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梁漱溟和他的民国往事──梁培恕讲述《梁漱溟日记》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十六

           西历2015年1月6日

《梁漱溟日记》是梁漱溟现存全部日记的汇编﹐70余万字。梁漱溟先生历经了晚清﹑民国一直到共和国20世纪80年代的晚期﹐他的一生风风雨雨﹐书写了很多传奇。梁漱溟先生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现存日记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历经“文革”抄家等磨难而得以留存。

日前﹐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先生应《梁漱溟日记》出版方世纪文景之邀在北京与读者面对面﹐回忆了父亲梁漱溟的生前往事。现场的读者们聆听了87岁高龄梁培恕先生的讲述。

1987年1月留影于家中。（邓伟摄）

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

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看什么书﹐总是心里先有问题﹐然后再去找书看﹐找书看的目的是要证实我想得对不对﹐这是他读书的一个特点。从这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人的自主性比较大。

父亲读书的第一阶段﹐是对佛教发生兴趣。1916年他发表了《究元决疑论》﹐在讨论佛家思想时﹐引用了他自己日记中的一段话﹔这日记的题名即为《楞严精舍日记》。“楞严”为佛家一典籍名﹐即《楞严经》。“精舍”﹐指僧人或道士修炼居住之处所。显然﹐父亲自喻为僧人﹐而此日记就是他自己修炼的记录。可惜的是这日记在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当废品卖掉了。不过从父亲后来的笔墨中﹐还可以见出当年的一个概略。

自1912年至1916年﹐父亲因“倾心于出世”﹐居家闭户4年（19岁至22岁）﹐潜心研读佛家经典。在此之前﹐他原是《民国报》（天津）的一位青年记者﹐多往来于京津两地﹐常出入于那时的国会与各党党部之间﹔而此后4年﹐他过起了“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的生活。父亲通过艰苦自学﹐有了对佛法的认识和了解﹐确立了他对佛家思想的信仰﹐并影响了其一生的为人行事。

潜心研读佛家经典的结果就是他想要出家﹐但是后来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不是受到家里的阻拦﹐我的祖父一点都不阻拦他﹐他说﹐你确实想要出家你可以去。那是什么事情把他牵扯住了呢﹐是他对社会问题﹑中国问题的关心放心不下。他说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记挂着社会上的很多问题﹐他说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两半﹐这种日子不能过﹐在一两年内我必须选择其一。

父亲最后的选择是留在人间﹐不当和尚。从这个选择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大家不要以为他是放弃了佛学﹐放弃了出家思想﹐其实他是把这种思想﹑这种情感转移到关心具体的人类社会上。所以他的最后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这是他一生的思考﹐他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是一种什么物种﹖人应该怎样活着﹖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把自己的一生从离开这个世界变为用终生的时间来认识人类﹑认识社会﹐包括个人自己。这个转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么遭遇完全无关﹐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1911年于顺天中学高等学堂毕业。（邓伟摄）

一个非常关心国家社会的人

我父亲﹐他是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人。按照他自己说的﹐他受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时候﹐是把梁启超的著作搁在床上﹐有时候就当枕头这样入睡﹐着迷到这个程度。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完全受到梁启超思想的约束﹐他有他自己的个人观点。但不管怎样﹐他的成长和这个时期大有关系。

《究元决疑论》发表时﹐父亲还不到20岁。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最著名的杂志《东方杂志》上﹐大家看了﹐都说写得很好﹐大家就以为他对佛学或者哲学问题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所以蔡元培当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让他去讲印度哲学﹐他说我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我祗是看了一些佛书﹐对佛教有一点认识﹐那祗是印度哲学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说﹐现在既然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那你就先一边教一边自己学。他觉得蔡先生这个意见是不可推辞的﹐最后﹐他就接受了。

北京大学7年的工作﹐父亲又有所创获。一是根据个人的研究结果﹐完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自1921年首次问世以来﹐此书再版加印10次以上﹔近年又有了日文﹑韩文和法文译本﹐而英译本不久亦将出版。父亲曾说﹕“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此书受到学术界的不断关注﹐大概与此有关。

《梁漱溟日记》 梁漱溟 着 上海人民出版社

父亲在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他觉悟到了西方文化为什么在中国不适用﹐中国自己有一套学问﹐他初步地说了这个道理。再过了十年﹐正好十年以后﹐他又写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这本书。他对第一个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把这个认识看作是更深一步﹐对于他来说是最终地解决了问题。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补充了他以前的不足﹐以前祗是提到了中国文化如何不妥﹐他认为还没有追到根子上﹐十年后他又追到根子上去﹐这个根子就是说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无宗教的文化。在西方的社会﹐宗教控制之严密﹐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宗教的性质有什么特点﹖就是让人信他而不自信。西方文化就是这样﹐从性质上﹐他让你不自信而信他。他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让人信自己﹐这就是孔子的优点。我们如果去找一找《论语》孔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不给别人做决定﹐说你这样做才对﹐他不做这个论断﹐他让你自己考虑。

再一个是生活方面的收获。他说他到了北京大学以后﹐就进了知识分子的堆里﹐知识分子之间容易有一种竞争﹐思想学术上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是会激发人的﹐人在他生活的环境当中会受到影响﹐竞争环境对人是有影响的﹐他在知识分子的堆里就产生了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辩论﹐因此﹐北京大学的这种环境对他一年多以后决定不出家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父亲的成长大有影响的另一因素﹐就是当时的北京聚集了很多人﹐各种人都有﹐有讲佛学的讲道家的﹐包括还有讲外国学问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认识了他的第一批朋友﹐其中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做学问的人﹐比如李济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其实是军人﹐他也是听别人讲佛学讲孔子﹐他们两个人就在这种讲学的环境下认识了﹐两个人成了终生的朋友。我父亲的好几个终生的朋友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这样一种环境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影响。

1921年后﹐父亲有了“幡然改变态度的事”﹐即“把这些年本准备作佛家生活的心愿断然放弃”﹐“决定要作孔家的生活”了。从此就决定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亦佛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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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