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儒学有助于挺立中国主体性

来源：原载于 《《外滩画报》》

整理者：王达三

时间：甲申年腊月初九

           西历2005年01月18日

就2004年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崛起现象，《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日前采访了《甲申文化宣言》的签名者之一，著名学者庞朴先生。

《外滩》：您是《甲申文化宣言》的签名者之一，这是否意味着您对此宣言的主张全部接受并赞同？

庞朴：我基本同意，也很赞成。当然，宣言草稿是由他人起草的，我只就文字表述的技术性问题提了四五个建议，他们都接受了。

《外滩》：袁伟时先生在该“宣言”发布后不久曾写了篇文章，批评该宣言的官方参与背景、吹嘘“东方品格”，并提出了“中国文化出路到底何在”的问题。您对他的批评有什么看法？

庞朴：“宣言”出来之后，袁伟时很快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讨论了其中的几个问题。2004年的中国文化热，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热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那时，人们主要讨论的是“文化现代化”，或者说是在“传统／现代”的焦虑中，更关注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

而21世纪初，人们主要讨论的不是“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文化多样化”的问题。进一步说，是在全球化大潮中中国人能否挺立住我们的民族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以便争取中国文化成为全球多元化文化中的平等的一员。

香港人说，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有三种思潮，一种是以《河殇》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一种是以“中国文化书院”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种是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当时，这三种思潮似乎都处于“在野状态”。而现在，有关部门似乎是有意地参与甚至是组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和弘扬。这没有什么不好。相反，我认为这个力度还可以适当加大。

差异是多元化的前提；差异并不是差距。东西文化，确实有些差异，但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作为中国人，我们突出中国文化的“东方品格”，这有什么不好呢？

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何在？我想，首先是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保守住中国文化”，保住中国文化的根，守住中华民族的魂。当然，传统文化也有个发展的问题。但是你不首先保守住，何谈发展呢？

《外滩》：余英时先生称《甲申文化宣言》与清末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中国的道德、政治体制要维持原来的，西方的科技要接受，那是用。”您对这个评论有什么看法？

庞朴：我一直就对“中体西用”有自己的看法。我想反问一下，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博大、思想精深、广土众民的国家和民族，不以“中学为体”，能以什么为“体”呢？出生在中国，是中国人，血管里就天然的会流淌着传统的血液，它以各样式的形式影响塑造着中国人的秉性和气质。甚至当你考虑不以“中学为体”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以“中学为体” 了。怎么可能离开自己的根，离开自己的魂，“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呢”？所以，“中体西用”本身是个伪命题。或者说，“中体西用”，既是长期以来的现实，也是应该的立场。

当然，有人非要提出“西体中用”(指李泽厚，编者注)，他提好了。

《外滩》：有些学者认为“宣言”的实质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因此无视并抹杀了不同文化间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区别，从而否认了人类应有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原则。您对此怎么看？

庞朴：每个民族，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都有把自己特殊性的文化贡献给世界并获得必要尊重的权利。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不能用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去评判别的民族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总是相对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自身而言的。比如，在美国的华尔街，一个市场规则的制定，可能需要很多律师、行业协会乃至政府机构的参与和契约，而在非洲，一个类似的问题，可能凭当地头人或酋长的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在这里，怎么可以推出华尔街的道德、制度、效率、信用就比非洲的好呢？第二，任何民族的文化，有权利贡献给世界，但是，这并不等于别人就会接受；别人不接受，也并不意味着这种文化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了。多元化，首先是各文化的平等。

从上述角度看，我赞同“文化相对主义”。当然，并不是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后者可能导致顽固性保守，封闭起来，拒绝发展和革新。

《外滩》：在去年“读经问题大辩论”中，各方争论的焦点是，读经是否能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资源。其中，蒋庆认为让少儿诵读儒家经典，可以挽救中国目前“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严重道德危机。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庞朴：无论是从技术可行性层面，还是从价值信仰层面，儿童适当读些经典(当然，这个经典并不一定非要是儒家的 )，都是应该的。不但儿童需要读，中学生、大学生，乃至社会上的人，都可以适当读些，都应该读些。

“读经”并不等于“唯经”，它确实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和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可以作为解决道德失范、社会失序的一个方法。但我现在也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读经”在世俗化和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当代，是否能够深入持久地坚持下去？我的看法是，除了“读经”之外，还应考虑其他的途径，比如制度建设、礼仪教育，等等。

《外滩》：您曾自谓“反对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但支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是否意味着您对传统文化的亲近和肯定，主要是限于文化层面的而非政治层面？如果是这样，那么文化又如何影响政治呢？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

庞朴：政治的实质是利益博弈，而文化则是信仰传承。政治可以根据利益的变动进行调整，甚至是大规模的变动。但文化是延续的，是有机的，不宜大幅度、快速度变化，更不能抛弃割裂。从这个意义上，我说我反对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支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就我个人的看法，目前官方提出的“和谐社会”、“民本主义”、“和平崛起”，以及反对单边主义、反对国际强权霸权的主张，这些既是中国传统和儒学的主要的主张，也是当前形势的必要，文化和政治在这里找到了结合点。

《外滩》：被称为大陆新生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和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领军人物的《原道》主编陈明认为，从2004年开始，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开始“从边缘渐入中心”。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在2004年陡然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其前景如何？

庞朴：陈明是年轻人，他做得确实不错。但我没有他乐观，充其量，中国保守主义是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已。或者说，是从“边缘的边缘”、或者“崩溃的边缘”开始进入到了“中心的边缘”。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或者称之为中国的传统和儒学，在现代化的刺激下和全球化冲击中，为我们中国人挺立民族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必须的、可行的维度和思想文化空间。人们对传统和儒学的重视，表明了中国思想界的自觉和成熟。

至于前景，不容乐观。我们批判打倒传统和儒学，用了50年的时间。重新建设它，则恐怕需要更长的的时间。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