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力量和儒家的自信 ---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作者：余东海

来源：原载于 《南华早报中文网》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廿七

           西历2014年11月19日

余英时先生在《新亚书院65周年座谈会问答》中说：“在大陆，某组织提倡儒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种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OK。”云。

此言疏忽了良知真理的力量，也缺乏儒家应有的文化自信。儒家作为中华文化的主统，对政治真谛和道德真理的阐说最为深入中正，具有至高无上的正义性和真理性。在儒家面前，没有死亡之吻，只有生生之道和双赢之机。敢于利用儒家的人物势力，最坏也有底。利用儒家就会被儒家作用，即受到儒家的良性影响和提升。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暴君恶棍是不敢利用儒家的，就像妖魔鬼怪不敢利用照妖镜一样。妖魔鬼怪对于照妖镜，只能打倒之砸碎之。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惧的就是春秋经所阐述和代表的政治大义。《春秋》贵仁义，贵诚信、贵礼让、贵正己、重民意、倡革命、恶侵伐、攘夷狄、诛叛贼、大复仇、大居正…乱臣贼子敢提倡和亲吻这些春秋大义吗？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严于正邪善恶之辨，褒扬善者，怨憎恶者，尊重贤能，贱视不肖，爱憎分明。乱臣贼子和暴君恶棍乃是不肖之极者，恶之大者，能不恐惧吗？

余英时又说：“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两个儒家，一个是被迫害的儒家，一个是迫害人的儒家。”云云，这种分类和批判非常粗暴，似是而非。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儒家只有一个。或有迫害人的儒家个人，没有迫害人的儒家制度，更没有迫害人的儒家义理。

儒家是个综合性概念。她兼备道德性、政治性、学术性、宗教性等，有道统、政统（历史上）和学统，是儒道、儒学、儒者、儒政、儒制的统称。要批判儒家，必须说明所针对的领域和范畴。作为儒学名家，可以批判某些儒者和伪君子，也可以批判古代礼制的局限性，但不能批判儒家的经典思想和基本原则。

就个人修养而言，儒家品质当然有优劣之别。《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孔子根据人的品德从低到高把人分成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五类，并分别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和表现作了具体的总结描述。士就可以称为儒家了，是文化级别最低的儒。在《荀子》中，荀子将儒分为不同类别，有大儒雅儒，也有俗儒小儒偷儒贱儒陋儒散儒瞀儒腐儒诵数之儒等等。后者之中出现“迫害人的儒家”是完全可能的。

就历史实践而言，儒家政治也有高低之分。如尧舜禹夏商周最高，汉唐宋较高，元明清较低；每个王朝又可分为盛世衰世和生老病死几个时期。初期和盛世政治品质较高，衰世和晚期品质较低。

就文化品质而言，儒家至高无上，作为道德学和政治学都是超一流的。文化自信就是真理自信，包括思想理论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儒家经典和历代圣贤都充满的。

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篇）“何莫由斯道”的道指的就是仁义之道。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一旦行不由斯道，就会出问题，甚至走上邪路。非道远人，人自远道。

孔子的境界，人所难能；孔子的道路，人人可行。因为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儒家。所谓五常道，就是五种最高的普适价值。仁义礼智信，谁能离得开，谁又缺得了？可惜人人知道出必由门，但很多人不知道行必由道，从而走上非正非常的小道和反经反常的邪道。

南怀瑾先生喻佛家为百货店，道家为药店，儒家为粮食店。粮食人人不可或缺，就像门户和道路不可或离一样。这个比喻的发明权应该是元儒孛术鲁翀。《南村辍耕录》记载：

“孛术鲁翀子翬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元文宗）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於世岂可一日阙哉！上大悦。”

纪晓岚也有类似比喻：

“盖儒如五谷，一日不食则饿，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怫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特中病则止，不可专服常服，致偏胜为患耳。”（《阅微草堂笔记》）

三人都把儒家喻为粮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黄金白璧，无亦何妨”，百货乃至医药很重要，但终究不如粮食，是人类不可或缺之物。反儒等于反粮食，比不用百货不吃药，更危险，无异自绝生路。反儒，人就变成了文化道德饿鬼。

《礼记•祭义》说:“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这里讲的孝道的普世性，也就是儒学的普世性，因为孝道是儒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这种自信，在《中庸》中表露得特别直接明白，例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程颢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等等。

圣贤君子还充满道德自信。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又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孟子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历代圣贤大儒无不具备这种自信。儒家的文化道德自信其来有自，建立在大中至正的“三观”之上。关此，另文详论。

明乎儒家义理，就不难发现余英时先生一些言论的错误。例如这一段：

“儒家是可以被利用的。传统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不许犯上作乱的儒家，这是传统的王权皇朝所推崇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在西方做研究的人常常称它为制度性的儒家，叫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这跟真正的儒家，带有我刚才说的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是不相同的。”（《新亚书院65周年座谈会问答》）

良知至诚不息，真理恒常不死，不怕利用，欢迎利用。自古以来，尊崇儒家的皇帝和政权，比不尊崇儒家、反对儒家的皇帝开明。我要呼吁的是，要利用儒家，就请不要过度封杀儒家的声音。真理不怕诽谤，不怕批判，怕只怕被扼住喉咙发不出声音来。大陆儒家现在最需要的，是发声的自由和自由传播的平台。

另外，三纲五常都是好东西，“不许犯上作乱”理所当然，良性的政治社会秩序应该得到维护。“高度批判精神”和“不许犯上作乱”相辅相成。注意，“不许犯上作乱”不是不许反抗暴君恶政，不是不许复仇、义杀和革命。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