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之贵：一个被忘却的理想》简评

作者：吴万伟

来源：原载于 《社会学家茶座》2014年第3辑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廿九

           西历201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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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里曼《精神之贵：一个被忘却的理想》，霍星辰、张学敏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

罗布·里曼（Rob Riemen）是荷兰核心研究院（Nexus Institute）的创始人和院长，该研究院是研究欧洲艺术、思想、哲学等文化遗产的思想平台，旨在激发西方文化和哲学辩论，并为当今问题提供借鉴。该院创办于1994年，每年组织一次年会，会议的背景是我们提出重大问题，如如何生活？如何影响未来？如何吸取过去的教训？重要的价值和观念是什么？然后邀请世界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学者、记者、政客、艺术家、音乐家就这些话题与其他人交流。活动多样，有专题演讲，有研讨会，有大师课堂，有小组讨论会，有自己的网站和出版物和图书馆。研讨会的主题有艺术与教育、音乐中的美与真、知识分子与政治、法西斯、反犹主义、民族主义等。年会的主题有科学的胜利与人的秘密、如何改造世界、西方下来怎么办？---贝多芬遭遇超人、历史的终结后对人的反思、身份认同、西方文化的定义等。应邀发表专题演讲的有很多著名学者。

罗布·里曼特别热爱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他在接受访谈时谈到自己阅读了曼的所有小说、随笔、书信和日记（十大卷），曼是他的教育学校，就像歌德是曼的教育学校一样。《精神之贵》就是要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位作家成了他的教育学校，是对托马斯·曼对作者的意义的总结，也是作为中年人的作者的人生反思。

作为出身于工会领袖家庭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里曼深信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被改变，但在文明的社会里你不能使用暴力。可是9-11袭击之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精英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为暴力袭击辩护，将9-11袭击合理化的言论让他感到震惊。如果所有这些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高雅文化的化身都无法对善恶、是非做出道德上可靠的判断，人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读书、思考、听音乐、做判，提高修养呢？为什么知识分子背叛其作为社会良心的使命呢？为什么要阅读伟大著作？为什么伟大音乐很重要？为什么不允许像西方这样的富裕社会减少在文化或艺术教育上的投资等。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作者写这本书的动机。

该书的标题《精神之贵：一个被忘却的理想》源于作者特别欣赏的作家托马斯·曼的文集《精神之贵：人性问题16篇》，这本专门探讨人文危机和精神复兴的书特意在整个文化世界处于废墟的1945年出版。里曼对“精神之贵”的思考开始于他与这位伟大作家的小女儿伊丽莎白·曼·鲍杰斯（Elizabeth Mann-Borgese）不寻常的遭遇。半个多世纪后，德国出生的美国作曲家约瑟夫·古德曼（Joseph Goodman）借用这个题目为他在9-11之后写根据惠特曼的《草叶集》而配乐的大合唱命名。古德曼是1938年作为难民和托马斯·曼及其女儿一起流亡美国的。罗布·里曼2001年12月在纽约和伊丽莎白·曼吃饭时碰巧遇见了古德曼。古德曼2002年因病去世时作品并没有完成，伊丽莎白·曼就敦促里曼完成这项工程，虽然是用文字而不是音乐。里曼的“精神之贵”理直气壮地大声为西方文明的美德辩护，是对高雅艺术和高尚理想的激动人心的探索，也是对威胁文明的力量进行的反思和对文明繁荣赖以生存的真理、自由和尊严等价值来源的期盼。

本书分三部分。里曼首先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他特别崇拜的大英雄托马斯·曼的生平，他认为曼是引领世界摆脱野蛮的灯塔，是深刻反省自我的典范。第二部分“对当前问题的哲学反思”是想象的一系列对话，对话者都是欧洲思想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上的典型代表人物如苏格拉底、斯宾诺莎、歌德、惠特曼和托马斯·曼等，这些人是勇敢地拒绝在理想追求中做出妥协的英雄，是摆脱恐惧、仇恨和无知从而进入自由世界的灯塔。作者用对话的形式讲述自己对文化的本质、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思考和探索。最后一部分“关于勇敢”重新描述了苏格拉底在雅典接受审判的情景，同时还有被纳粹杀害的意大利犹太知识分子莱奥内·金兹伯格（Leone Ginsberg）的写给妻子的绝笔，让她勇敢地接受他的死亡。作者希望读者在阅读完这个故事后产生某种体验，了解到精神高贵者到底什么样子，呼吁每个人勇敢地与恐惧、仇恨和无知做斗争。

