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历】人心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人心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4-10-28 16: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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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人心

作者:蔡历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初五

           西历2014年10月28日

 

 

 

当我们在说某个人是什么样的性格时,将依据什么?依据所观察到的他或她的行为。性格是看不到的,能看到的只有行为。只有根据能看得到的行为,去归纳总结看不到的性格。

 

对一个人的性格的判断,准不准确,首要的前提是,对其行为的观察充不充分、全不全面。如果不充分、不全面,很容易以偏概全,错看一个人。所谓的盖棺定论就是这个道理。

 

当我们说,人性如何如何时。应该依据什么?同样,也应该依据对人类行为的观察。也同样,如果对人类的行为观察地不充分、不全面,也容易以偏概全,错判人性。

 

如何做才能保证对人类行为的观察是充分的、全面的?唯有充分地、全面地学习历史。人类过去的行为就表现为历史。要保证充分、全面地观察人类的行为,就必须充分、全面地学习人类的历史。人性是看不到的,而历史则是可以看到的。看不到的人性是不可以抽象地谈论的,只能从看得到的历史中去归纳总结。

 

这就是“人心即历史”,或者简称“心即史”。

 

如何做才能保证对人类历史的学习,是充分的、全面的。那就不能只关注某个区域、某个民族的历史,不能只关注某个时期的历史,而是要关注所有地区、所有民族、所有时期的历史。

 

不理解所有地区、所有民族、所有时期的历史,就无法理解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某个时期的历史。“不通全部,一无所知”。

 

没有学习所有地区、所有民族、所有时期的历史,就不足以谈人性。你谈了,就必然是偏颇的,盲人摸象的。

 

孟子说过一句话:“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孔孟的“思想”,并非孔孟的“天才创造”,而只是对孔孟之前中国历史的总结,尤其是“三代”史。用孔子自己的话说是:“敏而好古”、“述而不作”。

 

孟子的这句话,也同样是对中国历史的总结。“学问之道”中的“学问”,其意义与现代大为不同。这个“学问”不是单纯的知识性的学问,不是写论文用的学问、不是评职称用的学问、不是考试用的学问,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的学问,行动的学问,行为的学问。

 

过去的行为就是历史,所以,“学问之道”也可说成“历史之道”。

 

“求放心”就是把流失、溜走的心找回来,就是“求心安”。

 

整体来说,孟子这句话是说,人为什么去“学问”,为什么去行动,是受“求心安”驱使。人类行动、行为的动力是就求心安。人类的历史也同样由求心安所驱动,由人心所驱动。或者说,历史就是人心的展开。有什么样的历史,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心。历史就是人心的历史。

 

这就是“历史即人心”,历史就是人心。

 

看到“心即史”这三个字,对于熟悉“宋明理学”的朋友来说,一定觉得眼熟。宋明两朝的学问,可用六个字概括:“性即理”、“心即理”。明的“心即理”,是接着宋的“性即理”说的,既有否定,也有继承。这里的“心即史”,又是接着明的“心即理”来说的,同样,既有否定,也有继承。

 

必须放在整部中国文明史、甚至整部全球文明史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宋明理学,才能真正理解“性即理”、“心即理”这六个字。

 

中国真正的传统是“性本善”。“性本善”不是简单地对人性进行归类,或善或恶。而是说,人性是完美的、完满的,因为每个人天生就具备“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样以来,每个人天生地就具备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不仅天生地就会区分善恶,而且天生“善善恶恶”,喜欢和选择善的,憎恶而回避恶的。从而整个社会也是善的、有序的,而非恶的、混乱的。

 

“性本善”实质上是一种绝对的个人主义,企图绝对维护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倡导完全的个人自我管理。这样一来,外在的法律和政府的约束、干预,就是多余,完全没有必要。

不理解“性本善”,就不足以谈“独立”谈“自由”。“性本善”是保障独立、自由的基本前提。否定性本善,就一定会否定个人独立、自由,带来强权专制。

 

然而,自春秋末期开始,一种截然相反的理念和做法在中国突然出现和兴起,就是所谓的“法家”。这种“新思潮”认为,人性是“恶”的,只认个人私利,而无孟子的 “四端”之心,不具备向善的判断力和选择力。所以,也正与儒家相反,法家否定个人独立的自我管理,而倡导外在的法律和政府的约束、强制。

 

概而言之,儒家思想维护个人独立、自由,倡导个人的自我管理,抵制法律、政府的干预和专制;法家思想则相反,否定个人独立、自由,倡导法律、政府的干预和强权,抵制个人的自我管理。

 

传统上,我们把法家思想看成是中国本土的产物,但具体的渊源和路径,却是模糊的。事实上,在全球文明史整体框架下来看,法家思想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这里的西方文明主要指的是古-埃及两河文明。法家思想的最终成熟,发生在波斯帝国。很快就传入中国,其标志就是春秋时期(前535年左右),子产铸刑鼎。战国时开始流布中国,并在秦国找到最适合的土壤。秦始皇统一中国,法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达到巅峰。

 

在对人性看法上,法家和中国传统,或者说和儒家截然相反。所以,法家思想一经在中国出现,就遭遇激烈的反对。对子产等人的“立法”行为,叔向和孔子都给出了严厉的批评。随着法家影响力的扩大,对其抵制的程度也逐渐激烈。战国时期的法家人物,大都难以善终,商鞅是五马分尸。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对法家的反抗也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秦始皇屡屡遭遇刺杀,最后是陈胜揭竿而起。

