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杨伯峻先生

作者：崔文印

来源：中华书局微信公众账号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初八

      西历2014年10月31日

杨伯峻先生手稿

2013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举办了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的91种图书，由于含有十种丛书及丛书性质的书，所以，算起来，实际共包括各类优秀古籍整理图书343种之多，这不仅展示了我国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的巨大成就，而且，也向读书界提供了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读书指南和路标。读好书，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前人早已证明了的宝贵经验。相信这次优秀图书的推荐活动，一定会在古籍整理、学术研究，以及改变当前浮躁、空疏的学风方面，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杨伯峻先生

在这推荐的众多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中，有两种书使我怦然心动，这就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和《春秋左传注》。回想起来，我与《论语译注》这部书颇有缘分。我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第三届毕业生，我们所开《论语》专业课的课本，正是杨先生的这部《论语译注》。更没想到的是，这部书不仅从学习，而且从工作到现在，竟与我一直形影不离，每用《论语》，必查《论语译注》，这部《论语译注》成了我名副其实的案头书。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最大特点就是，译文和注释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众多的异说之中，为什么要选这一说而不选另一说，杨先生在注释中都作了说明，让人读了，真是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例如《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少译本大都说：“学了又经常复习它，不是也令人高兴的吗？”但杨伯峻先生却不这样译，他的译文是：

     学了，然后按一定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

杨先生解释说：“时字在周秦时候若作副词用，等于《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的‘以时’，‘在一定的时候’，或者‘在适当的时候’的意思。王肃《论语注》正是这样解释的。朱熹的《论语集注》把它解为‘时常’，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同时，那个“时习”的“习”字，杨先生说：“一般人把习解为温习，但在古书中，它还有实习、演习的意义。如《礼记•射义》的‘习礼乐’，‘习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这一‘习’字，更是演习的意思。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像礼（包括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这些，尤其非演习、实习不可。所以这‘习’字，以讲实习为好。”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明白，什么叫“较真儿”？这就叫“较真儿”；什么叫“严谨”？这就叫“严谨”！可见杨先生的译文是尽最大努力使其符合当时的语言环境及其表述的内容，一丝一毫都不肯放过。我们从中也不难体味到，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这种一丝不苟的求真精神，不正是学术研究的精髓吗？而这部《论语译注》，处处都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精神。

杨先生对异说的取舍，既不放过细微的小处，同时，又注意从语言发展的大环境考虑问题，努力做到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为政》篇有这样一段话：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这里的关键是那个“错”字。在古代，“错”有两个含意，一是放置，或者安置，而另一意则是废置，即弃而不用。按照第一个意思，“举直错诸枉”可译为“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曲的人之上”。而按照第二个意思理解，则是“提拔正直的人，废置那些邪恶的人”。这两种解释，都涉及对“错”字之后“诸”字的解释。按照第一种解释，“诸”就是“之于”的合音，可直接用“之于”取代；而按照第二种解释，“诸”则必须理解为“众”才妥，即“诸枉”，译为“那些邪恶的人”。但杨先生认为，第二种解释“和古汉语语法规律不相合”。他分析说：

    因为“枉”、“直”是以虚代实的名词，古文中的“众”、“诸”这类数量形  容词，一般只放在真正的实体词之上，不放在这种以虚代实的词之上。这一规律，南宋人孙季和（名应时）便已明白。王应麟《困学纪闻》曾引他的话说：“若诸家解，何用二‘诸’字？”这二“诸”字只能看做“之于”的合音，“错”当“放置”解。“置之于枉”等于说“置之于枉人之上”，古代汉语“于”字之后的方向词有时可以省略。

这样，我们就明白，在杨先生的译解背后，透着对古汉语语法的深刻研究，而正是这些研究，奠定了他对异说的不易选择。

还有些异说的选择，则是在翔实的考订之后决定的。例如《八佾》篇中的“管氏有三归”一句，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对于“三归”，历来理解莫衷一是，综合起来，大体有四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三归”，即指管仲娶了三个老婆，《论语集解》所引包咸说，皇侃的《论语义疏》，都持这一看法。第二种说法与第一种说法有某些关联之处，指管仲有三处家庭，清代著名学者俞樾的《群经平议》就持这一看法。第三种是地名说，认为“三归”是管仲的封赏之地，清人梁玉绳的《瞥记》即持此说。第四种则认为，“三归”即管仲藏钱币的府库，武亿的《群经义证》即持这种说法。但杨伯峻先生对上述四种说法都不满意，他认为郭嵩焘的《释三归》，其说最有道理。郭说：