一

这是一本小书，原文只有112页，双倍行距的中文版也不过206页，文中探讨的却是一个当今时代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的大问题，因为人们觉得真理、自由、平等、尊严等宏大词汇已经被滥用，这些词汇包含的价值在当今破坏性的解构一切的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相对主义破坏下已经消失殆尽。任何人使用这些让人感到不自在的词即便引人发笑嘲弄，至少也令人感到怀疑。在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今潮流的情况下，该书却理直气壮地大声为西方文明的美德辩护；在“精英”、“高贵”等在市侩倾向严重的反智主义社会中已经成为被人嘲弄和诅咒的肮脏词汇时，该书却大声疾呼高雅艺术和高尚理想的重要性；在消费主义和商业思维盛行的现代世界，该书却一再强调哲学思考和真理探索的重要意义。

其次，本书的写作风格也与众不同。本书偏离了批评分析的传统定义，既非广义的哲学随笔，也非学术批评。因此，我们很难决定应该把这本书放在个人图书室的哪个书架上，不过，正是这种变化多端的本性让《精神之贵》读起来赏心悦目。里曼明白只有快乐的阅读才能让人有机会学到一些东西。作者采用了令人好奇的小说方法，重新想象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作家莱奥内·金兹伯格在意大利被折磨致死的场面，以及法西斯主义者牧师在他牢房里的一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高谈阔论。这种大胆的策略和别出心裁的出版模式令人钦佩。另外，本书不是冷冰冰的学术著作而是用亲切的口吻以第一人称写出来的个人遭遇，既有个人也有文本的遭遇。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对话和独白占本书的绝大部分，如与托马斯·曼的女儿的对话，引自托马斯·曼小说《魔山》中苏格拉底与朋友的对话，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塞特布里尼（Settembrini）和犹太共产党知识分子那普撒（Naptha）的对话，《浮士德博士》中的人物对话，尼采对自我和世界的独白。这种写作特点将文学哲学交流和思辨变成栩栩如生的戏剧化场面，让读者产生在图书馆或者档案馆查阅文件的幻觉，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书中人物在面临时代的道德、社会、政治冲突的关键时刻内心的澎湃冲突。

（1）对知识分子背叛的论述。 通读《精神之贵》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对知识分子的背叛的论述。在政治领域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我们都很熟悉，最著名的论述就是1945年后法国知识分子受到专制主义的诱惑，如萨特对斯大林的支持。本书谈论的是知识分子在学术领域在西方大学里的背叛。作者认为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的名著《知识分子的背叛》借用了托马斯·曼认为精神世界应该保持独立性的观点。里曼基于“精神的政治化”也是一种虚无主义，分析了知识分子背叛的若干原因。他认为没有什么比权力和名声更大的诱惑了。不断调整自我是要成为群众发言人的必然要求。抓住政治权力就导致精神被抛弃。伊拉斯谟（Erasmus，15世纪--16世纪初荷兰思想家、哲学家、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笔者注）、斯宾诺莎和康德把自己局限在思想领域因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背叛的第二个原因是信仰错误。知识分子心中已经不相信不朽、意义、价值、正义、体验等。里曼认为，班达所说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和心甘情愿地放弃对真理的无私追求是西方陷入危机的内在根源。托马斯·曼正是吃惊于这种背叛才最终导致他重新认识到人类精神的高贵和鼓吹这种精神的复兴。

说到改变世界的行动，里曼在接受采访时说，文明社会的本质是正义和人类尊严的培养。公正的社会和人的尊严不是等来的，每个人、每个社会都必须努力争取它，并去对付那些对公平和人人享有尊严的社会不感兴趣（甚至反对）的势力和人力。所以改变社会总是必要的，这是每个人应该意识到的道德义务。更好的社会如何？什么人能带来改变？ 左派和右派的世界观不同，左派的政治乌托邦理想造成战争恐怖和种族屠杀等骇人灾难，政治保守派则捍卫现有秩序，所以不平等、贫困和不公持续存在。专制独裁的灾难后，我们意识到自由民主是更好的办法，但是光有西方政党政治、大众媒体和公众舆论是不够的。

