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体西用”到“标本并治”——严复的文化发展观

作者：李存山

来源：原载于作者新浪博客

时间：甲午年七月十一

      西历2014年08月06日

（去年在北大召开海峡两岸纪念严复诞辰1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 本人提供了此文的摘要，后应会议论文集编者之约，对此文进行了增改。近日见网传有“回到张之洞”之说，故将此文先发表在这里。此文的一部分内容与前发《中国文化的“变”与“常”》有交插，读者谅之。）

自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和文化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变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近现代转型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层面逐渐深入到“制度”和“观念”层面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严复提出“标本并治”，实为中国文化转型的一大关键。本文先述从“中体西用”到“标本并治”历史进程的背景，然后对严复的“标本并治”文化发展观展开论述并作出评价，最后略论对严复晚年的文化“保守”应予以“同情的理解”。

一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所谓“长技”主要是指“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当然与中国首先要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关。为了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中国必须有“铸造局”或“火器局”等军工企业。同时他也认识到，“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中国“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乃至“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②]。这又预示了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工，而且必然要连带地引进西方“民用”工业的科学技术，乃至在社会风气、思维智慧等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变化。除此之外，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英国的“巴厘满”（parliament，议会）制度，“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③]，以及对美国的总统选举“匪惟不世及[④]，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其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⑤]，亦给予了肯定，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⑥]。这说明国门一旦敞开，中国近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就不会仅局限在“器物”层面，而必然要逐渐深入到“制度”和“观念”层面。

把“师夷之长技”付诸实施的是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颇得曾、李等人所看重的洋务运动思想家冯桂芬，虽然批评魏源的“以夷制夷、以夷款夷”之说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之旧习，但肯定其“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⑦]。在冯桂芬的思想中，所谓“师夷之长技”已经扩展为“采西学”，这包括了设“翻译公所”，引进西方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以及“舆地书”、“历算之术”、“制器尚象之法”等等[⑧]。虽然冯桂芬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列强相比，不仅在军事上“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且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后四者涉及了社会经济、政治和认知等方面，但冯桂芬认为后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⑨]。在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中，冯桂芬仍沿用了儒家传统的“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的思维方式。因此，冯桂芬的“采西学”主张仍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而无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与这一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纲常”观念。此即如他所说，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⑩]。这一主张成为洋务运动处理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的蓝本[11]。

“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肯定了中国文化之“体”或“本”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只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技术（所谓“用”或“末”），就可以“自致富强”，乃至“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12]。从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来说，“中体西用”似乎是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所能采取的一种顺情合理的方式。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对中国文化之“体”或“本”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纲常名教”上，而“纲常名教”又与中国的已经腐朽衰败的君主集权制度（以及附属于这一制度的科举制度）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时对中国文化之“体”或“本”的认识，不仅是指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而且更多地是指中国文化中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那些内容。如果不改变中国的君主集权制度（以及附属于这一制度的科举制度），而只是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中国是否能够达致“富强”，这要经受历史的考验。

1875年，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为中国的“自强之术”拟定了四条措施，即“一曰急通官商之情”，“二曰通筹公私之利”，“三曰兼顾水陆之防”，“四曰先明本末之序”[13]。其中，他对“本末之序”尤其加以强调。在他看来，“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而边防一事，又有其本末存焉。……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至言其本，则用人而己矣。”[14]由这种中国传统的“本末”意识反观西方之“立国”，郭嵩焘已认识到：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15]

所谓“先通商贾之气”，就是他提出的“急通官商之情”。把国家“重商”，学习西方的“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16]，作为“循用西法之基”，这在当时是一种卓识。但是，“先通商贾之气”毕竟还是“末”。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嵩焘最先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然而受历史进程的局限，郭嵩焘并没有主张学习西方的“朝廷政教”，而是以此来论证中国的“自强之术”也要以“政教之及人”为“本”，即由朝廷任用“名臣良将”，“诚得其人而任之，一切之政皆可举而行也”[17]。他所说的“政教之及人”，不是指向学习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而是重复了中国传统的“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18]。尽管有此局限，郭嵩焘的“西洋立国有本有末”之说，为以后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发出了先声。

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时任两广总督的淮军将领张树声自请解除总督职务，同年11月病逝于广州，谥靖达。他在临终时痛定思痛，留下了一道《遗折》，其中有云：

