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悖论：庞朴与80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

作者：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

来源：原载于 《中华读书报》

时间：甲午年七月十一

      西历2014年8月6日

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和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庞朴先生在文献学、简帛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儒学史乃至天文学史等领域均作出了杰出贡献。对这些贡献如何评估，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留给相关领域里的专家去做，留给学术史家们去做。这里，为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传统文化复兴迄今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行程，而20世纪80年代则是这一复兴历程的起点。我们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为何能在以“反传统”为主流的20世纪80年代迈出复兴的关键一步？而庞朴在这一步迈出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就把我们带回了时间隧道之中，带回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

“80年代”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比文革还远

在这里，首先要对“80年代”这个概念作个说明和解释。80年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其实早已被符号化了，就像“五四”被符号化了一样。换句话说，如同“五四”并不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专指一样，“80年代”也不是1980年至1989年这十年的特指。被人们念念不忘的“80年代”实际上涵括“文革”结束至1989年这十多年的时间，指的是当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对这个特殊时期，笔者认为用“后文革时代”来概况可能更为准确，更具有符号和思想史意义。

众所周知，贯穿“80年代”始终的主流思潮、主导观念是“新启蒙”或“反传统”，而弘扬传统文化为何能与“反传统”的“新启蒙”同时出场？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探究，因为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庞朴等人的贡献就得不到透彻的说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解决另一个问题：在“后文革时代”，学界为何能继续延续“文革”的“反传统”做法，甚至在“反传统”的路上比“文革”走得还远？

我们知道，“文革”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开场的，这就是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红卫兵”甚至跑到曲阜砸了“三孔”，对孔子的仇恨于此可见一斑。当年对文物、文化遗迹、古代典籍的破坏，不亚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一场实质是“政治大革命”的运动之所以被冠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就在于这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的“反传统”取向。而且这一“反传统”取向贯彻“文革”之始终，如同大家都清楚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又终结于由“批林批孔”所引发的“评法批儒”事件中。以反孔始，以批儒终，“反传统”就这样伴随着“文革”走过了十年的历程。

按照“物极必反”、“寒来暑往”的逻辑，“反传统”的“文革”在结束之后，迎来的应该是传统的复兴。但事实是，“文革”结束之后，迎来的却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传统”和“新启蒙”风暴。这一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

现在看来，这一现象由以发生的思维机制在于：“文革”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顽强“反传统”的同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把自己完全“传统化”了，完全“封建化”了，完全“宗教化”了。政治上，高度集权，不容拂逆，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因发出了一点不同声音而得不到保护，毫无民主法治可言；经济上，一切官营官办，不仅“盐铁官营”，连针头线脑也官营；文化上，“罢黜百家”，毫无言论自由可言；社会生活上，全面体制化，“民间”已不复存在。这种种现象，使得“文革”结束之后，人们接受了一个普遍结论：“文革”是一场“封建大复辟”，是一场“封建蒙昧主义运动”。于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出于对“文革”的痛恨和反省，人们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展开了“清算封建主义”的批判运动。在当时，“反封建”和“反文革”是一回事。如果事情仅止于此，也就和“传统文化”没有太大关系了。可是两大因素把“反封建”导向了“反传统”特别是“反传统文化”。

一是上层出于对言论的管扩（控），出于对愈演愈烈的“反封建”思潮的担忧，于是阻止了人们从批判封建主义的角度来清算“文革”的做法。人们当时担忧什么呢？因为当时理论界已经提出了“封建社会主义”的概念，主政者担忧一部分人正在把“反封建主义”引向“反社会主义”。“反自由化”的问题于是被强调提出，“反封建”的主张遂被高层搁置。但是，在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解放大潮中，你可以不允许人们“反封建”，但无法阻止人们反思“文革”的发生。你不准他谈现实，他就谈历史；你不准他谈政治，他就谈文化，你不准谈封建，他就谈传统。这样，从1984年起，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集中力量清算“传统”和“传统文化”，而在当时的语境中，“反传统”实际就是“反封建”的别名。一场铺天盖地的“文化热”于是不期而至。人们这时认为，“文革”就是“封建思想”亦即“传统文化”的产物，“文革”“是中国几千年累积下来的封建文化观念对现代化的拼死抗拒”，“今天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将从根本上铲掉‘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文化基础”，这场反思是“思想文化领域……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传统”、“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就这样作为“封建”的替身和“文革”的影子被推向批判和否定的前台。

