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谈国学

作者：章继光

来源：原载于 共识网-作者赐稿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初四

           西历2015年1月4日

摘要：梁启超虽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他与抱住国粹不放，对外来先进文化一味拒斥的的守旧派不同，面对东渐的西方先进文化，他主张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

梁启超(1873——1929年)是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他对博大精深、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高度推崇。早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就自豪地说：世界“今日只有两种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也;一泰东文明，中华是也。”“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饮冰室文集》之七，第2-4页，中华书局1989年)早年，他以《新民说》激扬民气，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同时，并以《新史学》等著作推动学术启蒙。1920年欧游回国之后，梁启超脱离政治活动，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学术研究，发表了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他在紧张的著述之外，到全国各大城市及高校演讲、讲学。为了更好的传扬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于1923年创办文化学院，自任院长。他在《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指出, 中国文化应从五个方面整理并发扬光大：一是陶养人格至善的儒家人生哲学;二是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地位的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三是最圆满的宗教——佛教;四是在人类文化中有极高价值的中国文学、美术;五是在人类文化中有极大意义，世界罕见其匹的历史学。他说：“以上五事之发明整理，实吾侪对世界应负之义务。”(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83-9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922年，梁启超开始在清华学校讲课，1925年9月，受聘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工作。上世纪2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梁漱溟与梁启超一度曾有密切交往。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同任公相识交往，则在民国九年(1920年)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其时，梁任公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大学者，”“后来他到清华大学主持国学研究院，是该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另外三名是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问答录》，《梁漱溟全集》第七卷548-54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据当年入读清华国学院的著名史学家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在国学院主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荀子、王阳明等课程，同时为大学部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并为燕京大学学生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其所讲内容“欲包举二千年来中国之学术文化”(周传儒《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38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这些课程的讲义后经整理出版，它们包括《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都是一部部闪烁着学术光彩，价值很高的著作。

为了方便青年读者和大学生了解国学，梁启超编写了《国学小史》。据郑振铎先生介绍，梁启超带着它演讲，但经常要补充新的内容，经“五十次讲述，讲义草稿盈尺”。郑本人未能接触讲义全稿，不知它的全部内容，但他后来 从刊行的部分内容《墨子学案》，便“想见其书内容如何弘博了。”(以上见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9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对如何研究国学，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道路》的演讲中提出了两条应走的路，第一条路是文献的学问，就是当时学者所讲的“整理国故”。梁启超说,关于国学文献的整理、研究，这是一个浩博、繁难而又有趣的工作，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我们祖宗世世代代的工作，为全人类积累下了一大笔遗产;以现存的史料(正史、别史、政书、方志、谱牒、笔记、金石刻文)而言，一字一句都有着极宝贵的史料。我们要运用知识(文字学、考证等)把这座丰富的矿藏开采出来。第二条路是德性的学问。梁启超说，除做好文献方面的工作之外，还要运用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内省、躬行的方法去“实行体验”，通过“躬行实践”，“养成‘仁’人生观”。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人生观，才算汲取到国学的精髓，不愧为先圣的后代。梁启超认为，学是为了行，“为学”与“做人”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个体的人格与社会的人格也是不能割裂的。“要想社会的人格向上，惟一的方法就是要使自己的人格向上”，只有个体的人格普遍提高，养成了好的德性，全社会成员的人格才会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才会提升，社会风气也才会得到有效地改善。(《1923年1月9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讲演》，《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116-117页)梁启超所揭示的治国学两条“大路”，从学问研究与德性养成两个方面提出 “治国学”的内容与方向。

梁启超虽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他与抱住国粹不放，对外来先进文化一味拒斥的的守旧派不同，面对东渐的西方先进文化，他主张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汇择其长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页)，他说，“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文集》之二，第25页)。他认为，只有在中西文化比较、会通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认识、把握中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作用;他相信，域外先进文化的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 《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文集之七第104页)。在“国学热”不断升温的今天，梁启超的上述观点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