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归来

作者：任锋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初四

           西历2014年12月25日

传统复兴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国学热的兴起、读经运动的开展、传统习俗礼节的回归、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崛起，在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年来官方对儒家传统的尊重、文化态度的重大改观，更进一步引发人们的关注。在被“打倒”百年之后，孔子代表的文明传统正在强势回归，是耶非耶，亟需世人正视反思。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首先应当了解儒家在中国文明传统中的基本角色、以及为什么曾经被放逐，知往而后通今。

文明的肌体与精神

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连续存在的古老文明体之一，这一点并无疑义。传统古人对于历史的记忆，以三皇五帝、尧舜三代为起点。三代以降，历经秦汉、唐宋明清，以至现代共和，煌煌史册，代纪不绝。

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么悠久广远的文明传统？为什么中国会形成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即使在现代冲击面前仍然没有像其他古老帝国一样分崩瓦解？

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大部分蕴含在儒家所提供的文明机理中。

虽然是涌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儒家表现出了对于之前文明传统的高度尊重。孔子及其后学塑造了对于三代文明的积极信仰，通过整编记载那段历史的经典系统，延续了经远形成的典谟法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这种历史和法度精神的典型概括。

尤其重要的是，根据对于以往数千年历史的回溯，儒家提炼形成了一种文明的演进史观。他们强调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历史演进是在因承中包容损益，基调上是一种维新而非革命的演进模式。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的历史精神在世界文明中尤其发达。而这个历史精神，又关联着制度、模式、礼法的稳健变迁。后世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宋承唐制，都体现出一种旧瓶新酒的高明技艺。这构成了文明积累复兴的历史前提。中国人也是由此领悟自家超越存在即天命的现实展现，从来是天人相即不离，意在追求历史中的善治，而非天国或尘世乌托邦。善治总是因承损益、生生不已，并没有历史终结论的幻象。

更重要的是，儒家透过“仁”、“礼”等文明精神的阐发，为社会政治系统的良性扩展提供了核心支持。

仁，一方面继承了周以来的天命天道信仰，一方面对于孝弟忠信等传统伦理进行了提升。儒家注重合乎人情人性自然的社会伦理秩序，由一己之老幼推广仁爱至于天下。特别是仁包含的公共精神、志士人格，将以往古典宗法性的贵族君子转化为以道德践行为标志的新君子认同。

礼，继承了周礼为代表的三代法度，并经过仁义精神的洗礼，被提升为表达普遍人性人情的规则，为生活方式、法政秩序树立了法度典范。

而孔子及其门人贤达更是代表了一种新兴的文化社群，开辟了民间社会的文教空间，讲学参政，因此被视为新时代天命的木铎，在春秋战国之际为孕育中的文明新形态贡献了组织与文化的资养。

这种储备，虽然在秦制秦火中经受了短暂压制，却在汉代迎来了历史机遇，经过武帝时期的更化，为此后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奠定了基本框架。

在思想上，儒家取代法家、黄老成为朝野上下共同认可的文化准则，成为新的文化与政治精英得以形成的根基；在政体上，同样透过儒家士大夫阶层进入君主制架构，约束君权的独断性，发扬共治天下的公共精神；在治理上，儒家文教的推行维系了社会公序良俗，也养成了具有自治性的社会组织肌体。

此后两千年，儒家持续发挥“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积极功能，并经过包容性吸收，在精神秩序上克服了佛老二家的挑战，基本形成了公共文教主导下的多元信仰格局。中国的文明世界，因儒家而凝聚众多族群、信仰、阶层，成就了一个天下格局。

“打倒孔家店”

晚清中国，遭遇了世人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最重要的挑战，就在于其时面临的文明对手，从物质到组织到精神都不同于以往的夷狄。战争的失败，一次次刺激时人的神经，也推动了一轮轮的自强维新运动。

自强维新，意向有二：一方面承认技不如人，政不如人，另一方面认为古老精深的文明传统尚有潜能吸收并消化这些舶来品。因此，自魏源而下，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理学经世或经学复古的精神激励下，积极推动了中国人的改革变法。

