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恒著《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出版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14-11-20 17: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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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论语新劄(zha):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

作者: 李竞恒

选题策划:徐建新

责任编辑:黄珊珊 徐建新

书号:978-5-5334-6671-8

出版时间:2014.11 

定价:52.00元

开本:16          

印张:22

读者定位:人文社科研究者、大学生研究生、官员、企业家、民间国学(儒学)爱好者

上架建议:国学(儒学·哲学·思想·文化)

 

 

 

【作者简介】

 

李竞恒,大陆新儒家新锐。字久道,1984年生,四川江油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出版过专著《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在《读书》、《文史知识》、《原道》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

 

【内容简介】

 

古来解说《论语》之书甚多,常有鱼珠混杂之嫌,今世更有心灵鸡汤化之无聊。本书独辟蹊径,以出土文献、文物及古文字为参照,理性还原了《论语》的历史语境,梳理出了一个鲜活而自由的孔门世界。

 

著名学者姚中秋、张祥龙、陈明联袂推荐

 

《论语》是中国的,更是人类的。《论语》是时代的,更是永恒的。李竞恒先生基于强烈的现实感,会通中西古今各种知识资源,疏解阐明《论语》大义。新义迭出,而言之成理,诚为我们这个时代《论语》诠释的开创之作。

 

——姚中秋

 

《论语新劄》吸收许多考古发现,又借鉴不少今人研究成果,常能发表一些新见解,或对旧解的新解释,体现了王静安先生主张的纸上地下互证的研究方法,丰富了深化了我们对这本儒家“圣经”的理解。但那些有意思的旧解也不一定就要废掉,“敬崇文本,宽待众训”是我对经典的态度。  

 

——张祥龙

 

陈寅恪先生评王国维先生:“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竞恒这书,就内容而言,也是“或有时而可商”,甚至“可商”之处很多,不过,他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精神,则是颇为可贵的。

 

——陈明


 

 

《论语新劄》目录

序(陈明)

自序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后记


《论语新劄》陈明序

 

与竞恒初识,缘起于他的一篇文章《耶儒之间》。当时,我主编的《原道》的主题正好是研究中国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的对话,而他的文章,正好是在探讨晚清、民国以来儒家思想与基督教融合的问题。他以蒋中正的日记为线索,考察了这位近代人物如何以儒学背景来信仰基督教的经历,这让人觉得很新颖。因为,治近代史之人,往往喜欢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却很少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一个人的观念进行跨学科的比较与考察。而治基督教神学思想或儒学思想的文章,又很少涉及中国近代史的领域。竞恒是治先秦和考古出身的青年学者,却对近代史料、基督教神学思想、儒家文化非常熟悉,从甲骨卜辞中的“天”字到圣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对“罪”的认识,一直到分析蒋中正日记中如何以“太极”等概念来理解耶稣,又论及了唐代景教、元代信奉天主教的儒生,一直到明清时期的“耶儒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原道》的主编,我最大的快乐还不是读到好稿子,而是发现好稿子的作者是年轻人。竞恒就给我带来了这样的快乐。因此,竞恒的这篇文章,也就收入了《原道》第20辑。

 

后来,我们一直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得知竞恒在撰写一部研究《论语》的著作,当时我想,《论语》的研究,从汉代以来两千多年,早已汗牛充栋,佳作迭出,现在已经很难有新的突破了,竞恒选择这一研究对象,似乎并不明智。事后,陆续读了一些他发来的样稿,证明这一担忧是多虑了。这些样稿,确实如竞恒《论语新劄》的书名一样,其“新”意非常明显,汇通了古文字学、考古学、音韵学、思想史、东西方文化比较,甚至包括了哈耶克、阿伦特等思想家的理论。

 

以音韵训诂治经典,是我们所熟悉的清代乾嘉学路径,典型者莫过于钱大昕在《经籍籑诂序》中强调的“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以此种路径治《论语》,迨至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已臻至于登峰,几无后世可多置喙的余地,除了撰写零敲碎打的小文,再以传统训诂治《论语》,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竞恒此书的新意,很大程度上便是跳出只走传统训诂的“六道轮回”,假手于现代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古文字、考古学,这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治《论语》,既简单又不简单。说简单,那是因为妇孺皆知,各路大众畅销书漫天横飞,“心灵鸡汤”、“成功宝典”铺天盖地,任何人穿上一领长衫,也能乱讲一气,自成一说。说不简单,那是因为专业知识人都深知,《论语》的成书过程非常复杂,汉代《齐论》甚至有二十二篇,与现代人读到的二十篇是不同的。且莫说在战国时代传抄过程中的文字、音韵通假问题,就是汉代的三家《论语》,其流传、抄写、融合也是巨大的漩涡,遑论后世两千年流传过程中的讹误、变化。因此,竞恒选择《论语》为研究对象,也是需要勇气的。

