道义、公平、正义、道德、美、人格、尊严、人民、和平、进步……等等）。人们接受某种价值，形成自己的人生观或世界观，其中就包含重要的信仰因素。当一个人对某种价值的信仰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以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时，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

数千年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虽不以神灵或死后世界（彼岸）为信仰核心，但以对生命意义的领悟为核心，以自我人格的修炼为途径，曾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培育出无数志士仁人，他们对人性的堕落嫉恶如仇，对生民的苦难念兹在兹；他们为人间的道义赴汤蹈火，为社会的公正呕心沥血。在中国古代修道者看来，信仰本质上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信仰，而不是去信仰神灵或彼岸；至于他们对于人间道义、对于万民利益、对于社会进步等等的担当，也是以此一信仰为基础的。正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理解为基础，曾被无数人一代代前赴后继地追求，义无反顾地献身，舍生忘死地捍卫。为何不能说他们有坚实的信仰呢？

把真正的信仰理解为对神灵或彼岸世界的信仰，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误导的结果。这种误导也导致今天的中国人在试图寻找信仰的答案时面临一个困惑，既然彼岸——无论是上帝之城，还是共产主义——已不再动人，我们也没有能力再描绘一个无比动人、美好的新彼岸，那么信仰危机在我们这个国度也就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我们在信仰建设上的失误

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人们信仰自由，不可能像在古代那样建立统一的全民信仰，这自然很有道理。在“政教合一”已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无论谁执政，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强行推动任何信仰。因此，有些人认为当今中国的信仰问题，惟一的希望或许寄托在宗教复兴之上。自由主义者和一些宗教人士因此主张大幅开放宗教市场，让各种宗教组织自由发展、竞相繁荣，也许能填补当下的信仰真空。但也有不少人对此抱悲观态度。

这种信仰上的放任自由主义严重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今天中国人信仰危机的根源决不仅由于宗教组织的破坏，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我们或因推行激进的“主义信仰”而摧残了人性的尊严，或者因为鼓励当下的利益追求而湮没了人性的价值，从而导致今天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崇高、超越的抽象价值，变得只相信赤裸裸的当下利益。这才是今日中国人信仰失落的另一深层原因。

上述放任自由主义把信仰局限于宗教或“主义”。然而在信仰的王国里，除了对宗教或主义的信仰外，还有一种对所有人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信仰——那就是对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相对于宗教或“主义”，对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更加基本：一方面，一个人可以不相信任何宗教或主义，但不应当没有对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另一方面，无论你相信什么宗教或主义，都要以对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为基础或目标；再一方面，不管有多少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宗教或主义信仰，对于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只有一个。事实证明，人类历史上那些有巨大影响的世界性宗教或信仰，往往都是在人性价值与尊严的理解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对人性的尊严与价值的信仰，是超越一切教派、党派、种族、阶层、职业、性别、年龄等区分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誓死捍卫。既然如此，它为何不是我们一切信仰的基础或核心？没有它一切主义或宗教的信仰又有什么意义、又如何能真正建立？因此我认为，今天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决不能完全依靠宗教复兴来解决，而是要重建对全民都有普遍意义的神圣价值，即重建中国人对于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虽然宗教的繁荣发展在今日中国十分必要。

多年来，我们在信仰问题上所犯的重要错误之一就是，始终没找到政府在信仰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正确方式。我们长期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要么强行灌输“主义信仰”，要么片面倡导利益追求；无论哪种做法，都没能成功引导人们去信仰人性的尊严与价值。这才是今天信仰失落的主要症结之一。诚然，政府不应当干预人们的具体信仰（即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决不等于在全民的基础性信仰——对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上无所作为。下面我试图从两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政府不容忽视的两个作用

我曾在多处研究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人际关系为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上行下效对全社会的心理作用极大，社会风气对全民族的精神影响深远。由此，社会大众的精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精英的作用，各行业精英、特别是政府官员对全社会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二是国家政策的导向，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全民精神追求的潮流。这两个因素都与政府的作用直接相关。当然，在社会自组织健全（比如家族、行会制度等）、民间宗教发达的情况下，政府的上两项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但是在“文革”结束、社会自组织和民间宗教均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的这两项作用几乎是压倒一切的。

从上述第一个因素出发，今天中国人信仰重建的首要工作莫过于执政党自身的精神信仰重建。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严重的事实，那就是在从激进的政治运动转向务实的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能不能给千百万党员提供真正的价值信仰，是考验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党员丧失了信仰，全社会也可能丧失信仰。而党员丧失信仰的原因决不是“觉悟不够高”这么简单的事情，它同时是党的意识形态如何在新形势重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真正崇高、神圣的精神价值的事情。一个渺远的彼岸世界，如果不是建立于生动活泼的人性基础上，不可能被人们真正信仰；一种功利的物质理想，如果没有深刻、崇高的精神价值基础，也可能导致人们彻底丧失信仰。当党员失去了信仰，他们手中的权力就可能变成恶魔，吞噬着人民的生命，毁灭着民族的精神。