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他们各自被都视为“社会的良心”。余英时说西方文化史上常常区分“静观的人生”（vita contemplativa）和“行动的人生”（vita activa）。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以“精神贵族”自居，以“静观暝想”为人生最高境界。虽然重视理性却不屑于将“理论理性”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之上。启蒙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则代表一种新的现代精神。和基督教传统不同，他们的理想世界在人间不再天上；和希腊哲学传统也不同，他们所关怀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对照西方，中国的“士”文化、孔子来自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代表“士”的原型。他有重理性的一面，但并非“静观暝想”的哲学家；他也负有宗教性的使命感，但又与承“上帝”旨意以救世的教主不同。中国知识人特别注重精神修养，主要是为了保证“道”的庄严和纯一。以道统来驯服“治统”是后世儒家知识人所最为重视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超世间的理想在世间求取实现的唯一途径。(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618-619页。)

（2）对普世价值遭受攻击所作的分析。背叛精神之贵的知识分子就是野蛮人。权力的诱惑和拥有激情和才干的人的邪恶意志是当今世界陷入罪恶的原因。作为生活方式的人文主义：尊严、自由、尊重和追求真理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如果人们不再关心真理和自由，该社会的继续存在就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里曼的独创性不在于为普世价值辩护，而在于对人文价值观遭受长时间的攻击所做的分析。如果当今许多知识分子难以不带讽刺地语调说出真善美等词，原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来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对这些词的滥用，尤其是尼采对西方道德的严厉攻击。

里曼的书专门抽出一章论述勇敢，他推崇的英雄是通过人类思想的手段赢得智慧，并在艰难困境下保持独立性和捍卫普世价值的英雄如斯宾诺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这些人体现着当今迫切需要的品质：勇敢。（McMahon）对永恒的人生大问题的永恒的关注是每一代人每一个体都必须思考的，因为任何人或宗教教条或政治教义都不能给出终极答案。为了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由、正义、博爱”我们需要付出世俗的荣誉、名声、特权、甚至生命，而这就是作者认为的精神之贵。

（3）对人文艺术教育的强调。本书给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还有作者对人文艺术教育的重要性的重视。他认为西方社会的最大丑闻是对教育的破坏和统治阶级的文化：有组织的愚蠢。他提醒欧洲文化世界已经发生重大转变，警告说西方过去的成功不一定保证为了的成功。他大声质问为什么西方丧失了对艺术、文化和新艺术形式的探索？里曼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说，艺术是人们表达最深刻的情感和体验的唯一语言。数学做不到，经济学做不到，技术也做不到，因为它们没有可表达的内容。当你在真正的生活中出现第一个体验时，如你深深地爱上一个人，或你刚刚失恋，或你第一次遭遇死亡时，你遇到的是诗歌、音乐、小说等，你能从中读到自己的体验。“是啊，就在这里，我并不孤独。我不是第一个遭遇这种情况的人。那明明就是我的感受。”所以你可以对人们说“听听这个，读读这个，看看这个，这就是我的感受，这就是我的样子。”这是一种巨大的解放。这就是我们作为人所需要的交流。

