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美国分析与美国梦的中国分析

作者：范仄

来源：原载于 新浪历史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初三

           西历2014年12月24日

张维为《中国超越》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范仄)

阅读和评论张维为新著《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首先要定位作者的写作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作者人生经历丰富，现实身份也许很难单一化，但在书中的形象是清晰的：他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的英文翻译，然后周游列国，若干年后成为中国改革的“阐释者”和“辩护者”。

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英文翻译，现在正做中国改革的“阐释者”。作者周游列国获得的见识和经验，几乎全用于阐释工作，周游列国是领了使命似的。这也决定他在30年后的阐释还停留在30年前的格局中。蒋经国的英文秘书马英九，也许是个蹩脚的立法者，但终究是立法者，不得不立于当下与未来的结构性位置中思考与行动。邓小平的英文翻译则只是个“阐释者”，也许他自以为站在了当下与未来的结构性位置上，但从书中可知，他确实只是个周游列国的归来者。

他获得世界性见闻，但从书中找不到丝毫的世界性格局。“世界”在他那里只是比较性视野，而不是统一性视野。这就决定这个周游列国的归来者，只是“阐释者”，而不同于周游列国归来的孔子。孔子总是用统一性眼光看待他周游的列国。

作者是用怎样的比较性视野或方法，看待归来地与周游地的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人们在日常的比较性认识中常用的方法或易遇的陷阱。人们一旦对某个具体对象特别认同，一般会从中归纳出抽象原理论证自己认同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大多建立于认同对象在抽象原理中对其他对象的胜出上。事实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是因为对这抽象原理有反思性认同而做出理性选择，而是因为首先对对象的认同。“胜出”认知也不一定是建立在将抽象原理准确施用于其他对象的基础之上，而往往是因为其他对象的具象与抽象原理的直接不一致。人最终是生活在具象中，也最终是具象在对人发挥机制性作用。在比较中引入抽象原理，固然是出于自我意识统一性的需要，但常常因为缺乏适当的清明而将人们置于具象与抽象的比较错乱中。我们不妨将这种错乱称之为“具象抽象倒错比较法”。

我们将发现《中国超越》一书的作者是与美国人一起陷于具象抽象的倒错中的。

中国梦的美国分析

我们可以把书的内容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梦的美国分析”，一部分是“美国梦的中国分析”。我们先看作者如何将中国梦做成了美国分析。

作者认为美国计算中国经济水平或规模或能力的方式有问题。如果用美国的计算方式统计，中国经济还有一定差距。作者则用另一套计算方式，计算结果是中国经济总体水平很高。这两套计算方式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任何一套成熟或常用的计算方式，都意味着计算对象的清晰度，在社会经济领域尤其如此，即社会经济向计算者显示出来的东西具有相当的质的确定性，计算者所感觉到或所意识到的东西直接适合这种计算方法，计算结果也比较符合他们的日常感知。这是一种天天发生的社会客观表现机制。人们日常的悲欢和行动直接决定于这种感知和计算。

美国人常用的计算经济水平的方法，一般是符合美国的社会客观表现机制，符合美国社会经济向美国人显示出来的东西，也符合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经济的感知，美国人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日常悲欢、成败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这种计算方法。美国人自然也会用这套计算方法来认知中国经济水平和能力。

作者认为美国这套计算方法不适用于中国。作者便提出另一套计算方法，用这套计算方法则认为中国经济水平或能力已经不弱于美国，甚至超越美国。作者要求用“购买力平价”“人均预期寿命”“家庭净资产”三个方面来比较中美经济。一言以蔽之，作者用尽办法来揭示中国的实质实力，说明中国改革的成功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其主要方法最终是以货币化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比较。只是他必须进行折算，而对于这种折算出来的数据与无需折算的数据有什么不同的意义，作者并不清晰。

这两套计算方法遵循的其实是同一个标准，即可交易性。差别在于美国经济空间已全部卷入交易关系，甚至都经过多次交易以上，即所谓的充分货币化，而中国经济领域货币化不足，很多未进入过交易，更别说经历过多次交易。作者的计算方法的核心便是要把这些未货币化或未充分货币化的东西“折算”出来。他最终釆用美国的计算标准。不用美国的计算方法，却用美国的计算标准来分析和衡量中国的崛起，这便是本文所说的“中国梦的美国分析”。

