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制度

作者：余东海

来源：原载于 《南华早报中文网》

时间：甲午年十月初四

           西历2014日11月25日

人和制度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有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一个是人决定制度，一个制度决定人。

“制度决定人”之说有一定的道理。有句名言说：“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制度对人的好坏，有一定的决定性，但不是绝对的，不是根本性的。否则，坏制度的改革就永远不可能。古今中外不少针对坏制度的改良或革命的成功早已证明，人，只有人才是决定性因素。从根本上说，人决定制度。

坏制度能让很多好人变坏，但不能让所有人都变坏。人不是物，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有意志自由、良知尊严和人格底线的。绝不让坏制度改变自己，绝不与之蝇营狗苟同流合污，就是正人君子的基本底线。能被坏制度变坏的好人，好的程度有限，不是真正的好，还没有牢固建立基本底线和不移不淫不屈的大人格。对于正人君子大丈夫来说，坏制度是必须努力改变的东西，不仅是不让它改变自己而已。

或说：“制度说穿就是一个模具，每个人都是一团面，所以把你按进一个鸡巴样的模具里，你就是一个鸡巴”云，自视为团面，自甘居下流，任凭模具摆布，这是典型的市井之言和小人之见。

在恶制模具之中，很多人确实像团面一样，但也有一些人不愿被模具改变，或努力保持距离，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或致力于改变恶制，重建政治。如果体制内外这种人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恶制寿命就不会太长。

换言之，体制内外必须有一批不易变坏的君子豪杰，制度的改变才有可能。如果所有文化政治群体和民众全都被坏制度变成坏蛋了，都像面团被模具变成了鸡巴蛋，好制度是不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替代坏制度的。恶制如何改变，方式多种多样，因时而异、因社会国度之不同而异，概乎言之有两种：自上而下为改良，自下而上为革命。外力援助也可以成为改制的重要力量。

改变恶制，离不开一定程度的抗争，这就需要抗争的人和群体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道德内力。缺德的人和群体，即使迫不得已奋起抗争，也是弊端多多难有成效。这种抗争会有下述特点：突发性有余坚韧性不足，原子化有余凝聚力不足，依附性有余独立性不足，利益性有余道义性不足，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而且很容易被暴力恐吓、利益收买而各个击破，作鸟兽散。

坏制度在中国延续这么久，就是因为不被制度改变的正人和正常人太少了，少之又少。由于倒孔反儒运动的持久开展和马主义唯物论的深入洗脑，中国人物化程度空前严重，在党主制和公有制的模具中，上上下下绝大多数都成了面团。朝野各界中，流氓恶棍纵横，正人君子几希。

其实，罪恶没有赢家，都难免恶果，这是道德真理。《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亡身。”小善小恶不断积累起来，就会成为大善大恶而导致质变，积健为雄则成大名，恶贯满盈则亡其身。作恶就像骆驼负重，积恶就是不断增负，最后被一根稻草压垮。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中庸》说：“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曾子说：“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远矣。”（《中论》）

《孟子•梁惠王下》载的曾子语：“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孟子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荀子》说：“凡物有乘而来，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国语周语》云：“天道赏善而罚淫。”这些儒言都揭示了“罪恶必有恶果”这一道德真理和因果铁律。

坏制度更没有赢家。弱势群体固然受尽欺压，统治阶级也是后患无穷，往往代价惨重。坏制度的维护者在持续制造民众苦难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掘墓并贻后人大患。中国人多羡慕共官，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整体而言，共官的命运是古今中外所有官群中最恶劣的。四九至今死伤惨重，死于内斗、死于人祸、死于恶法、死于灭口、死于自杀、死于天灾、死于子女亲信者之多，难以统计。

有多大的罪恶就有多大的苦难，新一轮官灾又将开始。在2013年初我就在微博预言：“贪官恶吏群体将面临空前浩劫，五年之内，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将遭遇灭顶之灾。谨立此为据。”不久，习王团队的反腐打虎运动就开展起来了，这个预言正在逐渐降落为现实。

不断落网的大大小小的老虎，既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更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受益是暂时性浅层次的，受害是永久性深层次的。为了一时的特权和物质享受，它们浪费和了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更浪费了宝贵的生命。

政治和制度的罪恶是人世间最大的罪恶。面对这个反道德、反文明、反中华的制度怎么办，是坚持和维护它，或者继续甘愿被它决定，还是尽量保持距离，甚至努力成为结束恶制的人，向它扔下挑战的白手套？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问题。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中国人应该有所觉悟了，有识有志之士更应该作出正确的选择。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