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中华文化更新成长的契机

作者：孙焘

来源：原载于 《中国经济社会论坛》2014年第7期

时间：甲午年十月初二 

           西历2014年11月23日

在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很难，是因为人要跳出自己，了解形形色色的他人，以便知晓自己的特点，最后还要返归自己，肯定自己的优长，弥补自己的不足。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会面对更复杂的局面：除了思索“我是谁”，还要探寻“我们是谁”。在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各民族的本土文化都受到空前的挑战，但也迎来了自觉反思和取长补短的契机。把握这些契机的前提，就是该文化中的人能充分地了解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以开放的态度学习其他文化。

一，深者见深，浅者见浅

知人的前提是自知。一个人对自己的文化掌握的越深入、越全面，那么他对其他文化的把握也会越深入、越全面。一个人越是了解本民族文化当中的难题、经验和教训，也就越会敏锐地把握其他文化的关怀、长处和困惑，进而反观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既有优势和有待成长的方面。反之，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文化，即使跑遍了几大洲，看到的也只是肤浅的符号。

在巴黎有一家著名的百货公司，叫老佛爷，许多中国人都知道它，去法国哪怕只待一天，也要去那里采购奢侈品。所谓奢侈品，主要就是女人的包，男人的表。但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在距离这个老佛爷百货店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工艺博物馆。法国人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收藏着几百年来各种各样的测量仪器、天文仪器、显微镜、大大小小的钟表，他们用这些藏品展示自己对欧洲科技发展史的理解，还有科技背后的思想演变的历程。你到这个博物馆里，会感受到欧洲人对于机械的痴迷。如果了解西方的思想史，你还会知道，欧洲人对于机械原理、机械产品的关注已经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曾经有一段时间，欧洲人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钟表。而这个钟表的设计师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那么，当人类自己运用工艺和技术制作出一个钟表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人类太伟大了，能在这个层面上模仿上帝的工作了。如果不提到文化的、思想的层面，我们就只会看到各种齿轮、皮带。这可比今天的高科技设备粗笨多了，有什么可看的？但今天各种高科技的装备就是从这个源头慢慢发展来的，老佛爷店里摆的名贵腕表也是从这个源头派生出来的。

当我们拥有自己的信仰，并且具有反省能力的时候，才会从西方人对机械的痴迷中了解他们文化深层中的特点，进而还可以来反观自己。中国文化里不会这样看待机械，如果要做文化比较的话，稍有相似的是中国建筑里的风水、饮食和医药里的四气五味等等。它们体现着中国人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也可以提到信仰层面去认识。如果从这个对比去思索中西文化当中的深层差别，就会为很多现象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

没有文化层面的理解，并不妨碍有些中国人一掷千金地去购买名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钟表被无意识地纳入到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当中，成了一种“玩意儿”，就像清朝人看待玉如意、鼻烟壶一样，一方面是很华美的东西，另一方面还是身份等级的体现。但中国古人有一句告诫：“玩物丧志”——对“玩意儿”上瘾的人，很容易败家。西方人也玩钟表、跑车、游艇、飞机，却无损其累世富贵。这差别正在于对物品、工艺的赏玩背后有没有一个思想的、信仰的依托。我们在老佛爷百货店会看到很多中国消费者，还有来自中国的导购员，但离它不到两公里的博物馆里就几乎见不到中国人了。那段路只要步行20分钟，对许多人来说却很难走过去，因为他们被急躁、虚荣和无知阻挡住了。