这首先带来一个问题，便是中国社会经济向中国人所显示出来的东西，或者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经济所感知到的东西，或者在社会经济领域直接让中国人日常悲欢和行动的计算活动，到底是什么？

以隐性失业研究为例，可以出于学术创新动机，也可以从公共政策角度展开。学术研究的指向性五花八门，但公共政策的动机不可胡来，除非心怀鬼胎。所谓隐性，便是它自身尚未向人们直接显示出来，也尚未直接成为社会问题，不直接构成人们悲欢和行动的显性原由。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一般无暇顾及，也无从顾及。如果基于战略性前瞻，而问题苗头并不明显，即使学者努力揭示，战略决策也多无从直接着手。但研究者的揭示有助于解释其他事物和社会现象，或者因此揭示隐性失业得以可能的很不一样的社会机制。

拿农民手中没有货币化的土地和房屋说，大家都认为如果它们都货币化，中国的美国式经济规模不知要大多少。有些人会说，农民房屋不值钱，货币化也不能增加多少美国式经济规模，别人便要问农民手中的土地值不值钱。有人会说农民不能自由处置手中土地的产权，别人便要问你能随便从农民手中把土地要过来么。

其实恰恰因为农民手中有土地有房屋，在农业生产力大为提高而城市工业又无法消化农村多余劳动力时，支撑起大规模隐性失业，而使中国沒因为工业农业一时失衡的发展摩擦而陷于失控。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因为比例一时失衡而来的发展摩擦随时都有，有多少国家因为这样的发展摩擦而失控，一再错失机会，一再无法持续发展。很多人知道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严重失衡会导致毁灭性的金融危机，而不知道工业和农业严重失衡也会导致毁灭性的发展摩擦。农村颓败导致大规模流民，容易会导致动乱。如果没有合适的土地政策，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化能力，农业大发展会激发资本对农业土地的侵吞，多余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不仅没有地方去，而且也会失去土地生产力对自身生活的基本保障，此时便不再是隐性失业者，而是大规模流民。换言之，隐性失业者，其实是对流民的良性替代。这也是土改成果尚未全部流失给改革所带来的基础性红利之一。

有人说因为土地没私有，造成大量恶性拆迁。但这些人是否知道，中国这几十年的城市化是以人类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在进行，如果土地不是集体与农民共同所有，恶性拆迁绝对要多上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灭家庭的事情会常有发生。

作者在论述中国扶贫成绩时区分货币化收入和事实拥有的土地和财产。这是目前比较常见的说法，它具有经济学意义，但不一定具有经济意义。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村年轻人大多非偷即盗，天天在街上游手好闲。老人们说他们变懒，那么多农活沒人干。我曾经反复琢磨过这个问题，也跟他们反复沟通过，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他们觉得没现金收入，干活便没意思。这便是市场化的结果。货币化的普遍交易使货币化收入成为人们对外的主要面孔；货币化财富持有状况基本上决定人们对外面孔的大小、美丑、贵贱等。正因为如此，有人鼓吹只有金融才是财富的观点，而无视经济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区分。

其实对于西方来说，所谓需要折算，便是因为市场化程度不够。假如再经市场化，这些需折算的对象会转化成多少的货币性财富根本无法估量，其间变量太大，大多可能会变得一文不值，比如在前苏联的休克疗法中，很多人的财富根本守不住。这种货币化数值比较，其实质是把全面市场化和货币化看作最高合法性和最终目标，换言之全面货币化将成为中国的现实。以此为据则可以说目前的中国梦只是未完成的美国梦。这就是中国梦的美国分析。众所周知，纯粹数值比较是以质的同一性为前提的。如果一开始沒有建立质的差异认定，任何比较性胜出终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行径。

全面货币化意味着什么？毋庸置疑是人的全面货币化，是人的关系全面交易化。人在其现实意义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周遭物对人的属性是什么，人的属性便是什么。周遭物全部货币化，周遭中的人还能是什么？唯一的选择便是货币化。人与周遭人的关系也是货币化和交易化。有人把这种状态称作交易主体的平等性从而是人的自由状态。在形式上确实如此，因为它给在此状态中的每个人预设了自愿交易的身份和可能。毕竟在米塞斯的笔下自杀也是自由选择。已经生活在市场中多年的中国人对议价能力很熟悉。议价能力的构成和来源也复杂多样和五色缤纷，黑白灰黄红什么都有。