 

近几十年来,地不爱宝,从马王堆汉墓的帛书、竹简大量出土以来,先秦、秦汉文献经历过多次的大规模发现。可以说,汉儒所未见者,我们这些两千多年后的现代人却有幸得见,这对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古代经典,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与理据。而竞恒能运用这些知识来对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论语》传世本进行研究,试图更进一步去还原古代《论语》的原始面貌,这对于关注思想与传统文化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举例来说吧,翻开《论语新劄》第一页,就很有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小学生也能熟背的句子。可是,竞恒的考察却告诉我们,早期《论语》的写本中,原文很有可能是“朋友自远方来”。这不但是早期《古论》、《齐论》中的写法,而且也更符合周代青铜器铭文上的语言。竞恒进一步考察了先秦铜器铭文和古文献中的“朋友”的用法,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亲族,而孔子用“朋友”一词来指称远道而来共同求道的陌生人,正是打破了狭隘的血缘宗法关系,从更普遍的“人”之意义上来实现共同体的认同。这样的考察与解释,不但有充足的古文字学、考古学证据作为支持,而且硬是从我们最习以为常的地方挖掘出新意来。

 

竞恒熟悉考古资料,书中熟练运用考古学知识,将我们习以为常的句子,变为形象的考古图片,也有助于现代读者更直观地进入经典。例如,孔子赞赏颜回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可是颜回吃饭的“箪”是什么样的?从来不见谁画出来。竞恒则根据郑玄注释中说“箪”是圆形竹笥的这一解释,在江陵等地东周墓中发现了对应的器物,将图片放出来,读者一看就明白了,原来这是一个竹子编成的圆形“饭盒”。而孔子在齐闻《韶》,居然是陶埙演奏出来的,这也是很有趣的解释。当抽象的经典文献一点点地复活,慢慢地在骨骼上生出肌肉与发肤,你会发现,古代的思想是这样生动、形象,如同就在你眼前。

 

出土文献也好,古文字考察也好,包括考古资料的运用等等,这些其实也还是广义上的“汉学”,而竞恒的这一著作,又有他自己“宋学”的思考与诉求蕴含其中。就我看来,早期儒家思想中的君臣关系、国家与社会、商人与自由贸易等问题,都是作者非常关注的对象。通过对考古资料、传世文献的梳理,竞恒呈献给我们的早期儒家思想中,君臣之间是一种尊重人格和双向选择的关系,而古儒主张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应该保持在一个比较“小”和“松”的水平上,而更有趣的发现则是,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敌视商业的思想不同,《论语》中的孔子对商人和商业表现出相当的亲和色彩,他不但喜爱用商业术语“沽之哉”,而且赞赏保护商人的子产是“惠人”。这些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对于现代人如何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如何对传统思想进行新的阐释,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当然,竞恒这部书的意义,并非体现在每一个具体考证方面都确切无疑,那也是不可能的。书中一些考察与见解,我也不是完全同意,例如讲到“束脩”一词的含义,作者借用法国学者库朗热《古代城邦》中的概念,称共同分享祭肉者为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共同体,因此孔子收“束脩”不是收学费,而是与弟子们履行共同体的宗教仪式。此说非常新颖,而且也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可是,中国是否具有和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相同的祭肉分享礼仪,或者说“束脩”是不是完全具有这一功能,至少在我看来,还是可以存疑的。又如,作者解释“吾党之小子狂简”,将其中的“小子”推测为少年时代的子张,我认为也有些问题。按照钱穆先生的考证,当时子张只有十四岁,甚至更小。以这样的年龄,是否一定会引起孔子的重视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存疑。

 

