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

作者：余东海

来源：南华早报中文网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廿九

      西历2014年11月21日

清末以来多数学者将清朝衰败和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儒家。这也是始于五四、延续至今的倒孔反儒运动的第一因。其实完全搞反了，清朝的衰败，恰恰是尊儒不到位而偏离了儒家政治正道所致。清朝的问题在于政治上的满族主义和君本位倾向，民族歧视和文字狱等恶果都根源于此。

这两种倾向有违民本位原则和“中国一人”的民族平等思想，偏离了王道精神和儒家正确的方向，政治正义性不够。因此，我将清朝与元明定位为中华偏统，其特征是，能够以儒家为指导思想，政治为德治，制度为礼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又偏离中道，不够儒家。

我说过，扬州嘉定的屠杀和文字狱是清朝两大污点，是满族主义病症的大发作，沉重地拉低了清朝的文明度和中华性。仁义不足，故开国多杀戮，治国太狭隘，都有违儒家义理。有此两大障碍在，清朝再怎么尊孔尊儒，也无法进入中华正统的行列。

偏统政权，有善有不善，争议特别大，或见其善而赞美之，过度拔高；或见其不善而抨击之，完全否定。唯儒家“正法眼”，才能“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给以如理如实的评价。

尊儒是清朝的成功和清初的兴旺的根本原因。多尔衮虽非儒家，但他尊孔尊儒，重用儒家，颇受儒家影响。清入关前已祭孔，入关后第二个月，多尔衮即派人祭孔，并成为定例。顺治二年六月，多尔衮“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并尊奉四书五经为最高经典，列为士子必读必考书。

明王朝本就尊儒不够，儒化不足，中晚期更是渐入魔道，大失民心，故让李自成成了气候。但李自成集团盗匪成性，不能尊儒用儒，不知重民爱民，同样不得人心。不仁不义之师，必然无智无勇，故将官虽众，不堪清军一击。满清入关，捡了一个历史性的大便宜。但捡便宜也需要一定机会和功夫。机会是李自成给的，功夫是儒家给的。

顺治进一步尊儒，为康乾盛世打下了扎实的文化道德根基。“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清史稿》）

他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迅速而牢固地树立起儒家的意识形态地位。他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即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号召臣民尊孔读经。九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他谕学官、诸生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他赞美说：“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

接着康熙在位61年零10，是秦汉以后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自幼好儒家，乐学不倦，《清史稿》称他：“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日本人对他也极为推崇，翻译了《圣谕》，称之为“上国圣人”。

康熙治下，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经济最富庶、人口众多的帝国。《全球通史》评价：“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反孔反儒的柏杨也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

清朝国子监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作为讲习所，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设置不错，却也不够科学和全面。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没必要细分，可以合而为一。不如依大学八条目，分为格致、诚正、治平三堂。

汤斌是清初理学名臣著名清官，曾陪顺治读书，给康熙讲课，做太子师傅，官至工部尚书。他一生清廉，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后与李光地一起被康熙帝斥为伪道学。雍正十年平反并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谥文正公，道光三年从祀文庙。《国闻备乘》载：

“汤文正公斌抚吴莅任时，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萧然如寒士，日给惟菜韭。公一日阅簿，见某日市只鸡，愕问曰：吾至此未尝食鸡，谁市此者？仆以公子对。公怒，立召公子责之曰：汝谓苏州鸡贱于河南耶？汝思啖鸡，便可归去，世无有士不能咬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并笞其仆而遣之。”

类似汤斌这样的儒者，清朝层出不穷。到了晚清，依然有不少高官清廉节俭成风。胡思敬在《国乘备闻》中“督抚奢俭”篇分别介绍了晚清高级干部的奢俭情况。袁世凯、端方、唐炯、唐绍仪等奢侈，左宗棠、阎敬铭、陶模、李秉衡及于荫霖丁宝桢“皆以清操自励”，又，“秉衡与鄂抚于荫霖为密友，敬铭与东抚丁宝桢为姻亲，四人皆有俭德，唯疾恶太甚，小人多不便之。”云。

《国乘备闻》中“翁师傅晚境”这则纪实让人感慨万千：“晚年罢官家居，薄田数顷，不足供家用，岁暮大困。无子，有侄曰曾桂，当同龢在军机时，一手挈之以起。时任浙江藩司，缺甚腴，因贻书告贷。苏、杭相距只一日程，竟置书不答。翁同龢愤甚，检书画朝珠数事付质库，始获度岁。”云。

翁同龢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门生故吏遍天下，在京师贵幸用事者听说老师和老领导一贫至此，凑了些钱托翁的同乡和弟子孙雄转交，结果孙“尽干没之，不以告同龢”。翁是大书家，楹联尤值钱，“同龢没后书名大噪，一值二十金。以曾为帝师入枢府，不便鬻技自给。”云。