这种观点与著名哲学家芝加哥大学女教授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关于人文教育的观点不谋而合。她说哲学教育的现实目标有两个：理性的自省和世界公民。一方面，完整的人生应该是充满了积极的批判性自省的生活；另一方面，优秀公民应该具有超越个人狭隘边界的能力，具有文化敏感性，能够与其他传统的成员对话。这种敏感性要求学生掌握人类的共性和特性。伊壁鸠鲁说过“通过对哲学的热烈的爱，什么样的人类苦难都可消除。”在“为了利润的教育，为了自由的教育”中，马萨·诺斯鲍姆还特别提到世界公民的第三种能力“叙述想象力”（narrative imagination），即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用心倾听别人的故事并理解当事人可能具有的感情、希望和需求。同情心的培养是现代进步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道德想象力往往因恐惧感和自恋欲而变得迟钝麻木，除非通过同情心和怜悯心的培养而使其得到激活和净化。学会把他人看作完整的人而非物品并非易事，必须通过教育来推动。正是人文科学和艺术创造了一个值得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记得在里曼来外院做讲座的间隙，笔者曾经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但也有人说“经过审视的人生痛苦得让人活不下去”。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具体答案记不清了，只依稀记得他说要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来看。难怪英国著名哲学家安东尼·格雷林（A.C. Grayling）在接受采访时说“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大多数人宁死也不愿意思考’，大多数人的确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思考可能令人恐惧，甚至会打破偶像。思考和反省可能让人感到绝望和无助。但思考和反省能给生活带来比希望和一厢情愿更多的东西，这正是人生意义所在。

二

任何一本书都不是完美的。就笔者有限的阅读面来看，对本书的不同意见和批评几乎涵盖了本书的基本观点、结构框架、论证过程、写作风格、具体事例、甚至注释和参考书目等各个方面。这些批评意见有善意的建设性，也有不那么友好的；有言之成理的，也有比较牵强的，甚至体现论者的成见的。我们未必认同这些批评意见，也不相信读者会因为看到有批判性的观点而贬低本书应有的价值。相反，我们相信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更容易激发读者的兴趣，加深读者对书中涉及的内容的认识，有助于读者做出独立的判断。

比如，有论者说，里曼的观点让人同情，但他没有给出足够的细节来说明高贵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其虚情假意的总结不过是推理的结果。本书的标题与其说是“精神之贵”倒不如说“精神之虚无缥缈”更合适些。除非你是个没有生活在当今世界，没有学过经济学和心理学的18世纪贵族，否则你是不会相信这些无聊的废话和类似于愚蠢的宗教梦想的。里曼说“文化不可能脱离自由而存在。文化被禁止，自由就没有意义，剩下的只有随意性和琐碎。”谁能禁止文化？文化如何被禁止？本书中竟然出现了这种连大一新生都不会犯的错误。说什么高贵的文化是压迫下产生的结果。

东方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斯蒂芬·盖特林（Stephen Gatlin）的批评意见至少没有上面例子中明显可以感受到的嘲讽和挖苦。该论者认为文明的崩溃或许是世界各地知识分子最喜欢的老生常谈。他以历史学家的清醒指出里曼关键假设即高贵和文明密不可分的信念中值得商榷之处。他指出高贵有黑暗面，高贵的根源是战争而不是优雅的对话。贵族精神更可能是暴力是行动而不是对话。最早的贵族都是战士。如果说贵族制维持了文明，那不是因为笔而是因为剑。书中失败的钢琴家约瑟夫·古德曼（Joseph Goodman）：身体虚弱、灵魂受到煎熬、可怜兮兮、郁郁寡欢，是个让人同情的米尼弗·契维（Miniver Cheevy是美国诗人罗宾森（Edwin Arlington Robinson）描述的充满怨恨的破落青年的形象---笔者注）似乎是拥有“贵族精神”的典范。里曼的高贵观点实际上是被阉割了高贵，是被书呆子、隐居者、多愁善感者劫持的高贵。在这位论者看来，更值得赞美的是雅典而不是耶路撒冷的精神高贵。里曼的高贵过于理想化。和平与协商在传统上并非高贵者的领域反而是懦弱的表现。而且高贵很难说是“一个被忘却的理想”。这个理想至今仍然活在战士的心中，活在幸运的战士并在斗争中赢得光荣的人心中，虽然这些人可能不写书也不经常逛书店。盖特林指责里曼没有讲清楚精神之贵到底是什么。他提出正好相反的观点，和平或者文明是为那些久经沙场的人准备的，他们了解恐惧，对光荣已经不抱幻想。若用上文中余英时的“静观的人生”和“行动的人生”的二分法，里曼是崇尚“理论的理性”的希腊“精神贵族”，而盖特林是崇尚“改造世界”的现代革命者。