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先生的碑铭中曾谈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作为一位具有浓厚文化保守主义气质的知识人,陈寅恪先生身上,却又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充分体现在他对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那份类似信仰的执著之上。陈先生对学术的态度,完全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和评价研究成果的圭臬。竞恒这部著作,就内容而言,也是“或有时而可商”,甚至“可商”之处很多,不过,他以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精神,由新颖的材料与考察方法去重现古代经典原旨的尝试,则是颇为可贵的。我也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保持这一份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敬意,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传统的这条大路上,继续走下去。

 

余英时先生在《原“序”》中说:“‘序’的心理起源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它体现了中国知识人追求彼此之间在心灵上的自由交流。这一追求是中国文学、思想、学术得以不断推陈出新的精神根据。”竞恒请我为他写序,也正是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意义上,对我这位长辈的信任。同样,我也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心灵共鸣之中,对他表示支持与鼓励。

 

是为“序”。


2014年3月

于北京望京花园半学斋自序


《论语新劄》作者自序

 

在这个“心灵鸡汤”大行其道的年代,谈《论语》,有时会沦为一个笑话。这不仅仅因为两千多年以来,《论语》的传播和研究已经蔚为壮观,以传统朴学注解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早已堆积到了最高峰,几乎不可能再有超越的余地,更是在于,任何一个三家村学究,像模像样地大笔一挥,也能“著作”迭出,赢得叫好一片。一本稍微严肃的《论语》研究著作,也非常容易在铺天盖地的浓烈鸡汤味中被深深掩埋,最后与鸡精浓汤一起沉入到不断熬煮的鼎镬深渊。

 

可是,任何一位对于传统经典、知识、思想史具备了严肃态度与责任感的人,必然肩负某种义务,必须捍卫这些知识的严肃性。在最低限度上,至少能认识到,诸如《论语》一类的古书,不是可以拿来“防雾霾”的“空气净化器”,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先秦文本,需要以一种敬畏的态度去面对。在更为积极的意义上,则需要通过智识的方式,尝试对此类经典进行深入的解读,同时面向我们当下的语境,化解“古今之争”,以正确的观念去回击错误的观念。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阅读、研究和理解《论语》的最佳方式。

 

先谈谈书名,之所以叫“新劄”,自然与研究《论语》的“新”思路有关。晚清、民国时代以来,由于以甲骨文发现为代表的古文字学的长足发展,金文、汉简、古印、封泥等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新成果。裘锡圭:《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载《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2页。以于省吾先生为代表的“新证派”,便开始以甲骨文、金文订正先秦古籍的文字,“一直在学界享有盛誉”。刘钊:《卜辞“雨不正”考释:兼〈诗·雨无正〉篇题新证》,载《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2005年,第71页。于省吾先生以出土新材料,先后做出了《尚书》、《易经》、“诸子”、《论语》的“新证”,取得了很多前人未获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正是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的重要意义所在。于省吾先生曾谈到,《论语》一书,看起来似乎是人人都容易理解的,但其实难度非常大。必须既跳出朱熹的注解,也跳出汉代经学家的解释;既尊重他们合理的观点,也具备“疑古”而不盲从的态度,通过对古文字本身的形音义源流考察,自然就能有新的发现。于省吾:《论语新证》,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第132页。

 

实际上,本书书名中的“新”,就与“新证派”意义上的“新”大有联系——尝试通过地下出土文献、古文字资料、古音学知识对《论语》进行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研究不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云梦秦简之后,先秦、秦汉古书大量出土。由于《论语》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版本众多,传抄混乱,汉代的《齐论》版本,甚至比现代人看到的《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可见古书流传的讹杂程度。传世本《论语》的现代面貌,也决非今人想象中那么理所当然。因此,运用这些古文字、早期文献材料来尽可能复原《论语》的原始面貌,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论语》的文字面貌,直接决定了现代人对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的理解状况。

 

举几个例子。比如,《里仁》中有“君子怀刑”的说法,从汉代的经学到宋代的朱子等人,都认为这是孔子说君子要研究刑法,用刑法来治理社会。可是,通过对大量古文字材料的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其中的“刑”字只是“型”的另一种写法,先秦文献中很常见,“型”是模范、表率的意思,这句话就不能理解为君子整天在琢磨刑法,而是君子整天在琢磨怎么做出道德的表率。显然,新的研究成果更能符合孔子的思想。又比如,《公冶长》中,孔子说“粪土之墙”,现代人都认为“粪”是shit,所以感觉孔子在骂学生,但如果知道先秦文字中,“粪”字是扫除、扫地的意思,那么含义就变了。在先秦语境中,孔子并没有侮辱学生的人格,孔子的意思,其实是希望学生珍惜时间。光阴易逝,等到房子老得刷刷掉土那天,就不好修补了。再比如,《子路》中,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一般都理解为孔子说,君子教化民众七年,就可以让他们去打仗了。但出土文献显示,早期写本中,不是“即戎”,而是“节戎”,而且战国文字中“节”写作“即”很常见。这样,意思就完全反过来了,孔子不是叫大家去打仗,而是说可以不打仗了。