    此盖《管子》九府轻重之法，当就《管子》书求之。《山至数》篇曰：“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三归之名，实本于此。是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赏管仲。《汉书•地理志》、《食货志》并云，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民，身在陪臣，而取三归，其言较然明显。《韩非子》云，“使子有三归之家”，《说苑》作“赏之市租”。三归之为市租，汉世儒者犹能明之，此一证也。《晏子春秋》辞三归之赏，而云厚受赏以伤国民之义，其取之民无疑也，此又一证也。（见《养知书屋文集》卷一）

杨伯峻先生另外还找到了两条材料，以佐证郭嵩焘说之可信。这两条材料，一条见于《战国策》卷一《东周策》第十一条，即《周文君免士工师藉章》中的话，其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齐桓公在宫内开设了七个市场，又在市场内召来了七百个歌伎，所以，国人都对齐桓公的做法极为不满。管仲为了掩盖齐桓公的错误，把国人的不满转嫁到自己头上，因而有意请齐桓公把全国租税的一部分赏赐给他，自己取谤于民。还有一条材料，则见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了一道求贤令，其令中有言：“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这就是说，齐桓公是靠管仲而称霸诸侯的，但管仲由于有“三归”之入，故绝然称不上“廉士”。这些材料，都佐证了所谓“三归”，非市租莫属。因为很清楚，齐桓公既然在宫内开七市并安置了七百个歌伎供其淫乱，管仲“娶了三个老婆”又算得了什么？岂不是小巫见大巫？又，说“三归”是府库也好，是采邑也好，都没有有力的佐证，而只有市租说，它既得到了管仲本人著作的证实，又得到了先秦两汉多人著述的证实，因此，杨先生采用了市租说，即“管仲收取了人民的大量的市租”。请看，这一句话的今译，是经过了多么严密的考订，最后才敲定的呵，这真是沙里淘金的功力呵！

至于杨先生另一部集成性质的大著《春秋左传注》，其网罗之宏富、逻辑之严谨，有目共睹，不用我在这里饶舌了。但关于杨先生平时积累材料和辛勤笔耕之事，却有两件事动人至深，使我终身难忘。杨先生生于1909年，勿庸置疑，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完成上百万字的《春秋左传注》时，年事已高。那时，他住在东城区北牌坊胡同的一所宅院中，而我们还在王府井大街36号的大楼中上班。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大楼，就听同事们说，杨先生的家属刚刚打来电话，说杨先生起床进了厕所之后，便一直没了声息，叫也叫不应，敲门也敲不开，只好打电话给书局，希望赶紧派工人把家中的厕所门打开，以便知道杨先生究竟是怎么了。工人到了之后，很快就把门打开了，令人吃惊的是，直到这时，杨先生还坐在马桶上熟睡哩。后来我问杨先生：“怎么在马桶上就睡着了？”他笑着把嘴贴近我的耳朵，悄悄说了两个字：“困呗！”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学者的杨先生，是怎么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的真实情景。后来，先生搬到了团结湖，有一次，我们去看他，他正伏案工作，只见他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着笔，而鼻尖则几乎是贴在稿纸上。这种姿势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天呵，杨先生的著作就是这样艰难地写出来的呀，那顽强的毅力和精神，想起来，直到现在都使我感动不已。

杨先生为人谦和，做事低调，从不事张扬，具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我在中华书局上班不久，有一次下班，顺路去看望李淑一先生，因为我们在北大注释毛主席诗词之时，常常向李老师请教。当我告诉她，我现在中华书局上班之时，她立刻问起了杨伯峻先生，并且告诉我，杨先生学问好，人也好，你有这么一位同事真是很幸运呵。当我向杨先生转达李淑一老师对他的问候时，他先是一怔，接着便眉开眼笑，不断点头向我称谢，这一幕也着实让我感到亲切。

杨先生病重之时，总经理邓经元先生去朝阳医院看望他，他对老邓说：“我对中华书局没作出什么贡献，但中华书局对我却很好，我很惭愧……”这一席话，让老邓感动不已。所以，从医院出来之后不久，他便把杨先生说的话转告给了我们，我们亦为杨先生的谦虚而动容。

1992年，杨先生去世之后，遵照他的遗嘱，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去八宝山送别的，除了家属，就是我们古代史编辑室的几位同仁。这一切，都更彰显出了杨伯峻先生高尚的人格。

文如其人。《论语译注》初版于1958年，到现在已是56个年头了。《春秋左传注》初版于1981年，到现在，也已33个年头了。一部书经过半个多世纪，仍被人们怀念和推荐，正说明其书学术价值和体现的人格精神不朽。相信这两部书连同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必然会在中国学术界长期流传下去，涵养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2014年5月18日于京师园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