夫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19]

所谓“西人立国，具有本末”沿用了郭嵩焘之说，所谓“驯致富强，具有体用”也与郭嵩焘之意相合。不同的是，张树声对西方文化之“体”已不是抽象地只说是“朝廷政教”，而是具体地指出了其“体”在于教育制度的“育才于学堂”和政治制度的“论政于议院”。他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遗其体而求其用”，是不能使中国真正达致“富强”的。因此，学习西方文化之“体”，中国在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就是历史之必然了。

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自序”中引用了张树声的这道《遗折》，认为此“诚中的之论也”[20]。郑观应有慨于“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他自谓：

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21]

郑观应得出了与张树声同样的结论，即西方的富强之术亦有其“本”，此“本”就是政治制度的“议院上下同心”和教育制度的学校“教养得法”。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重点强调的也正是要援照西方的教育制度而“广立学校”以培养人才，“一语为之断曰：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科举八股文），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22]。关于议院，他强调“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此即冯桂芬所说“君民不隔不如夷”），“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23]。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领导在京举人“公车上书”，而后有“戊戌变法”，这是中国近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进入“制度”层面变革的一个标志。而戊戌变法在“制度”上所要变革的主要内容也正是“一在立科以励智学也”，此即在教育制度上要“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材”；“一在设议院以通下情也”，此即在政治制度上要“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24]，以实现“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

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就是要改变洋务运动的仅只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所谓“遗其体而求其用”。当中国近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进入到“制度”层面的变革时，因为要学习西方的“立国之体”，即“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所以在政治上便与清帝国的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保守势力发生了冲突，而在观念上则与洋务运动的把“纲常名教”视为中学之“体”的“中体西用”模式发生了冲突。虽然康有为惊世骇俗地用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为戊戌变法在“制度”层面的变革提供了一种“观念”上的合法性，然而真正使这种变革在“观念”上具有合法性的，却是引进了一种新的不同于经学的思维方式，此即“哲学”观念和进化论思想在甲午战败以后输入中国的重要意义。1895年，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中出现了“哲学”译名[25]，而严复在同年所作《原强》中介绍了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26]，随后便发生了戊戌变法，岂其偶然乎？

二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7]正是在甲午战败，一个“天朝大国”惨败于蕞尔小国，且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豆剖之现实危险，这样一个强烈的刺激下，中国的近现代转型遂由“器物”层面进至“制度”层面，而“制度”层面的变革又必然要有“观念”层面的变革为其提供“合法性”。也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严复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与“中体西用”不同的“标本并治”思想。

严复的上述四篇文章均发表于1895年2至4月的《直报》上，后来又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转载。严复在1896年致梁启超信中说：

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虽文、周、管、葛生今，欲舍是以为术，皆无当也。[28]

所谓“甲午春半”，正是中日甲午战争进行之时。从严复在1894年9至11月给陈宝琛的三通书信看，他对甲午战争的时局、北洋水师的失误，以及这场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深重危机，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痛切深沉的思考。信中既有云“急则治标”，又有云“中国吃亏，固不自今日而始有也”，“至于今日……诚恐四千余年之文物声明行将扫地而尽，此惊心动魄之事，不料及吾身亲见之也”[29]（以下凡引《严复集》只注页码，用夹注）。在同年10月严复给长子严璩的信中又有云：“大家不知当年打长毛、捻匪诸公系以贼法子平贼，无论不足以当西洋节制之师，即东洋得其余绪，业已欺我有余。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第779页）这就是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并不是偶然的，日本只因得西方文化之“余绪”，就已“欺我有余”，而中国的深层文化危机在于“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若要挽救此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变今之俗”。这就是严复在致梁启超信中所说的“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其见诸文章就是《原强》、《救亡决论》等篇之作。

严复在1895年2月发表的《论事变之亟》中指出：西方列强的“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而其“命脉”乃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又在“自由不自由异耳”（第2页）。严复比较中西文化，指出：

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若斯之论，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第3页）

这段话可以说是严复对中西文化之异同的深刻认识。中国文化“曰恕，曰絜矩”，实即重视道德的社会和谐，而西方文化则重视“所以存我”的个人自由，二者虽然“相似”但并不“真同”。严复说，于此二者“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这可以说是肯定了中西文化各有其优长和绌短。然而，因为“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在这些“群异”中包括了“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其[于]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第3页）等等，这些差异有的属于民族性格的不同，但也有的（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属于时代性的不同。因为严复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化“期于相安相养而已”，乃至于有“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这使得“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此乃“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第1、2页），所以，严复在《论事变之亟》中实已主张，若要能与列强竞争，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自由。