以儒学为意识形态又为“整个华夏种族在人格智力与骨气上”提供了底线。能出现康乾之盛，能有效抗击洪杨帮，衰落时还能孕育洋务派和改良派，涌现众多仁人志士，非偶然也。

清政优点明显。例如，清朝对宗室的约束极为严格。《国乘备闻》载：“旧制，皇族不得离城，不得经商，不得置产，不得外任，防范极严。后此例稍破，郎中文瀛、御史惠铭皆以京察一等简放道府以去，而经商置产者无闻。生齿既众，贫富不均，专恃公禄赡养，坐食无所事事，窘甚，多不能自给。”云。可见，即使到了晚清，清朝对宗室的约束大体仍在。

清朝皇族虽然清贵，清贫者众。如溥伦还是宗室近支，家境就很清寒。《国乘备闻》中记载了一个宗室贵妇陪酒的故事：“尝有友人入内城赴宴，各征一妓侑酒。门外车马阗咽，忽见一艳妆少妇，年约二十许，乘红托泥车扬鞭竟入。问从何来？曰：王府街宗室某宅。及入座，遍拜座宾，即侑酒者也。”

君主权力及财权也受到一定制约。“文宗北狩，行在提款过多，宝鋆坚不奉诏。穆宗大婚，内务府告匮，假之部库，部臣力争，谓府部界限甚清，不可牵混从事。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籍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

《国闻备乘》载：“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孝钦者，慈禧也。

清朝各部郎中以下的官员，实际负责办事之人称为“乌布”，属低级官吏。慈禧太后想帮亲信太监李莲英的四个养子谋官，被刑部尚书葛宝华以“补缺当遵部例”的理由驳回，只能给以“乌布”低级职位。晚清尚且如此，之前可知；慈禧和李莲英尚且如此，他人可知。

清朝堪称儒家政权中最差劲的一个，但仍有底线，不低于60分，有一定的文明性宽容性。建政以来，大儒大德贤臣清官仁人义士层出不穷，中期之前还能受到各国一定的尊重。到了晚期，体制内还能够出现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洋务派、改良派和立宪派，试图救国救世。

晚清儒家群体领导的戊戌变法是中国宪政追求的发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代拟《清订立宪开国会折》，《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提出定宪法，开国会，行三权鼎立之治，建议光绪帝“上师尧舜禹三代，外采东西列强，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

大学士孙家鼐劝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朕但欲救中国，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变法失败，宪政追求遭受重大挫折，但一蹶又振。日俄战争前后，众多开明之士和清朝中央地方大员，包括军机大臣瞿鸿暨、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都要求立宪。

《镇国公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昔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于无形。彼其心非利有所受于朝廷也，保一己私权而已，扩一己之私利而已”。

或说立宪有损君权，载泽指出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或说立宪利汉不利满，他说：“方今外强逼迫，合中国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不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而为满人谋一家之私有”，“忠于谋国者决不出此。”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上谕，派员考察各国宪政；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宪法保障国民诸多权利，包括参政，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以及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等等。但清廷坚持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导致立宪派的大规模请愿抗议，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组织内阁。

清廷接受了资政院关于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于十月三十日连发三道上谕，表示要“誓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并立即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命令资政院起草宪法，在颁布宪法前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宣誓于太庙。《十九信条》采英国虚君共和制，比《钦定宪法大纲》更为先进。

或说：“满清乃是部落政权，不能期待部落政权会自我更化”云云，非也。部族政权比家族政权品质差些，自我更化能力也差些，但不至于差得太多。光绪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不能否认那是清朝自我更化的努力。

晚清宪政运动当然是内忧外患形势所迫，却也相当真诚，光绪康谭集团不用说了，慈禧也颇有诚意。如果康谭智慧手段略高，或者光绪大权在握，或者光绪慈禧任一位寿命略长，或者革命党具备汤武精神，真正以民为本，中国都有立宪成功之望。如果当时文化知识界能够将清朝和儒家适当区别开来，认识到清朝衰败的真正原因是偏离儒家正道，认识到儒家的无辜，那么，倒孔反儒就运动不起来，中国后来就不至于滑向最坏的道路。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把清朝偏离儒家造成的种种问题栽到儒家身上，将儒家与清朝捆绑在一起打倒和摧残，导致空前严重的文化自伐、道德自毁和圣贤自侮，恶果彰明昭著，民国以来内忧外患之深，人祸天灾之巨，无不种因于此，后患至今未已。要深入清算五四，重新尊孔尊儒，就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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