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翔】文革结束后曾遭广泛批判的孔子如何“平反”?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11-12 17: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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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曾遭广泛批判的孔子如何“平反”?

作者:冯翔

来源:原载于 《国家历史》2010年第2期

时间:壬辰年十月十六

           西历2012年11月29日

 

 

 

核心提示:198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以1978年夏季为界,把文革后的孔子评价分为两个时间大体相等的阶段。文中说,“敢于重新提出学术上的是非,把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是评价进入第二阶段的特征。”

 

从“孔老二”到“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不惟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更是一个国家如何承继历史的态度。

 

1978年7月18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四分之三版面刊出一篇五千余字的文章,《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此文提出:孔子的教育思想要辩证地看,如“有教无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论点,是“值得肯定的”。

 

这篇现在看起来观点并不新鲜的文章,却引起了敏锐的驻华记者的关注,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福原当天发回一篇报道称:“文革后第一篇正面评价孔子的文章出现了”。

 

自1970年代中期、孔子的声望在中国落到了2500年以来的最低点之后,这是一个新现象,一个民族对先贤的评价开始一点点复苏。

 

试探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陈增辉,当时是上海一名年轻的哲学老师。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江青、王洪文的要求,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展开。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春秋以来中国最知名的哲人孔子被当成历史上最大的反面典型,成为人人可以喊打的过街鼠。

 

陈增辉看到图书馆里的《论语》被搜出来烧掉,说了一句:“现在对孔子彻底否定,恐怕有一天要走向否定之否定。”

 

这话随即被旁人汇报。学院军管队的二把手听到,赶紧劝他:“你不要以为你苦大仇深,就可以胡说八道。你没有辫子,能给你安一条。”

 

随后,陈增辉果然被扣上“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头衔,连续多日开会批斗。他干脆报名,躲到安徽去参与上海十几所高校“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的函授教育”了。他带了一本组织批判《论语》的言论集,这是当时唯一能看到《论语》原文的方法,晚上就在被窝里写心得。

 

1977年4月,回到上海的陈增辉把写完的《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投给了上海《文汇报》,结果被告知:不敢发。第二年5月,他转而投给了《光明日报》。

 

陈增辉在安徽写《孔子教育思想初评》的时候,比他小两岁的王宏志已经离开安徽。

 

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的一名女编辑,王宏志与同事一起被下放到凤阳的人教社总干校去“劳动锻炼”。1972年,人教社更被撤销建制,全体人员被分到全国各地。“文革”十年,中国没有一本全国通用的教科书。

 

“文革”前,孔子尚被教科书称为“教育家”;等到“批林批孔”,孔子便成为“孔老二”。1975年北京的中学教材中,描写孔子内容的一章标题是“孔丘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充溢着“恶毒”、“恶狠狠地”、“极其凶残地”、“大草包”、“寄生虫”、“吸血鬼”、“丧家狗”等形容词,还要加上一句:“刘少奇、林彪,和历代反动派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

 

同一年,浙江的一本中学历史补充教材口气更坚决:“孔老二这个家伙,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一个满肚子秕糠的大草包”;“奴隶主阶级的走狗孔老二,……只有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了”。

 

1977年,王志宏被抽调参与文革后第一版“拨乱反正”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王志宏不会料到,自己将参与教科书中对于孔子的重新评价,也不曾料到日后将主持编写“80后一代”所用的历史书。

 

从报纸到教材,几乎都在同一时期重新对孔子定位,一个冰封的时代开始回暖了。

 

回暖

 

这一波回暖大潮首先源于高层政治的风云剧变。1977年初,邓小平再次复出。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并指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人教社的建制得以恢复,把散落全国的教学骨干找回北京,开始编写第一版“拨乱反正”的教科书。王宏志就在此时被选入。

 

这次“拨乱反正”教材编写的总指挥是后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浦安修。作为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著名右派浦熙修的亲弟弟,他在政治运动中遭到多次迫害;主持历史组的是早在1953年就参与编写全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史学家苏寿桐,经常讲“历史学家不可趋炎附势、人云亦云”的人,在“文革”中也被关押。

 

而王宏志,是著名史论家苏双碧的妻子。1978年,苏双碧发表《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响了为吴晗、为知识分子平反的第一枪。苏后来但任了《求是》杂志副总编辑。夫妇两人还合著有《吴晗传》。