盖特林还指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里曼对托马斯·曼及其作品显然不加任何批判地全盘接受态度。但是，认为纳粹主义是与托马斯曼生活的世界完全格格不入的反常是严重的错误。曼是德国人的典型象征，其完美主义和对整洁（Ordnung machen）的痴迷正是与大屠杀完美吻合的品质。里曼把托马斯·曼和他的女儿描述为通过文化和教育和高质量的对话而到达的这个世界的美好和向往的象征，但令人钦佩的教育（Bildung）在当今世界在小圈子之外并不意味着什么。精神之贵实际上也不是学界内外的“伟大理想”。拥有博士学位很难保证让你实现真正的自由。

约瑟夫·布特姆（Joseph Bottum）则指出了本书中论证的不严肃之处：如果我们愿意，贵族精神能够把我们从虚无主义的恐怖中挽救出来。我们本来会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遵从精英的权威，但结果里曼却认为大坏蛋是教导人们顺从权威的希特勒和天主教。这不是精神之贵的矛盾吗？那个在意大利监狱对莱奥内·金兹伯格侃侃而谈的胸前佩戴纳粹党徽卐字的神父是纳粹和天主教的混合体，他甚至要求知识分子的服从。因而知识分子必须绝对自由，否则就无法维持贵族精神，而这要求其他人必须服从知识分子。但是如果不了解普通民众为什么拥抱平等观念，精英让民主变得高贵的愿望注定是徒劳的。况且，里曼并没有说如果民众和知识分子精英（苏格拉底所说的文明的捍卫者）之间的冲突变得难以调和时，文明的理想该何去何从？

也有批评家提出可能让本书更出色的一些建议。比如有论者说本书对知识分子背叛部分应该更加深入详细地讨论，这样论证框架将更全面，读者也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种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再比如，有论者指出里曼在书中提到了苏格拉底、斯宾诺莎、歌德、密尔等名家，但偏偏漏掉了以《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而闻名的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甚为可惜。阿诺德一方面因为主张用高雅文化教育工人阶级以防止个人放纵，防止社会滑向无政府状态而被指责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英主义者，一方面以“文化是最伟大的思想和观点”而被尊为丢失的文化理想的旗手。里曼在为高雅文化辩护时漏掉这个人确实令人遗憾。

三

对忙于学业热衷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大学生或者刚走入社会不久面临生存危机并在社会上屡屡碰壁的年轻人来说，在陷入绝望急需安慰之时本来渴望得到哲学的慰藉，结果却往往大失所望。他们讨厌哲学家喋喋不休地谈论吓死人的宏大观念如真、善、美、智慧、自由、正义、生死等。他们希望找到真我，渴望快乐，追求成功，不屑于社会、家长、老师的说教。其实哲学就是人生艺术，只要活着就不可能躲开它。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说哲学是“灵性”的修炼。在此意义上，哲学是一种改造自我的邀请，不是论证的说服力或连贯性等美德而是对人的启蒙。在伊壁鸠鲁看来，哲学的目标是学会享受生活而不是对生活忧心忡忡。从本质上说，哲学是一种欲望，不仅要看透人生还要生活得更加充实。（Mark Vernon）每个人要度过有意义的人生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是谁?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只有当我们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后，才有可能正确回答下面一组问题：我为什么要做事？ 我该怎么做事? 善是什么? 应该追求什么?

时常有人提及的精神贵族问题。人人都会喊自由和平等，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平等无处不在，而高贵典雅似乎是多数人的羡慕和追求，虽然对高贵的理解因人而异。正如成功的人生是许多人的追求，但对成功的理解因人而异一样。文学批评家刘再复在凤凰大讲堂中的讲座《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中谈到中国贵族精神的演变轨迹。他指出近代中国五四运动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的文学革命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他指出一个很严重的概念错位，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因为就算平民也很多都有贵族精神。刘的观点得到余英时的认同，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谈及中国与西方的对比：中国虽然没有人权两个字，但同样有人权意识。“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人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总之尽力完成自由，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就是所谓的“博学知服”，是做一个又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在贫乏、空虚、喧嚣、狂热的当今时代，《精神之贵》的确如出版社介绍所说有点儿不合时宜，但是它似乎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里曼对精神之贵的呼吁，你都会长时间思考他的话。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