 

类似的情况,在《论语》中很常见。如果没有古文字、出土文献的知识和眼光,只是拿着一本现代《论语》教材,反复诵读说孔子境界高。就是境界高,孔子喊你心怀刑法,也是境界高,孔子骂学生是粪便,也是境界高,孔子喊大家去打仗当炮灰,也是境界高,全是境界高,不愧是圣人啊。最终,这笑话只能熬成浓浓的心灵鸡汤,用以抵御雾霾的入侵。

 

所以说,治《论语》,应该重视并强调出土文献的重要性。正如黄人二先生所说,“《论语》一书为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学者、士子、老妪、小儿诵读至熟之书,但真能了解清楚,以高标准要求者,古往今来,殆不出数人。而历代相关著作,堪称汗牛充栋,在此基础,站在巨人肩膀,往前踏上一步都很困难”,因此“竹简出土文献必能再度贡献出它的参考价值”。黄人二:《上博五〈君子为礼〉与〈弟子问〉试释》,载《战国楚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2页。廖名春先生也谈到:“在资料的搜集上,我们还没有一部书能超越1940年代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在译注的信实上,还没有一部书能比肩1950年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人们都以为《论语》里并没有多少搞不懂的东西,只要拿过来,或批判,或继承就可以了。其实,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论语》里弄不明白的地方还很多。”廖名春:《从〈论语〉研究看古文献学的重要性》,载《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1期,第23页。

 

确实,正如两位先生所言,以传统方式治《论语》,已经很少有剩余的空间,但仍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多地调动古文字、古音学、出土文献等知识,踩在历代巨人的肩膀上,去窥望遥远先秦时代的思想火光。

 

本书之“新”,还并不仅仅是对出土文献、古文字等新材料的运用,也还包括了考古学、古气候学,甚至人类学材料的使用。实际上,这些知识既能够帮助现代人理解《论语》文本中记载的那个时代,进入“孔子的历史世界”,也能够帮助现代人更好地还原《论语》的真实内容。

 

举例来说,在《先进》篇著名的“吾与点也”一章中,曾晳谈到自己的理想是在暮春时节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按字面理解,是在沂水中洗澡。后世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理解有问题,第一种意见以王充、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正岁二月还很冷,完全不适合在河水中沐浴。但如果从古气候学的知识出发,就可以发现王充、王夫之的意见其实不能成立。因为古气候学的研究表明,孔子生活时代山东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生长着大片的竹林,环境与现代长江流域相似。那个时代,不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而是“冬季到鲁国来看雨”。因此,暮春时节的鲁国郊外,是完全可以在户外洗浴的。实际上,古气候学表明,王充生活的东汉时代是一个“小冰期”(Little Ice Age),当时晚春时节的首都洛阳还冻死过人,所以王充不信孔子时代可以“浴乎沂”。而王夫之生活的时代,又称“明清小冰期”,也是异常寒冷。因此,由于无法理解孔子时代的气候环境,进而怀疑到《论语》的内容,这都是值得现代人思考的问题。

 

第二种反对“浴乎沂”的意见,以唐代的韩愈、李翱为代表,他们认为在河水中洗澡,是一种“裸戏”,不合于礼制。实际上,这就需要人类学和宗教思想史的知识来回应。实际上,大量的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的材料均能表明,沐浴活动是一种洁净行为,先秦文化中就有以水禳祓的仪式。正如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说,在宗教思想史中,“在一切重大的宗教活动之前都要沐浴,使人预备好进入神圣的体系”。\[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这也表明,“浴乎沂”不是“裸戏”,而是严肃庄重的古礼。因此,古气候学加人类学、宗教学视野可以证明,《论语》中“浴乎沂”的记载,是可信的。

 