 

这些人所要承担的工作,便是如毛泽东早年所语,“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王宏志回忆说。

 

200多个从全国各地抽调入京的干部和编辑,在邓小平的督促安排下,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更幽静的香山饭店。但是很快,新的难题又摆在大家面前。“落笔之前的总体编写原则,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很多原则问题没法解决,需要请示。原本历史学界的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被‘极左’思潮弄得很混乱,大家觉得很多文革期间的用词都无法使用,需要与中央高层统一意识。”王宏志说。

 

大家起草了一份《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针对儒法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路线、历史教材的下限等问题,向中央请示。邓小平很快批示“原则同意”。关于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他尤其强调:“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这份《意见》及相关的批示,成为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指南。

 

于是,1978年3月的全国通用初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中,“孔老二”这一侮辱性称呼不见了,关于孔子的章节,标题很谨慎:“孔子的反动思想”。

 

结尾是“孔子的反动思想,后来在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这一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入选课文的50%以上依然是政治社论、领袖讲话、毛选著作选摘等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

 

这一版的教材出版两个月后,也就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7月18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四分之三版面刊出陈增辉《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文章。“后来我听说,他们把我的文章拿给任继愈老师看了,说没什么问题,这才敢发表。”陈增辉说。

 

20多天后,也就是8月12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历史研究》编辑庞朴的文章:《孔子思想再评价》。庞进一步提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也要全面看待,不能全盘否定。这篇文章随即引起很大反响,可谓学术界全面重评孔子的标志之一。此后,重估孔子的文章,在各类杂志上研讨会上越来越多地涌现。

 

这一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纠正。

 

这个月底,全国初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关于孔子的章节,标题去掉了“反动”二字,改为“孔子的思想”。

 

“不仅仅是每一版不同,有时候就连同一版的不同印次,内容都不一样。”王宏志回忆。“当年给刘少奇平反以后,我们就连夜修改教科书,把贬低他的内容改过来。可惜那么多版本的历史书,当时谁都没有保留的意识。不然每种留一本,放到今天看一定很珍贵。”

 

平反

 

198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以1978年夏季为界,把文革后的孔子评价分为两个时间大体相等的阶段。文中说,“敢于重新提出学术上的是非,把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是评价进入第二阶段的特征。”

 

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到曲阜视察,批准山东省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筹集经费以修复在文革中遭破坏的孔墓、孔碑、孔林。同时她指定:由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牵头,原因是:“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们山东人,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

 

对这一原因,谷牧则在回忆录中有自己的猜测:“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

 

“谷老说过,他5岁就上私塾,给孔子磕头。”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王大千说,“晚年的谷老家里,还始终挂着一个孔子的木刻像。”

 

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会长。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发出了通知。

 

孔子基金会,是谷牧担任名誉职务的20多个社团中“管得比较多”的一个。王大千回忆:一直到去世的前两年,谷牧还在为孔子基金会争取政策等诸方面支持。“很多部委的部长都是他当年的老部下,他的面子大。”

 

作为一名政治家,谷牧迅速将实用主义推行至政治和经济领域,最大限度地开发孔子的实际用途。

 

“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为了用以服务现实,我们毫不讳言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学说,其中有许多东西仍然可以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所利用,我们应当敢于公开申明这个观点。”谷牧说。

 

在回忆录中,他特地提到了两件事:1988年秋,在中韩尚未建交的条件下,孔子基金会的几位专家应邀访问汉城,得到当时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接见;从改革开放至1993年,曲阜由旅游业获得的效益超过42亿元。

 

1989年10月,谷牧组织召开“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有来自25个国家的300多名学者参加。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讲话,称“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这是数十年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发表对孔子的正面评价。

 

1992年,王宏志主编的全国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孔子已成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还增加了画像、语录等诸多正面肯定内容。

 

“搞历史可悲就在这儿,跟着形势跑。”在晚年接受一次记者采访时,苏寿桐曾感叹。的确,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教材编辑,无论是主动试探,还是跟风调整,都不是给孔子正名的决定性因素。

 

谷牧、浦通修与苏寿桐均于2009年去世。这一年的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孔子的定位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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