在同年3月发表的《原强》中，严复首次介绍了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此即严复在致梁启超信中所说的“本之格致新理”；由此“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严复进一步指出了西方文化之所以能“胜我”的根本长处在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以自由为体”中包括了“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第11页）。此处合“自由、民主”与“学术”，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高扬的“民主”与“科学”，中国现代深层次的文化转型可以说发轫于严复的《原强》篇。严复说：

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第14页）

严复提出的“标本并治”，其“标”相当于“中体西用”的“用”，如其所说“收大权、练军实”，又如他在1898年的《拟上皇帝书》中所说“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第65页），这些都可以说是“用”，亦可以说“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严复不反对“治标”，因为“急则治标”，“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而他更强调的是要“治本”，所谓“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严复所说的“本”，是指“民智、民力、民德”，又如他在《拟上皇帝书》中所说的“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第65页）。从内容上说，严复所说的“本”当然不同于洋务运动的以“纲常名教”为中学之“体”；但从居于文化深层的根本或主导地位说，严复所说的“本”实即文化之“体”。洋务运动只是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而严复“发明富强之事”，指出其“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第14页）。这里说的“利民之政”、“自利”、“自由”、“自治”等等，显然已远非洋务运动的中学之“体”，而实即主张要学习西方的“以自由为体”。因此，严复所说的“标本并治”，相对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而言，可以说就是主张“体用兼改”。严复说“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这意味着学习西方的“以自由为体”，并非抛弃中国文化的以仁爱忠恕为“体”，而是要把二者综合起来，“能自治”则必能把仁爱忠恕的精神发扬光大[30]。

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在《原强》的初稿中是“有待而后言”。此后在《原强修订稿》中，严复已把进化论的要义表述为“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第16页）。又进而明确其主张：“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第27页）这里的“舍本言标者”，实即针对“中体西用”而言。关于如何“鼓民力”，严复指出对中国民力“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因而于此二事“不早为之所，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第28—29页）。如《原强》初稿中所说，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中“又以民智为最急”（第14页）。《原强修订稿》指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第30页）此即把“开民智”与废科举、兴学校的教育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关于“新民德”，严复说这是“三者之最难”（第30页）。究实言之，其“难”就难在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如严复所批判：“盖自秦以来，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第31页）不同于中国的君主专制“以奴虏待吾民”，严复肯定“平等义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他明确地主张：“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第31—32页）严复把话说得如此肯定，而其意就是把政治制度的改革作为“新民德”以及尽地利、广交通、兴商务等等的一个前提条件。

《原强修订稿》篇末有云：“善夫吾友新会梁任公之言曰：“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第32页）这段引言是出自梁启超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而在“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后面原有“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严复对此有不同意见，故将其删略了。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专有一节为“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文中有“急则治标”、“开民智，植人才”等语，又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31]这应是受到了严复“标本并治”思想的影响。在戊戌变法期间，严复与梁启超虽然思想观点有不同，但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互动。

严复主张学习西方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与中国的“尊君主”、“重三纲”必然发生冲突。严复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其“格格欲吐”，遂在发表《原强》之后的同月又有《辟韩》之作。唐代韩愈在《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严复针对此而进行批判：

嗟乎！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窃尝闻‘道之大原出于天’矣。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呜呼！其亦幸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第33—34页）

韩愈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界定，实即体现了秦以后的“君为臣纲”思想。严复对韩愈之说的批判，重在指出其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之王的理想，也违背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其“幸出于三代之后”，即其是“自秦以来”的产物，倘若它发生在三代之前，那么三代之王和先秦儒家一定会予以驳正。严复的这种批判，对于我们如何评价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如何认识秦以后的“三纲”之说与先秦儒家思想的不同，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2]。