陈少明先生曾谈到,有两个《论语》的世界,一个是前《论语》时代就已经形成的语言、文字、婚姻、货币、物质生产技术以及基本政治结构;另一个世界则是主观性的,是通过语言文字传递的历史经验。陈少明:《〈论语〉的历史世界》,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3期,第39页。确实,一般读者所关注的,是以后者为中心的《论语》,强调了自古以来“义理”的传承。陈少明先生说,这两个“世界”之间不同,有时甚至会有冲突。不过,在我看来,这两个世界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前一个“世界”的理解,其实也有助于更深刻把握后一个“世界”的思想,乃至于精神气质。

 

日本学者高木智见曾说,我们距离先秦的历史世界太遥远了,有时想一想孔子的生活时代,会令人瞠目结舌。他举例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算是圣人孔夫子,当年恐怕也凭依祖先灵魂的‘尸’行礼,直接坐在铺席子的地上,不用筷子而直接用手抓食物往嘴里塞着吃,用手指蘸腌制的蚂蚁卵”,“要想理解孔子,就必须首先理解孔子所实际生活的那个时代”。\[日\]高木智见:《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何晓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页,导言。笔者同意高木智见的意见,实际上,他正是希望我们用生动的材料,让枯燥抽象的古代经典“活”起来。如果我们可以进入“孔子的历史世界”,从最贴近当时人们生活方式、环境、气候、习俗的背景进入《论语》,我想,我们远离的仅仅是心灵鸡汤的浮躁世界,贴近的则是古代中国的伟大传统。

 

因此,这就需要以考古学的资料,去逼近《论语》的历史语境,让现代读者在直观感受上也能呼吸到孔子生活那个时代的空气。只有呼吸着这种空气,才能进入先秦,贴近《论语》世界。为此,我借助于考古学,尽量还原当时的器物、技术与图像,将这一个“世界”与《论语》的“义理世界”整合起来。通过阅读,读者将会知道,“邦君树塞门”的“塞门”在考古图像中的面貌,《乡党》篇中那些古老礼仪、器物的各种细节,“与之釜”、“与之庾”的器物与单位,“瑚琏之器”为何物,“子在齐闻韶”的“韶”是什么乐器所奏的,甚至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箪”是什么形象,凡此等等。

 

实际上,器物层面的世界,是非常容易被遗忘的。朱熹曾谈到,“物才数年不用,便忘之”。他举例说,北宋时代有一种用水晶制作的器物叫“柱斧”,到了徽宗时代就逐渐消失了。在他生活的南宋时代,不但大家不再认识什么是“柱斧”,而且连名称也忘了。\[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八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3067页。朱熹以生动的经历,谈到了器物层面的变化之迅速,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直追三代之古有多么的遥远。可是另一方面,一个文明早期礼乐的最初形式,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追远其形式与面貌,往往又是后世重新认识古代,以至于是重新塑成自身认同的重要途径。考古学家指出,对古礼器、建筑等礼乐层面的“追远”,其实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古代美洲的古典玛雅、印加,都在艺术品和建筑风格上有“追远”的特征。而在古埃及的古王国崩溃后,原有古老的艺术和建筑也随之消失,但当埃及得到重建,古老的艺术与建筑形式就得到迅速的模仿和恢复。而在中国,史前和三代的玉器、青铜器的复原,一直在后世进行着。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如此广泛的复古现象表明一个事实,即象征了一文明最古老的经典形式,包括艺术、建筑、器物甚至历法等,对于后世不断溯源和认识自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宋代士大夫政治“回归三代”的强烈诉求,正是与古文字的研究、青铜器的考察、古代礼器的复原等活动交织在一起的。

 

如果认识到这些,那么在《论语》研究中重视器物层面的考察和复原,让读者尽可能呼吸到贴近孔子那个时代的空气,就更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正如朱熹所说,器物极其容易被遗忘。孔子时代,北方温暖湿润,竹林分布广泛,雨水充沛,人们席地而坐,用东周段的上古音交谈,不用筷子而用手抓食物,用手指蘸蚂蚁卵腌制的酱吃,听着一种鹅卵形陶器“埙”吹奏出来的古朴音乐。总之,《论语》的历史世界古老甚至陌生,但不断尝试逼近这个世界,是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们一直不曾放弃的诱惑。我也希望能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读者踩着祖先的足迹,走进孔子的历史世界,去体会《论语》的精妙所在。