一位官员跟我说，他相信，现在很少有几个党员像他那样真心相信共产主义了。然而最近数十年来，我党不是一直在进行着大胆的意识形态改革吗？为什么未能解决信仰危机呢？原因是未能在新时代建构出某种崇高、神圣、永恒的抽象价值，而是把一些功利的指标放在了首位。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吸取中国古代信仰传统的合理成分，那就是回到人性、回到人的尊严与价值上来。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信仰就是对生命智慧的获取，对人生真谛的领悟；是对贪念的摒弃，对迷妄的破除。这种不以神灵或死后世界为核心的信仰，由于建立于人性的基础上而活力无穷。如何改造党的意识形态，不追求虚无飘渺的彼岸，也不沉缅物质利益的当下；不鼓吹高大理想的教条，也不迷恋经济建设的指标，而是以人性的尊严与价值为核心，让千百万党员找回生命的意义、树立天下的担当，是当下执政党重建信仰、并引导各族人民走出信仰危机的关键所在。

政府在信仰建设上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调整大政方针。具体来说，要在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上摆脱过于功利的思维，真正把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当作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成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今天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不知道什么叫正常、健康的生活，什么是安逸、幸福的人生，一切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处处以本能欲望为标准。这种现象，不能说与当初过分重视利益机制、盲目相信经济建设的政策无关。虽然在特定时期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确有必要，但是在今天，迫在眉睫的事情莫过于调整大政方针，走出功利思维；随着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的确立，人们自然会思考什么是合理的人生态度，什么叫健全的生活方式，逐渐认识人性的尊严与价值，确立合理的价值与信仰。

我深信，只要领导者不浮躁盲动，社会就会从躁动不安中冷静下来；只要执政党不急功近利，人民大众就会越来越讲道德。

社会自组织的完善和发达

一个理想的社会，人民大众的信仰不仅来自于政府的合理引导，更来自于社会自组织的健全和繁荣。所谓“社会自组织”，并不是指完全脱离政府管理，而且指由于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一种理性的自我运作机制，包括学校、企业、宗教等组织机构。当这些社会单元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就能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并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价值和信仰，其核心就是人性的尊严与价值。当社会自组织繁荣、发达时，即使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混乱，即使政府不能正确引导大众的精神方向，社会也能自发地管理自己，并进一步对政治生态形成反作用。

一是宗教繁荣。今天我们到世界各地游历，发现宗教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依然是对全民提供精神信仰的主要机构。在台湾，即使是异常偏远的乡村，也能看到至少三、五个不同的宫/庙，这是过去上千年来中国民间社会中常见的宗教发展形式。它不仅给底层人民提供信仰，也为地方社会安排秩序。遗憾的是，这种宗教组织“文革”中遭到了全面摧毁。今天中国的宗教市场可以说精芜并杂、真伪难辨。复兴中国的宗教事业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为此需要政府官员提高自身的修养，懂得分辨好坏真伪，通过挑选、支持一批真正优秀的宗教领袖来复兴中国的宗教事业。宗教繁荣不是无原则、无条件地支持一切宗教组织，而是选出真正优异的宗教组织来带动全社会。

二是行业自治。现代人多半生活在职业中，职业生活构成我们生活世界中的大部分，当然也构成我们生命价值中的巨大成份。每个行业都有自身的价值，这些价值可以让他们的精神变得饱满，让他们的人性得以升华，从而使行业规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让行业价值变成一种信仰，这就是“职业的神圣和自豪感”。真理对于科学家来说，美对于艺术家来说，就是无比神圣的、值得为之献身的价值信仰。当人们把真、善、美降为谋生的手段、随时可以贱卖时，他们的信仰世界也就沦丧了。在中国，行业独立性的摧毁多年来要么是由于“文革”中政治需要压倒一切所致，要么由于改革后经济需要压倒一切所致。当行业从业人员不知道自己行业的神圣价值，他们就沦落为金钱或权力的奴隶，也就无所谓精神信仰了。

三是教育自立。学校教育给人们提供知识，也给人们提供思维方式，并同时提供价值。学校，毫无疑问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精神价值的来源之一。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即学校要遵守自己的独立逻辑，真正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根本任务。当学校变成满足外在需要的工具，无论这种需要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是对教育尊严和独立性的摧残，从此自然不再可能给人们提供合理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信仰。今天，在众多的儿童性侵案、项目腐败案、学术剽窃案之外，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教育工作者的精神信仰去了哪里？是什么力量摧毁了他们的精神信仰？难道不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尚未形成自身伟大而独立的价值传统、至今还没有真正站起来吗？

（本文压缩版已刊于《人民论坛》2014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