严复说：“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这是继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唐甄之后又一次对秦以来君主专制的激烈声讨和批判[33]。据1896年梁启超的《与严幼陵先生书》有云“先生谓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34]，可知当时严复已把君主专制作为中国之所以衰败落后的根源，而此说也得到了梁启超的高度赞同。当时严、梁都主张“设议院”，梁启超发表了一篇《古议院考》，认为“议院”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因证中国史古之无是物”，梁启超乃“自知其说之讹谬矣”[35]。此亦可见，严复所主张的“设议院”，是出自要学习西方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自汉代的董仲舒之后，“道之大原出于天”与“三纲”之说结合在一起。严复批判韩愈之说，发问：“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这就是否认“三纲”之说的天然合理性。严复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指出：

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有其强梗欺夺患害也者，化未进而民未尽善也。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第34页）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君主制只是出于“卫民之事”的社会需要，是社会进化未达“尽善”，即“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的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得已”。因它只是那个历史阶段的“不得已”，故其“不足以为道之原”。此后，严复在《救亡决论》中亦有云：“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皆譬诸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第50页）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对君主制之历史根源及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终被抛弃的最深刻意义的批判。

严复在当时并不主张“弃吾君臣”，认为“是大不可”，这不是因为对君臣之伦的愚忠或依恋，而是因为“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第35页）。因此，严复把“治本”仍归于“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他对现实的政治主张是“设议院”，实现君主“与民共治”的君主立宪制。这与当时康、梁的政治主张相一致，而严复始终坚持这一点，则其与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党人亦始终合不来。尽管如此，严复说“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第35、36页），他在价值观和社会理想的追求上肯定“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确然不移的，这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并无二致。

严复把“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作为中国的“自强”之本，为此而与“三纲”的思想决裂，这与洋务运动的把“纲常名教”作为中学之“体”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严复引《庄子·秋水》语云：“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这是把当时固守“三纲”者贬为眼界狭小如“井蛙”“夏虫”一般的“曲士”，他们的眼界狭小是因为束缚于“纲常名教”，而严复则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第35页）这种坚决的态度，一是指出“三纲”之说并非儒家文化的“常道”，而是出于秦以来君主集权的“法制”；二是表明他判断是非的标准并非儒家的“六经”，而是以其是否有利于中国的“自强”为标准[36]。这说明严复基于进化论的立场，而突破了经学的思维方式。后一点不仅与洋务运动的保守“纲常”相冲突，而且与康、梁把重新解释的“春秋公羊学”作为变法的依据也大不相同。

《辟韩》一文可谓当时的石破天惊之作。它先发表于1895年3月的《直报》，又被转载于1897年4月出版的《时务报》第23册。值得注意的是，《时务报》在转载时将“六经且有不可用者”改成了“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第35页脚注），这一改动恰恰显露了当时严复与康、梁在对待儒家经学态度上的不同。而《辟韩》一文所激起的波澜是其引发了当时洋务运动领袖、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震怒，他亲自撰文《<辟韩>驳议》，以其幕僚屠守仁的名义在《时务报》上发表，文中痛斥：“今《辟韩》者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37]张之洞对《辟韩》一文的震怒，正说明严复的“标本并治”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的尖锐冲突。而对“中体西用”之说“最乐道之”的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首要主张的就是“明纲”，不仅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本于“三纲”，而且认为“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劝学篇·明纲》）。张之洞的《劝学篇》初刊于1898年4月，其本意是要“绝康、梁并以谢天下”[38]，而严复的《辟韩》可以说在《劝学篇》刊行之前就已早为之批判和解构。

如果说《辟韩》主要是为中国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开辟道路，那么严复继之发表的《救亡决论》就是主要为中国学习西方的“科学”开辟道路。严复说：

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第40页）

这包括“其一害曰：锢智慧”；“其二害曰：坏心术”；“其三害曰：滋游手”（第40—42页）。对“八股”之危害的批判，不始于中国近代，在明清之际顾炎武的《日知录》中就已有“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日知录》卷十六）。近代以来，因为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所以“废八股”的改革就更为急迫。而且，在严复的思想中，所用以取代“八股”的就是“本诸格致”而“大讲西学”（第43页）。有客难之曰：“夫格致何必西学，固吾道《大学》之始基也”，自朱熹作《大学》“补传”之后，陆、王对其“格物致知”之说多有驳难，王阳明主张“当格除外物，而后有以见良知之用，本体之明”，而阳明是“儒者中最有功业者”，“此尤事功无待格致之明证”。严复由此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陆王之学，他说：“夫中土学术政教，自南渡以降，所以愈无可言者，孰非此陆王之学阶之厉乎！”“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之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惟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王（阳明）氏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之事，若与西洋植物家言之，当不知几许轩渠，几人齿冷。”（第43—46页）不仅陆王之学，而且几乎所有的“中土学术政教”都被严复归于“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第44页）。在严复看来，能够“救弱救贫之切用”的其惟“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第45页）原来用于形容天道性命的“不易”、“博大”、“悠久”、“高明”，已被严复移用于“西学格致”，这发出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救国”论的先声。