 

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读者绝对不可能了解到作者的“本意”,“文本本意”与“作者本意”是不同的。此种思想,目前在中国也颇有服膺者。但我却非常认同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即中国古人相信,作者“本意”虽然难以把捉,但通过各种努力,是可以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的。从孟子、司马迁、朱熹等人到今天,此种努力和传统,一直从未中断。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9页。《论语》的研究,两千多年来,尽管诸议驳杂,很多地方真义难显,至今还迷雾重重,但正如前面所述,通过站在前代巨人们的肩上,加上现代丰富的出土原始资料、古文字等工具,又有了更为广袤的视野,我们在逼近《论语》为代表的古儒“本意”道路上。很多地方,已经可以确定为“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的确论。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历经千百年而生命不衰的内在力量之一。

 

本书是一本“新劄”,尝试以“新”的途径去揭示出古老传统的奥义元在,但本身也仅仅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尝试。它的形式,是“劄”,即依据《论语》传世本的基本序列,对现代读者可能有疑惑,或是历史上存在争议较大之处加以研究、分析,并基于思想史和现代的问题语境进行某种诠释。因此,这也决定了本书不是一本类似于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那样的翻译体图书。希望感兴趣的读者,将本书与《论语译注》一类的翻译体图书进行对读,或许会有愉快的发现。本书所提供的,更多是有争议的问题、难点、疑点,并且提供重要的先秦语境,以便让读者进入“孔子的历史世界”。但没有争议或疑点的内容,就不多置笔墨,因为多几句一般《论语》读物中都能提供的语言,实在意义不大,也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希望本书的写作与研读方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既能有助于普通读者、传统文化爱好者加深对《论语》的理解,也能做到曾子所云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引出相关的问题,得到更多博雅君子的指正,共同切磋商兑,将《论语》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

 

书中,引用《论语》原文,以传世本为准,分章编号参照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如果通过考证,证明此处应该删掉衍文某字,或是增加某字、某内容,则在《论语》原经文中以\[\]符号标出。例如,《子路》132中,传世本“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一句中没有“老老慈幼”四字,但通过对上博楚简的研究可知,传世本原文应该抄漏了“老老慈幼”四字,因此增定为“\[老老慈幼\],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在文字考订方面,如果涉及传世本某字实际上原本应当为某字,则以()标出其原始本字。如“君子怀刑”,就标注为“君子怀刑(型)”。希望这样的格式,能有助于读者更加贴近《论语》的早期面貌。

 

孔子的时代,距离我们已经太过遥远。在朱熹讲述的故事中,距离他不到一百年的事物,已经显得陌生。可是,孔子的“两个世界”,却被后人反复追溯,不断讲解。我想,这正是因为,两千多年前轴心时代的东亚,伟大的思想在这里诞生,如同暮色中的星火,照见着大地,也划过了寂静的夜空。

 

李竞恒

2014年4月14日

谨识于复旦大学

 

《论语新劄》后记

 

十年前,我在成都面向社会讲《论语》课。听众既有孩子,也有家长。当时我忙着钻研甲骨文和殷周青铜器,对经典文献的关注,主要还是在经学领域。有人请我讲《论语》,当然也很乐意,但翻开那些讲读《论语》的教材,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于是,我尝试用自己比较熟悉的考古学知识,对《论语》内容进行阐释。在课堂上,我先讲解原文,在涉及“孔子的历史世界”时,我会在黑板上将那些器物、图像画出来。这种比较生动的讲法,也引起了一些孩子和家长的兴趣,让我对这种思路有了一些信心。

 

此后,我的研究重点主要还是围绕着中国的文明起源和早期文明阶段,撰写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书《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以战争、观念传播、物资流动、资源再分配等现象为背景,试图更深入考察中国文明的早期特征。这本书在几年后出版,我的研究兴趣又转移到了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上。尽管如此,此前讲授《论语》课的经历,却给我留下了许多疑惑,也让我养成了在闲暇时搜集《论语》研究材料的习惯。实际上,正如很多学者所言,《论语》一书,看似简单,其实疑问、难点非常多。因此,我时常在休息时间研读《论语》,并不断撰写和积累札记。

 