在当时的精英人士看来，西方英美的美政美俗，与中国古老的三代文明，精神相通。如公选元首之于禅让，议院之于公论，宪法之于宪章典谟，原本并无睽隔。改革维新，因此也等同于中国人吐故纳新下的文明复兴。中国人的文明尊严并未受到根本性动摇。

而维新变法的失败，导致国人痛定思痛。之后的中国路向，一个是透过新政立宪追求改革的深化。这方面科举制的废除、礼教被法治替代，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实现了政教制度的现代化。另一个试图通过革命，实现王朝政治的终结，最终以共和民主制取代了两千年的君主帝制。

君主制、科举制、礼法传统的终结，意味着儒家赖以栖身的社会政治网络最终崩决。儒家一步步变成现代中国的游魂。它所主张的义理、学问、道德，究竟在现代社会还有没有价值和启示？

晚清针对维新变革反弹而起的中体西用说，一度成为保守主义政教观的宗旨。张南皮曾经主张“修其政，而不争其教”，保国而可保教保种。即使在康梁等人的君主立宪构想中，儒家仍得以国教形式维持其精神准则地位。

这种情形在民国初年的宪制建设中，一度以孔教入宪的形式延续愿力，试图为新生的共和国保留一种精神传统的共识维度。由于政局诡谲，国教论本身争议过大，这个探索并未成功。而这个动向的思想余波，最终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激烈抨击中充分释放出来。

《新青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坚决反对孔教入宪，把儒家看作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代表，与共和民主格格不入。这种激进的文化态度，最终导出“打倒孔家店”的主张。传统派被彻底污名化，西化派占领了舆论高地，剩下的只须争论在哪一种西来的主义之中探讨启蒙与救亡的具体问题。

原先是技不如人，政不如人，迨至呼吁精神、伦理上的最后觉悟，中国人被认为彻底地“人不如人”。

孔子归来的文明复兴

“打倒孔家店”标志着以全盘反传统为宗旨的激进主义狂飙正式登场，中国革命也从辛亥类型的政体革命扩张到精神、道德、风俗、人伦等社会全体的大革命。这个激进逻辑在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华民族的浩劫中得到充分展现。

旧的风俗、伦理被当成落后的历史障碍被强制铲除，乡绅群体、具有自治活力的社会团体被摧毁殆尽，与历史上专制势力相抗衡的儒家传统被“评法批儒”捆绑到反动的被告席，而随着传承士人精神的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儒家创立者也被蔑称为“孔老二”。红卫兵在曲阜把孔子掘坟刨墓，是二十世纪革命主义极具颠覆意味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革命性国家意志全力摧毁传统的文化、社会、政治体系，并试图重新塑造一套乌托邦秩序，这一现代努力有短暂的动员凝聚功效，但不能带来长治久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革命主义终于走到尽头。合乎常识理性、合乎人性民情的时代大势一阳复归，传统意义上的文明秩序逐渐恢复其生机元气。

从文明传统的演进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将国家的控制之手逐渐放松，恢复民间社会的秩序活力，这是儒家传统复兴的重要背景。人们可以再度按照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安顿身心，四民各得其业，养生送死从礼，社会流动正常化，并以国人最擅长的实践理性学习外来的先进理念与技术。

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放利狂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文明代价，如环境破坏、道德混乱、政治腐败、精神迷失。儒家传统自在意义上的部分恢复，远远不能弥补其自为意义上的低迷迟钝。因此国人在教育、文化与社会各层面展开一场愈来愈自觉的传统复兴运动。

我们选择回归常道，如伦理上的孝弟忠信仁义，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然后因应现代社会特征予以调适；我们重新估量传统治国理政的儒家智慧，并辩证吸收现代先进政治因素，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治理道路；我们强调文明意义上的返本开新，据此确立自己的国民身份，并试图构想一种新的天下秩序格局。孔子归来，不仅与中国人相关，也是大国崛起下人类新秩序的生机。

道有经有权，制随世损益，这是来自儒家传统的文明复兴启示。它带来的注定既是复归，也是复新。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