与之相对比的是，许多欧洲人对中国的饮食、中医很感兴趣，对饮食、中医背后的天人学说更感兴趣。一批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很努力地在了解中国的阴阳五行观念，尽管有的猜测离题太远。这些西方人为什么对这些被我们认为是“迷信”的东西感兴趣？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很了解，知道其中的困境，并且直觉到中国的象数思维可以补其中的某些不足。机械式的宇宙观念、精确清晰的思维方式、可以大规模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确实有非常强大的优势，整个工业文明、信息文明都证明了这个优势。但是机械化的模式一旦形成就容易变得僵化，要变革就是颠覆性的，甚至毁灭性的。而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模糊性。以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它的劣势。但当我们超越出特定的标准来看时，会发现模糊的语言概念、留有余地的制度允许中国人在变中把握不变，在不变中渐变，有弹性，有韧性。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优是劣，是强是弱，要放在具体的情境当中，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来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今天的交通条件是古人做梦都不敢想的，科技缩短了空间距离，也冲淡了距离所包蕴的意义。如果没有跳出既定模式的能力，不论在世界哪个角落，看到的都是同类型的事物。中国古人推崇的“见多识广”，不是经历很多同类型的事，而是见识了不同的标准，对它们各自的长短都有客观的把握。见多识广的人，会充分肯定自己的长处，同时也会坦然地承认自己的不足，用发现和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样，心胸会变得越来越开阔，心气也相应地会越来越平和。

二，求同有共识，存异得新知

要能实现本土文化的优势，前提是要发现自己跟其他人的共同之处。在差别中寻找共识，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说的“求同存异”。“求同”，就是寻找公约数，找到两者共享的、相通的地方。这才有共存和交流的基础。否则，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有两种状态，或者是老死不相往来，互相没有关系，如果必须得有关系了，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怎么找到能够相通的地方呢？一般我们倾向于寻找利益上的交集，寻找思想上可以彼此同意的观念，寻找共同的经验、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困难和挑战，甚至共同的敌人。如果这些都找不到，甚至对方的存在本身就是自己的挑战，那么，我们还有最后的底限，你总要承认对方也是人，有着人所有的一切困境、需要和追求。所有成熟文明中的经典思想，都首先强调人与人的相通性，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那些意在造成斗争的思想，却只强调那些造成人与人区别和对立的所谓种族（民族）性、阶级性、宗教性，而拒绝承认那彼此相通的、更加基本的人性。

我们强调共同点，并不主张把那个差异给消灭掉。差异不仅要被允许、宽容，而且完全可能是一个正面的因素，是能够给人带来启发，提供新的信息或方法、角度，帮助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举一个例子。中国古人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治国和修身用的是统一的思路。我们看看这个思维可能给思考现代的问题带来什么启发。中国现今医学的思维基础是西方近代的还原论。一个人生病了，多是因为他的体内有细菌、病毒，或者是癌细胞。治病的思路就是把这些不良的东西一一找出来，然后或者用抗生素，或者用激光、毒药、手术刀等等把它们消灭掉。但大动干戈的做法对正常组织的损害也是非常大的。最极端的情况是：肿瘤不再复发了，人也死了，同归于尽。当今国际打击恐怖主义的主流思路也是这样，用数据库加间谍卫星把恐怖分子识别出来，然后消灭掉。但是，美国人在反恐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特别麻烦的问题：有些恐怖分子极其狡猾，会躲藏在平民当中，防不胜防。这种“定位—打击”的思路，不论是在医疗上，还是在维护安全上，有时候就会让人陷入到困境当中。

以前的中国人怎样来认识疾病和治疗？首先不是定义和消灭坏分子，而是着眼于改善整体环境。这跟中国儒家思想当中的性善观念是一致的：人的本性是好的，如果某个人现在确实不好，我们也要相信在合适的条件下他会变好。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变化过程，也重视大环境的影响。对一个恶人，首先想的是去找他的家人、亲戚、发小、朋友、单位领导，通过各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来约束他，改变他。恐怖分子当然就没这么容易教化了。要对付躲藏在平民当中的恐怖分子，首先要做的却是平民的工作，体察平民当中存在的怨气，尊重他们的诉求，让平民不会去同情恐怖行为，让那些顽固不化的家伙受到孤立。这反映了中国人的“和”的思路，是注重关系、过程甚于元素、属性的，是考虑整体多于个体的。