中国人还对一个词很熟悉：双轨制。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它几乎在很多领域被视作改革的过渡性或渐进性手段。其蕴含的目标便是单轨化。双轨制有利于尊重历史形成的差异，不让这种差异在急剧变革中转变成对抗。无独有偶，双轨制最早的提出源自价格改革，是市场统一化和价格统一化过程中的现象。这恰恰是货币化的直接动机和表现。其实以后大多数的单轨化改革和运动主要是因应全面货币化的需要。财富的多重形式单一化，社会的结构性差异消失，人们自身的具体存在非真实化，所谓真金白银成为唯一的现实，即货币财富成为人世间唯一的真实物，人们自身的虚幻化使幻象盛行。这也是幻象消费的根本原因之一。

谁去思考过多轨制和多轨结构化本就是智慧生存呢？ 多轨应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状态。多轨互动是否产生正效应还是负效应，都不是多轨自身存在或不存在的理由，因为正效应或负效应决定于对多轨的管理，但一个单轨的社会虽然会有一时的高效应，但终究不长久，且负效应巨大。因此，货币化与非货币化应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至少能使非货币化对人的心理产生正效应，即非货币化拥有者对这种拥有具有一种财富感、幸福感、充实感。物对于人的充实感的生成机制至关重要，至少要有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效果。

美国梦的中国分析

在《中国超越》一书中，如果说“中国梦的美国分析”，是分析中国经济，那么“美国梦的中国分析”，便是分析中国政治。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是为了说明中国政治制度比西方政治制度好。最后用“文明型国家”观点来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崛起、中国政治制度为什么优越。其核心激活点是邓小平。这便是此书的基本结构。

现在来看该书中“美国梦的中国分析”。作者给美国制度把脉，认为其存在五大“制度缺陷”：缺乏实事求是精神(对內选举政治化和对外意识形态化)，缺乏选贤任能制度化(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全是选战高手，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缺乏良政善治能力(西方民主似乎已成为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缺乏综合平衡制度(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賴型经济)，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缺乏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导致政策全面短视)。作者还认为美国这五大“制度缺陷”源于三个“基因缺陷”：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

所谓的美国五个“制度缺陷”在描述上是使用五个相对于具体制度的抽象性词汇，它们基本上是对制度功能做某种角度的抽象。实事求是、选贤任能、良政善治、综合平衡和深谋远虑，全是好词，也是任何制度、文明和政治主体都无法否定的抽象性价值或标准。任何抽象物都具有一般性，但任何抽象活动都是对一定的特定对象的抽象，都具有特定的视角。换言之，任何抽象物又都不具有一般性，不能直接进行一般性使用，而需要进行特定使用，或者只对特定对象使用，或者用特定方法将它使用于一般对象。毋庸置疑，作者所列制度的五项抽象功能是对中国政治话语的直接提取。

请注意：这里使用的是“政治话语”一词，而不是“政治制度”一词。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分。作者所说的美国“基因缺陷”也属于话语领域。所谓的三个“基因缺陷”，其实只是作者在“中国梦的美国分析”中所采用的美国计算标准——全面货币化在三个不同方面的表现。作者最后用“文明型国家”来描述中国也属于话语领域，其也可说是“基因优势”。

从一种政治系统的话语部分直接提取其主流的价值词汇并直接去评价另一种政治系统，是危险的。因为这些价值词汇现实所指在不同的政治系统中可能是大不同甚至相反的。以综合平衡和深谋远虑为例，它们在金融化程度较高的政治系统中和在金融化程度较低的政治系统中的边界、类型是很不同的。在金融化程度较高的政治系统中，综合平衡主要表现在时间上，负债运营便成为常态；不负债运营就可能做不到综合平衡。在金融化程度较低的政治系统中，综合平衡主要表现在空间上，收支平衡是常态，否则就可能做不到综合平衡。这两者都有自己的周期性危机及表现形式，不能因为没有对方的危机形式而沾沾自喜或自以为是。

作者提出自己的“制度超越”观，认为一个良好的现代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不失衡。而美国三权分立制度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领域之外，资本独大似乎可以左右美国的许多制度安排。作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眼光已经超出美国模式。问题是作者也认为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美国的政治力量有所限制，而近30年来，这种政治传统被败坏，资本力量跃升。