严复的《救亡决论》“力主西学而未尝他及之旨”（第54页），这不免有偏颇之处。可以肯定的是，严复的“标本并治”主张是与当时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说正相反对的，而严复也绝非“全盘西化”论者。这两点从严复在戊戌及以后的一系列言论中可以更明确地看出来。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京师大学堂成立，在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语。严复在当年8月《与汪康年书》中批评：“梁卓如大学堂章程颇为知言之累，岂有意求容悦于寿州、南皮辈流耶？英华发露太早，正坐苏子瞻《稼说》所指病痛；过斯以往，斯亦不足畏也已。”（第508页）此中的“寿州、南皮”是指当时的管学大臣孙家鼐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严复与康、梁不同，康、梁可以打着“中体西用”的旗号而行“变法”之实，而严复则在其思想和言论中都容不下“中体西用”说，故而他对梁启超采用此说大为不满，颇有微词。

1901年2月，严复的译著《原富》交稿付印，他在《与孝明书》中引春秋时期子产所说“吾以救世也”自况。同时，他批评：“晚近谈时务者大都无本之学，向壁虚造……妄庸巨子无过南皮，如开口便说有不易常经，无不变治法云云……恐此后祸国即是此辈。”[39]此中的“南皮”即是张之洞。

1902年6月，严复发表《主客平议》，其中有云：“往者某尚书最畏民权自由之说，亲著论以辟之矣。顾汲汲然劝治西学，且曰西艺末耳，西政本也。不悟己所绝重者，即其最畏之说之所存。此真可为强作解事者殷鉴矣。”（第119页）此中的“某尚书”亦是指张之洞。所谓“西艺末耳，西政本也”，而其“最畏民权自由之说”，即是针对张之洞的《劝学篇》[40]。在严复看来，“民权自由之说”是西学之“体”，无论西政还是西艺都“存”于此“体”中。张之洞排斥“民权自由之说”，而又要学西政和西艺，这就是“遗（拒）其体而求其用”。

最足以表达严复的文化发展观的当是他在1902年发表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说：“夫中国之开议学堂久矣，虽所论人殊，而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际此新机方倪，人心昧昧，彼闻一二钜子之论，以为至当，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第558页）此中的“一二钜子”亦是指张之洞等人。严复对“中体西用”说有如下尖锐的批评：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第558—559页）

对这段话的理解，应具体联系严复与洋务派对于中西体用的分歧所在。简言之，洋务派认为“纲常名教”是中学之“体”，严复认为“自由”（包括科学，即“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是西学之“体”，有此“体”才能有西学之“用”。洋务派对于西学虽然有“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之说，但又把西学之“本末”都降至“用”的地位。而在严复看来，如果西艺是指“科学”，那么“西艺实西政之本”，如果“艺非科学”，那么“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第559页）。因此，包括“科学”在内的“自由”是西学之“体”。如果以中学的“纲常名教”为“体”，而以西学的“自由”（包括科学）以及“政艺”为“用”，那么，因为“纲常名教”与“自由”（包括科学）相矛盾，所以二者“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严复此话当然不是主张中西之学应该各自独立（若此则其“力主西学”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是意味着中学要“标本并治”、“体用兼改”。要治中学之“本”，就要学习西学之“体”；而要学习西学之“体”，就要改变中学的以“纲常名教”为“体”。严复说“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这意味着严复是以仁爱忠恕为中学之“体”，此“体”与“自由、科学”可以结合而成为中学的新“体”。如果对“纲常名教”可以分析的话，那么弃掉“三纲”，保留“五常”，则其与“自由、科学”也并不矛盾。

严复反对“中体西用”之说，主张“标本并治”而“力主西学”，但他绝非“全盘西化”论者。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严复说：

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蛛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第560页）