这两种思路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分，应该形成一个互补。身体里有些组织、社会里有些人，真的是非常恶劣，侵犯性很强，那就应该严密地追踪，果断地处理。但是对于处在发展阶段的小毛病，就要首先改善关系、环境。也许环境改善了，还总有一些极端分子继续存在，就无需要赶尽杀绝，因为他们已经形不成气候了。同样，许多人的身体当中终生都带着些肿瘤，却不会影响到健康，也是因为它们不成气候。“气候”本身就是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汇，跟“火候”、“分寸”、“水土”、“风气”一样，很难直接翻译成西方的语言，却可以通过各种例示、比喻让人知晓。结合当今的生活经验来阐释、发挥那些本土文化中的思维观念，就是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播的过程。

三，守护文明底限，涵养文化元气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去了解本族和外族的各种文化。了解的意义，不应限于做此有彼无的简单比较，最终在于肯定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中的积极方面。

冷战刚结束的时候，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就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文明的冲突”理论。他认为，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消失，不同种族、民族、文化之间必然是对立的，因为任何人都必须要依靠强调“我们”和“他们”的差异来建立自我认同，用设定邪恶的“他者”来肯定自己的美善。这个认识很深刻，但只能体现近代以来的一部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的思想当中，人面对异质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的时候，可以先“求同”。在《论语》中，我们看到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是把新的、不同的东西引入自己的视野，不断地增长见识，扩大自己的精神世界，“习”则是把新学到的东西慢慢化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再去温故而知新。在这里，新与旧、异与同，是可以打通的。《论语》的第二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古代，“远方”揭示了人和人的差异，但孔子在差异面前仍然可以“乐”。这说明，在中国的儒家看来，“他”与“我”是可以打通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都是人，在深层分享着一些相通的忧患、欢乐和希望；所有的对立，都可以通过深入到可以分享的人性而找到化解的途径。人类社会尚不至自取灭亡，就是因为还能找到一点相通性，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文明。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推论，文化可以而且应该是多样的，但文明只有一个，就是各个文化当中的那些尊重人性、维护人性和发展人性的方面。如果处于一种文化当中的人能不断地去肯定和发扬文明，这种文化就处在一个更新和发展的道路上。

在对待生命的问题上，中国的传统医学也是立足于正面的思维。“驱邪”的前提是“扶正”，就是“培扶正气”、“涵养元气”，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这里不能展开。只就其在健康问题上的表现而言，“正气”、“元气”可以看作是生命机体的自组织能力，体现为免疫力、自愈力等等。这是传统的中医治病最先借重的因素。如果不信任这种生命的自组织的能力，完全依靠外力干预，结果很可能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的医学现在也在反思和调整，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反而在中国更加严重。这因为，当人在通过否定本民族文化而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通常会首先吸收那些偏颇的方面，而对外来文化当中能够纠偏的因素视而不见。可见，人体的元气受损和文化的元气不振也有一定的联系。

四，总结：实现文化的潜能

文化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道”也不是玄之又玄的神秘事物。“道不远人”，天地自然的规律、人性人心的规律贯穿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每种风俗、文化对于“道”的实现方式，则是同中有异的“德”。《礼记·中庸》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德”之所以能大，是因为它在回应人类的普遍问题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公认的包容力和吸引力。中华文化在当今时代的存在理由，不能用灿烂辉煌的过去来说明，也不能仅仅诉诸于“我们是中国人”的义务感。这种文化的生命力能否维持和发展，根本上还是在于它能否积极地回应那些全人类都正在探索的时代问题，无论是社会政治层面的，还是个体身心层面的，并给出一些新的而且可以被广泛接受的回答。本文提到的那些带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却不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普遍秉持的。它们只是一种潜能，蕴藏在我们的经典和传统技艺中，有待于今天的人去重新实现出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文化的碰撞给中国人带来的就不仅仅是混乱和挑战，更是难得的发展完善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机会。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