 

秦以后,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传统与法家专制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在两条线上展开,一条是“文线”,一条是“武线”。“文线”是在学术方面,就是所谓的“儒法之争”。“武线”就是农民起义。儒家和农民其实是一家,孔孟之道和农民起义是一回事,都是在维护和捍卫个人的独立、自由,都是在反抗法家专制。

 

最能体现儒家与农民一致性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孔子的八世孙孔鲋精通经史,很有学问,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却拒绝做官。而当得知陈胜造反后,却迅速去投奔,不久就战死。宁愿跟着农民送死,也不愿跟着政府升官发财。

 

然而,中国传统在与法家专制斗争的过程中,也逐渐开始法家化了,尤其是对“文线”的儒家而言。朱熹他们认为,儒家的道统到孟子这里就中断了。这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孟子以后的儒家,的确受法家影响严重,战国、秦、汉、唐莫不如此。甚至很多儒家退化为法家专制的帮凶。

 

儒家法家化的基本标志是,不再绝对坚持“性本善”了。荀子首倡“性恶”,此后的儒家就放弃绝对的“性本善”,而认为人性中存在“恶”的因素。

 

在绝对“性本善”下,个人完全可以进行独立的自我管理,法律和政府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这样以来就彻底否定了法家专制。所以,在传统上,中国的学问、学术的主要关注点是“心性”,如何获得个人的“心安”,而不去关注外在的“制度”,包括法律、政府等。儒家的《五经》,实质上,就是“心性”学。

 

而一旦对“性本善”有所松动,如果承认人性中存在“恶”因素,人就没有能力进行独立的自我管理,必须借助外在的法律、政府的规范约束,整个社会才能有序。就否定了个人的绝对独立、自由,就为法家专制的存在打开了空间,提供了绝对合理性。

 

汉以后的中国为什么对印度的佛教感兴趣?原因就在于,印度的佛教也是反法家的,也是以“心性”为核心的。单凭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已经阻击不了法家的进攻了,于是再搬来一个佛家,儒释道结成一个反法“统一战线”,共同反抗法家。

 

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宋明的“心性学”是受佛教的影响才产生的,甚至来自佛教。宋明“心性学”固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绝非来自佛教,而是向中国更古老的传统回归。回归到孔孟和孔孟以前,那时中国尚未受到法家的影响。恰恰相反,有充分的历史证据证明,佛教的“心性学”来自中国。也就是说,佛教是受中国文明的影响而产生的。

 

佛教帮助儒家打败了法家,但是,也给儒家带来了负面影响。佛教追求 “涅槃”,追求“空”,追求“佛理”,追求“佛”,这一切都是一个假想的、外在于人的理想状态。一味地追求这些假想的状态,一味地追求这些假想的“理”,这些“理”反而会变成一种负担,阻碍人性的自由发挥,形成另外一种专制。

 

宋儒没有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尽管他们回归了孟子的“性本善”,但却又认为人性是天理所赋予的,即“性即理”。所以要充分认识人性,要“尽性”,必须学习这个理。理又存在于万事万物中,所以,要明理,必需格物致知。这样以来,人性就不是内在、独立的了,而是外在、依附的了,就偏离孔孟了。

 

明朝的王阳明充意识到宋儒“理”的外在性,于是,他一反朱熹,而认为“理”并非外在的,存在万物之中,而是天然地内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就是“心即理”。每个人一出生,这个理就完好地存在于其心中了。所以,王阳明认为每个人天生的就是一个圣人。圣人无需靠学习去得来,天生就是。这样以来,王阳明距离孔孟的距离就大大缩短了。

 

但是,王阳明的理论还是存在一个大问题,与朱熹一样,也认为存在一个绝对完备的理。他与朱熹的不同,仅仅在于认为这里理不是存在于人心之外,而是存在于人心之内。当人们认为,绝对完备的理天生就存在于内心时,那他就可能会陷入一种绝对地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完全拒绝教化、唯我独尊、彻底否定学习、亵渎历史、玩世不恭。李贽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所以,清朝人就开始彻底反对理学,彻底否定存在一个超验的、绝对完备的理。

 

现在主流的历史认知是瞧不起清朝人的,认为他们只会“考据”,钻故纸堆,而没有任何思想创新。这完全是对清朝人的误解。

 

清朝人,之所以醉心于考据,就在于他们想消除佛教、道教对儒家的影响,回归真正的中国传统。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做到了,正是他们发现了“理”的虚假性。真理是不存在的,任何人口中的真理,都只是他个人的一个主观判断,都只是一种“意见”。当要求服从这个真理时,服从的只是某个人的“意见”,必然会带来专制,形成 “意见杀人”。这就清朝最著名的考据家戴震的贡献。

 

所以,对戴震来说,不是“心即理”,应该是 “心即经”,经是《五经》。真理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唯有“心性”。“心性”在哪里?心性在经学中。要找到真实的“心性”,就要找到真实的经学。要找到真实的经学,必须回归先秦经典。先秦经典难以恢复,退而求其次,回归汉代经典。

 

所以,清朝考据学,从本质上,还依然是心性学。但不是“理学”,是“反理学”。

 

清朝另一位大学问家,与戴震同期且在学问上并肩的章学诚发现,“六经皆史”。所以,对章学诚来说,应该是“心即史”。

 

《心即史:一个理解人心与历史的新纲领》之纲目篇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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