中国，历史上政治力量总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改开前中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被抑制，改开后资本力量开始壮大，相伴随的社会力量也迅猛发展，从而出现三种力量的平衡格局。作者认为这种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根据作者的描述，在中国，三种力量的平衡格局是改开的产物，此前未曾有过，而这曾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治传统”。由此说来，中国人的眼光不仅没有超出美国的政治传统，而只是刚好追上美国的政治传统。至少从字面上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作者紧接着对中美进行分类分析。美国是什么类型，作者没说，只是引用美国人日常说法，即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经济上是市场经济。中国类型则政治上是“文明型国家”，经济上是“混合型经济”，作者概括为“一国四方”：“一国”指一个“文明型国家”，“四方”指政党制度之国家型政党、民主制度之协商民主、组织制度之选贤任能、经济制度之“混合经济”。作者认为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可能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我们先不说中国官方早已自诩自证为“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不说中国政府一直寻求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承认。我们也不说美国在国际上最自我得意的之一是“普世文明”。我们先说一点搞笑的：似乎美国不是文明型国家，英国不是文明型国家，法国不是文明型国家，德国不是文明型国家。作者用四超四特来描述“文明型国家”：超大人口规模、超广国土、超久历史传统、超厚文化积淀、独特语言、独特政治、独特社会、独特经济。事实是，除了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其他特征都为这些国家所有。“文明型国家”这个词造出来，就是用来忽悠人的。其实造这个词的人也被这个词忽悠。中国确实是大国，一战二战时，中国再败再弱，也是被认为是大国的。“文明”一类的修饰词向来是自诩自证的，而且首先是西方国家用来自诩自证的，并用这个做理由“讨伐”天下，殖民世界，屠杀“野蛮人”。现在中国有所崛起，中国人亦步亦趋，也开始用这个词自诩自证。如果非要用“文明型国家”一词，我想除了规模不好说，根据其他几点，英法德美等都是文明型国家。美国历史不悠久，但不等于其土地上的移民和制度不是来自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世界。

中国有“国家型政党”，作者认为这是“整体利益党”。用这个名相直接去美国找，美国似乎确实没有，但这只是整体利益之政治形式的差异，并不意味美国没有体现整体利益的正式或非正式政治集团。在不同的政治系统中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地位和功能是不同的。在中国，政党政治承担着国家整体利益的基本功能；在美国，政党政治承担着的可能是公共政策与时俱变的轮替调整功能或偏至轮替功能。一个持续和平的国家，不可能没有体现整体利益的政治集团。如论述国家整体利益的政治形式，各国拿出来做比较的则可能是五花八门，有些可能是政党，有些可能是军队，有些可能是国会，有些可能是宗教组织，有些可能是财阀集团，有些可能是家族集团，有些可能是最高法院，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有协商民主，但不要忽视“协商民主”这个词也是舶来品。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协商因素占比绝不会比中国低。所谓社会理性化，其中一个重要要素便是协商。契约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无孔不入的协商。游说则是一种直接的政治协商。在不同的政治系统中，协商的结构性地位、整体性功能和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一个持续和平的国家，不可能没有充分的协商因素和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一切协商的都是民主的。用所谓的协商民主跟所谓的竞选民主做比较，不具有整体性意义，因为它们的结构性地位和功能是不同的。

中国政治话语强调选贤任能，美国一代又一代杰出政治家的产生也不是凭空而来的。选贤任能依然体现在美国政治的各个方面，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对美国政治作中国梦分析，用中国名相去观照美国名相，必定是这样的结局。正如一些公知学者用美国名相来看中国名相。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美国曾经特阔过，现在还特阔。这种阔不是无缘无故的，必然有其制度的作用缘由，而且是制度的系统性作用。这种有意无意地忽视只能使自己的考察走火入魔。

如果说“中国梦的美国分析”采用的方法是用更加具体的计算方法替代美国更加抽象的计算方法，那么“美国梦的中国分析”则是用更加抽家的表述方式替代美国更加具体的表述方式。凑巧的是前者所谓更加具体的计算对象在中国的存在方式和后者更加抽家的表述对象在美国的存在方式都具有相当的隐在性，不同的是作者在前者找到了所谓的折算方式，而没为后者找到合适的转译方式。无论折算和转译都不具有现实性，都深深陷于“具体抽象倒错比较”中。