这段话应是严复对其文化发展观的一个妥当贴切的表述。严复虽然“力主西学”，但他并不主张“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变法之难”，不仅要“去其旧染”，而且对其固有文化也要“择其善者而存之”。如果把自身文化中的“善者”也弃掉，“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这说明严复已认识到，文化不仅有其“旧染”的时代性，而且也有其体现一个民族之特性的民族性；对此文化的民族性是必须要保存的，而且只有保存此民族特性，它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因素才能有牢固的基础。所谓“别择之功”，包含着对原有的文化进行分析而择取的意思。严复对文化发展最精彩的表述就是：“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阔视远想”，就是对文化发展不要视界短浅，急功近利；而“统新故”、“苞中外”，就是对“古今中外”的文化“析取”其优长因素而加以融通并苞的“综合创新”，由此而“得之”的就是一个新的文化系统。这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41]。

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是鲜明地主张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的，他所译介的进化论思想及其“标本并治”的文化发展观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辛亥之年，严复已有“盖年老气衰，不能复入是非之场”（第511页）的感叹。他亲历辛亥革命，作为北方议和团的代表参与南北议和，“（革命）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严复）告以国民程度不合，（革命党人）则极口不承”（第502页）。辛亥革命以后，南北分裂、武人掌权、战争、贫困、复辟与反复辟的政治乱象，使严复和康有为一样认为“共和政体不合中国国情”，而西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影响之大，殆非历史上人所能梦见”（第615—616页），更使严复认为“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第692页）。国内和国际的种种乱象，以及严复毕竟是“思想家”而非“执行家”的人格特质[42]，加之他晚年特殊的生存境遇，使其晚年的思想陷于苦闷、困惑和保守。对此，我们应有“同情的理解”。严复晚年的境况，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和文化转型的艰难曲折，各种矛盾之错综复杂，理想与现实之难求划一，改良与革命之不易单向度抉择。尽管如此，严复提出的“标本并治”，即“体用兼改”、“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观，我们仍应肯定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和文化转型的正确方向。

注释： 

[①] 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见《弢园文新编》，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41页。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见《李鸿章全集》第二册，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3页。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4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

[③]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五十一《大西洋》。

[④] 按“世及”即《礼记·礼运》篇所谓“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即父子相继，“及”即兄终弟及。

[⑤]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九《外大西洋》。

[⑥]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

[⑦]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⑧]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⑨]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⑩]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11] 参见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12]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13] 《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1—344页。

[14] 同上书，第344页。

[15] 同上书，第345页。

[16] 同上书，第341页。

[17] 同上书，第345页。

[18] 同上书，第340页。其中“正朝廷以正百官”出自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所云：“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汉书·董仲舒传》）

[19] 《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20]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21] 同上书，第233页。

[22] 同上书，第261页。

[23] 同上书，第311、314页。

[24]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0、207页。

[25] 参见拙文《反思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26] 蔡元培曾说，他在戊戌期间始“治哲学”，“侯官浏阳，为吾先觉”，此“侯官”即严复。蔡元培又说，甲午战争后“严氏译述西儒赫胥黎、斯宾塞尔诸家之言，而哲学亦见端倪矣”。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6、155页。观此可知，严复所译介的进化论思想即是一种哲学思想。

[27]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28] 《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

[29] 同上书，第499—500页。

[30] 严复在1901年对吴汝伦说：“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见罗耀九主编：《严复年谱新编》，福州：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31] 《梁启超全集》，第15页。

[32] 关于近年对“三纲”之说的争论，可参见拙文《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另可参见2013年月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的《三纲之辩》。

[33] 黄宗羲曾说：“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唐甄曾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

[34] 《梁启超全集》，第71页。

[35] 《梁启超全集》，第71页。

[36] 严复突破经学的思维方式，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自强”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亦可见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说：“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瘉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第560页）

[37] 罗耀九主编：《严复年谱新编》，第88页。

[38] 《辜鸿铭文集》上，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页。

[39]《<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226页。

[40] 张之洞说：“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劝学篇·序》）“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劝学篇·设学》）

[41] 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见《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张先生在80年代又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见《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51页。严复的“标本并治”说，可以说是对文化发展“综合创新”说的一种最初表述。

[42] 严复于1905年在英国会见孙中山，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见罗耀九主编：《严复年谱新编》，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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