说来可笑,我手中一些《论语》版本,由于长期翻阅,有的已经破烂不堪,状如腌菜,纸页掉了用胶水粘好,翻了几年后又掉,于是再粘,如此循环。日积月累,多少有了些新见解,而本书的初稿,也渐渐成型。撰写这部书,很大程度上,是希望给自己一个交待,毕竟讲授《论语》课,发现了很多问题,累积在胸中,不吐不快。更重要的是,希望拙作的出版,能够给学界的朋友、传统文化爱好者们提供一个阅读《论语》等传统经典的新思路。

 

实际上,古文字、出土文献、考古资料、各种现代社会学知识的使用,对于今人深入认识《论语》,意义不可低估。但遗憾的是,很多考古知识丰富的朋友,对经典兴趣不大,很少关注《论语》的研究。而很多关注经典的朋友,情怀有余,却不熟谙考古资料,对“孔子的历史世界”也非常陌生。因此,打通二者之间的隔阂,可能是进一步推动《论语》研究的一条重要出路。希望拙作的出版,成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值此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段渝师。多年以来,他一直对我关怀爱护有加。他对学术事业的坚韧,给我树立了榜样。无论是我当年求学时,还是踏上工作岗位以后,他一如既往的教诲与鼓励,都是我伴随终身的宝贵财富。我还要感谢周振鹤师,在复旦的博士生活,得到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常常勉励我,学术上的成长,需要一种博大的胸怀与自由开放的心态,没有这种态度,学问是做不好的。这些教诲,我都铭记于心。

 

我要感谢陈明先生,与他的相识,是我的荣幸。很早以前,就拜读过他的大作《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颇为服膺贯穿全书的精彩史识。没想到后来拙文《耶儒之间》,承蒙陈先生厚爱,选入了《原道》,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此次拙作出版,又有幸得到陈先生赠赐的《序》,对拙作多有鼓励,在此深表感谢。我要感谢秋风先生,他翻译和介绍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隽永文字,以及他对中国传统的深厚情怀,都让我受益匪浅。此次,承蒙他详细阅览了拙作书稿,得到他的推荐与好评,在此深表谢意。我要感谢张祥龙先生,当年阅读他《思想避难》一书,读到张先生对“孝”充满深情的论述时,被他的文字深深打动,心已融化在他力透纸背的中国情怀之中。此次得到他的肯定与推荐,是我的荣幸。

 

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在学术著作出版相对困难的环境下,凭靠对中国传统的敬意与坚守,推出围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题的各类著作,令人敬佩。出版社的编辑徐建新兄,不但认真负责地审阅拙作,同时我们也笺递牍传,在网络上畅谈古今中外学问,非常惬意,在此表达对徐兄的敬意与感谢。关不羽(网名)兄一直鼓励我撰写此书。他的儒者风范和广博知识,对我影响颇深,我也敬他为长兄,与他把酒、品茗,纵论古今之史、中外之学,是一种非常愉快的经历。

 

李竞恒

2014年4月22日

于复旦大学

 

“论道书系”出版前言

 

论道者,何也?追论华夏圣贤之道也。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圣贤之道源远流长、包容广博,两千多年来,一直不乏问难与论辩,除百家争鸣外,儒家内部更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以及更多细致而重要的论辩,这些论辩总体上说来,是在追论华夏圣贤之道。

 

论道者,何也?叩问中国前行之道也。近代以来,又有华夏之道与诸多外来之“道”的论争与冲突,华夏之道屡遭严重质疑与粗野对待,而暂居弱势;最近二十年来,华夏之道颇有复兴之势、广大之兆,而中西论辩、百家争鸣、儒门各派之问难,更显现出了许多新意,这几大类论辩,总体而言,是在叩问中国前行之道。

 

《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论道书系”对论辩各方的观点不作评判和取舍,而是兼收并蓄,并相信继续进行这些论辩,对找回中华思想与中华文明的自觉性与创新能力,有积极的深远的意义。各家各派著述,无论义理派、考据派,传统派、现代派,民族派、普世派,左派、自由派、中间派,凡能够自圆其说、有根有据的,均在考虑之内,尤其欢迎对中华传统思想与传统文明有“温情与敬意”之各类优秀著述。

 

时值中日甲午海战一百二十周年,吾人所写所编,或有助于吾国走出两个甲子轮回的困顿与悲情,树立中华思想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此其时乎?

 

福建教育出版社

 

甲午年夏,福州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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