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蒙昧是最大的愚昧

作者：余东海

来源：原载于 于《南华早报中文网》

时间：甲午年十月初八

      西历2014日11月29日

知识是通往智慧的桥梁，智慧是升级道德的天梯。知识智慧道德相辅相成，步步高升。缺知会影响智慧的开发，缺智会影响道德的提升，缺知是导致愚昧一大原因。知识的种类很多，概乎言之有二：自然知识、人文知识和道德知识。

道德是文化的核心，道德知识对于人类特别重要。《大学》八条目，将“格物致知”放在最前面，以之为其它条目的前提和基础，原因就在这里。没有正确的道德知识，就无法“诚意正心”，更谈不上修齐治平了。不明道德常识，必然导致道德愚昧，这是最大的愚昧，后患最深重，后果最严重。

愚昧者，轻则缺乏知人之明和择法之眼，善恶不明，是非不分，迷迷糊糊，混混沌沌；重则完全黑白颠倒，以正为邪，以邪为正，认贼作父，认父作贼，犯罪造业还自以为建功立业。反孔反儒，赞美秦始皇，拥护集体主义，就是正邪颠倒的典型性症状。

又如，一些人已知阶级斗争为纲的悖谬，不知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错误，是典型的经济主义和不务正业。在极权主义文化制度框架中，经济主义必然流于与民争利。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才是第一重要的。不能正政治之德，良制良法就建不起来，利物之用的科技和厚民之生的经济，就得不到正常健康的发展。

各种外道提供的道德知识都是错误的，都会对人的德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外道有两层含义，一指心外求法的学说，二指外乎儒家中道的学说。外道可分为良性和恶性两大类。良性外道对人的德智伤害轻，只要在儒家文化政治框架下，有良好的导向和礼法的约束，它们弊少利多，不无裨益。

恶性外道就是歪理邪说，对德智伤害特别重大。当然不可剥夺它们的言论权，但更不能任其泛滥。歪理邪说的泛滥，必然成灾，如果与权力和暴力结合在一起，

就会形成暴政或恶制，危害天下。如秦时的商韩法家，汉末的五斗米教，元末的弥勒教白莲教（附佛邪教），清朝的拜上帝教，现代西夷纳粹和北狄马列，都制造了深重的人道灾难。因此对于各种歪理邪说，必须予以严厉批判，尽量消除其恶劣影响。

南华早报中文网刊文说：

“中共一直倡导利他主义价值观，从雷锋到当地好人好事，政府全力开动宣传机器，歌颂为人民服务的无私英雄事迹。同时，政府也将某些公民美德宣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友善待人。但尽管政府如此宣传，大多数人却无动于衷。这种矛盾之处，或许可以用上世纪初作家胡适的见解来解释：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大谈道德，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莫乃昂：《中国人，该怎么幸福起来？》）

这段话就充满了道德常识的错误，概乎言之有三。

首先，认中共倡导的价值观为利他主义，是一大误会。唯物主义世界观只能导出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利益主义利己主义水乳交融，与利他主义格格不入。其所谓的利他主义必须加上括号，或者加上特点定语字，如伪利他主义，马家特色的利他主义，与墨家建立在天帝信仰之上的利他主义截然不同。

特色利他主义有两大特色：一是对外，只用来要求衡量责备外人，号令天下，并不用来要求自己。在现实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必然演变成“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二是无根。唯物主义以物为本，为第一性，所谓的利他主义缺乏内在根基，既容易虚伪化，又最适合极权主义利用。

注意，墨家“摩顶至踵以利天下”，其利他主义是真诚地付诸于实践的，但并不正确，不是正德。因为利己利他都是良知本性的作用，该利己时利己，该利他时利他，利己不许损人，利他就是利己。利己利他，因地制宜，缺一不可，都不允许主义化和本位化。

其次，雷锋或许做过一些好事，但他不是好人。雷锋事迹破绽多。许多事迹充满编造痕迹，一些事迹有反科学、反常识之嫌。

雷锋精神非正常。雷锋的忠是无条件、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他和毛氏的“政治互粉”，对当时和后来的个人崇拜之风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儒家也主张忠君爱国，但有前提，君是有道之君，君命合乎道和理，故儒家强调从道不从君。当君偏离了道，就要予以劝谏纠正，不行就要辞职或更换君主，甚至诛杀和革命。即使是军人，军令之上还有良知的命令。忠于良知真理才是真正的忠诚。

雷锋思想不正确。雷锋说过一句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必然助纣为虐。一个人一旦被打上阶级敌人的标签，就会受到残酷无情的对待。

儒家相反，仁者爱人，仁爱的对象是一切人。即使对罪犯，也深怀怜悯之情。《论语》记载，阳肤被孟孙氏任命为典狱官，向曾子请示。曾子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曾子告戒阳肤，如查得当事人犯罪事实，当加之以哀愍，勿以明察自喜。此言一片仁心，最为可贵。

雷锋事迹、思想和精神都存在严重问题，经不起认真的追问、考察和推敲，属于非正常社会所产的怪胎。雷锋的倒掉，是道德逻辑、历史逻辑的必然。任何假冒伪劣和违反道德原则的东西，纵然侥幸巍然一时，终将被道德和历史反掉。

社会需要道德模范，但必须是真正的。只有真，才有产生感人的力量；只有正，才能发挥正面的作用。与雷锋形成鲜明的对比，儒家历代圣贤，百推不倒，历劫又新，因为他们的模范形象建立在事迹真实、思想正确、道德中正的基础上。

第三，莫乃昂先生引用的胡适那段话错乱不堪。原话是：“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高尚，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地的肮脏国家。”

道德必然也必须体现为一定的规则。把规则与道德对立起来，暴露的是言者的道德无知。一个肮脏的国家怎么可能“人人讲规则”？一个干净的国家又怎么会“人人都不讲规则”？如果连基本规则都不讲，又有什么资格大谈道德高尚？莫名其妙！胡适人品比鲁迅好，思想比鲁迅高明，但于中华文化同样浅尝辄止，不学无术，缺乏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建立在正确的三观基础上，而三观中，世界观又是基础之基础。这里的丝毫偏差，都会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错误。关于儒家的世界观及生命观，详见东海《仁本主义世界观》一文。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