这样的比较，既无法找到对崛起的解释，更无法找到后崛起时代的未来谋划，只会将人们进一步引入误区。具体制度与抽象功能之间并不能形成必然的确证关系，也无法形成必然的保障关系。事实是如此，理论亦是如此，该书所做的比较性论证更是如此。如果将观点建基于这种确证关系或保障关系之上，无疑是在流沙上造楼。

时、势与世界

其实在作者的题域中，关键是如何理解近30年。作者的题域无非是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比较性胜出。在作者的论述中，也是强调近30年的中美变化。在作者看来，美国“长期以来”的政治传统被资本独大格局败坏。暂不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独大”的一贯论述，作者的论述对于30年以前的中美也似乎无效。在作者看来，这种变化的契机是邓小平。如果以这种方式叙述，关于制度的论述似乎更加无效。我们总不能说作者关于制度的论述只适用于近30年的中美实践。作者关于制度特征的比较分析在形势消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上述困境。

我们不妨强化善意的理解，将作者的三种力量论理解为一种时机理论，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衡平衡的时机。根据作者的论述，美国曾经长期处于平衡时机的常态化状态，但在近30年里资本独大，破坏了这种常态；中国曾经长期处于政治独大的常态化状态，但在近30年里资本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由于邓小平的改革而壮大，并因此迎来三种力量相对平衡的时机。换言之，平衡时机是改革的产物，是改革成功的标志，而不是改革和发展成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改革还在进行中。

首先，何谓政治的力量？何谓社会的力量？何谓资本的力量？政治、经济、社会三者并举，也许容易说清楚它们各自的力量及区别，但政治、社会一旦与资本相并举，它们的力量如何区别界定便是一笔糊涂账。政治、经济和社会毕竟有各自相区分的形式和空间，而资本既无形又无空间，无孔不入。市场化，也即货币化，也即资本化。中国正走在全面市场化、货币化、资本化的道路上。

其次，无论三分平衡，还是一支独大，关键在于其要素是否相制相生。领有总体性的独大一支依然存在内部要素的相制相生问题，无论政治独大或资本独大。总体来说内部要素相制相生的相对平衡比三分式外部要素相制相生的相对平衡要持久得多。系统化的国家与社会没有外部化的基本划分，最多存在大量的游离性要素。

既然纯然是一个时机性考察，那么作者拉来“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说话，是严重的文不对题，是扯虎皮拉大旗。根据作者的题域，所谓比较性胜出，乃一强弱问题，这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势”而已。中国崛起，首先是时易势移而已。这是世界大势的移动。在西方叙事中，这个世界大势是从地中海东部移到地中海西部，移到大西洋英伦三岛，的移到北美，现在移到中国。在中华叙事中，这个世界大势是从中原移到九州，移到现代中国，现在移到七大洲。这种势移有点类似资本领域的洼地效应。

在西方叙事中，世界大势的移动主要是中心移动。这就永远存在外部性问题或边缘性问题，存在中心效应的边际递减。中心地区的边际递减，便是边缘地区的边际递增。内部效应的边际递减，便是外部效应的边际递增。内外之间势移，中心边缘之间势移，构成西方叙事世界大势的移动模式。

在中华叙事中，世界大势的移动主要是边界的扩展。这就不存在外部性问题或边缘性问题，或者只是偶尔存在外部性问题、边缘性问题；也不存在中心效应的边际递减，而只存在边界效应的边际递增。

总之，这是世界大势的移动，只有首先把握好这个世界大势，才有可能解释中国的崛起。其理、其式(制度)也得由此把握。将移动之时的世界大势和世界大理把握好，我们才可能在对他们的综合中梳理出世界大式(制度)。中国只是刚好成为它们的契机，它们的枢纽。这样梳理出来的中国制度、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才是世界的，未来的，谋划的。

总之，中国崛起，不只是中国问题，更不只是中华话语，而是“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的问题和话语。这一切可谓刚刚起步，无论实践和探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提出“人类共同体”“亚洲共同体”等理念，这在政治上为这种实践和探索提供了现实空间，这是中国实践者和思想者的机会。

到时，人类“当惊世界殊”。

原标题为《一种倒错：中国梦的美国分析与美国梦的中国分析》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