当然，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反传统”完全是政治主导的结果，更不能因此说，“文革”和“传统”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文革”和“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反文革”走向“反传统”，绝非偶然。如同前面所说，“文革”的总体倾向是“反传统”，但是，“文革”并非笼统地反一切“传统”，为“文革”所反的“传统”，仅仅是正统的“传统”，主流的“传统”。换言之，“文革”矛头所向的“传统”，主要是“儒学”、“儒家”和所谓的“孔孟之道”。法家的传统、江湖民间的传统，则为“文革”所欣赏、所继承、所光大。“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是这一点的明证。在“评法批儒”时期，“四人帮”公开明确以“法家”和“法家”继承人自居，说明“文革”并不笼统地“反传统”！“文革”最响亮的口号是“造反有理”，而“造反有理”的另一面是“替天行道”，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而“造反有理”和“替天行道”，则是典型的陈胜吴广、“绿林赤眉”的传统，是江湖民间的边缘传统，是反秩序反权威乃至反社会的传统。而法家的传统和民间的传统有一个共同点：都主张杀戮、暴力，反对“温文尔雅”，反对“温良恭谦让”，都放弃了“仁爱”等儒家的基本价值，都走向最极端的黑暗政治。所以，“文革”结束之后，当整个社会走向秩序重建，走向“人权”、“人道”之后，人们当然也会从“文革”与“法家学说”的联系、与民间传统特别是农民起义的传统的联系来反思“文革”；从“反文革”走向“反传统”，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总之，“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家学说”，在受到“文革”的疯狂打压之后，又在“文革”之后的十几年间，继续承受“反传统”思潮、“全盘西化”思潮的挤压和冲击。在此期间，“狂人”的崛起，《河殇》的热播，“走向未来”丛书的流行，“新启蒙”丛书的畅销，共同把“反传统”思潮推向顶点。而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庞朴、李泽厚和汤一介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弘扬派”隆重登场，并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反传统”的80年代赢得了一席之地，从而为后二十年传统文化的复兴奠定了最初的起点，更为今天国学复兴大潮和儒学的重新正统化与主流化，立下了汗马之功。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传统文化”的“弘扬派”为什么能与“反传统”的“新启蒙”派在“文革”之后的“80年代”同时出场？这也是本次演讲的题目“启蒙的悖论”所指涉的问题。

传统的弘扬派与新启蒙派同时出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回到“文革”结束之初的特定情境之中。这个特定情境就是当时整个社会和上上下下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当时人们反思和批判“文革”是从三个不同的思想路向上同时进行的，这就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自由主义者的反思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反思。

所谓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主要是指以政治思想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反思，所谓“思想解放”主要指此。这一反思的指向，是对几十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和基本理论是非的“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而“反思”赖以进行的基本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原意。把“文革”期间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阶级斗争”、“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上，“告别毛泽东，回到马克思去”，是这一时期周扬、王若水、黎澍、于光远、吴江、李洪林等一批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目的。主要在这一思想流派的努力下，“文革”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被解构掉了，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宣布了“文革”的非法性。

如果说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观念上解构了“文革”，自由主义者们则试图从制度设计上分析“文革”赖以发生的原因，他们的方案是“走向西方去”。当年的年轻人，主要是在读的和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几乎都是用“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的理论资源来“反文革”和“反传统”，他们由此走向了“全盘西化”。而“全盘西化”，在当时看来就是全盘现代化，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全盘西化”是“80年代”一代青年的主流取向。庞朴先生早在1984年就指出：“在那些喜欢考虑问题的青年人中间，许多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二十多年后，李泽厚多次回忆说：“八十年代”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反传统”和“全盘西化”。“80年代”有四大丛书编委会，其中有两大编委会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那就是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而“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金观涛，则被尊为“四大青年导师”之一，影响力极一时之盛。在激进“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方面，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狂人”的刘晓波及《河殇》编创人员，他们在否定和批判“传统文化”上走得最远。刘晓波当时宣布，“必须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只有“在孔孟之道的废墟上”才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而“传统文化给予我的只有绝望和幻灭”，“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早应该成为“绝户头”。《河殇》编创人员也呼应刘晓波说：“传统文化已经终结。”

由上可知，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别从现实和历史两个维度、上层和民间两个方向解构了“文革”，并把矛头指向了“传统”和“传统文化”。庞朴等人所进行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一开始也同样纳入了“反文革”的统一战线之中。换句话说，“反传统”派与“复兴传统”派起初并不是对立的。不仅不是对立的，“复兴传统”派甚至也是以“新启蒙”的面目和身份出现的。这就进入了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中。

“守护传统”为何也能以“反传统”的“新启蒙”面目出现？或者说，“守护传统”为何也能被视为“启蒙”？要回答这个问题，看来同样必须首先回到“文革”结束之初的特定情境之中去。

这个所谓的特定情境就是“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而这个“拨乱反正”的对象，对思想史而言，就是“文革”结束前夕的“评法批儒”，就是对所谓“孔孟之道”或“孔孟学说”的完全否定。因此，从表层来看，打破禁锢，突破禁区，消解教条，质疑迷信，就是“启蒙”，因为它们都属于“思想解放”的范畴。而弘扬传统文化，重新评价孔子的思想，之所以在当时也部分地具有“新启蒙”的性质，根据就在于他们的矛头也指向了“个人迷信”。“文革”的总体倾向既然是“反传统”，因此，实事求是地分析乃至部分地肯定传统的价值，在当时也就进入了“反文革”的统一战线之中，从而也就部分地具有了“新启蒙”的性质。庞朴先生1978年就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重新认识“传统”和“孔子”的《孔子思想再评价》一文，这篇文章在声讨“四人帮”的旗帜下，对孔子思想首次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肯定。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正面评价和肯定孔子价值的第一声。台湾官方《陆情月报》以《中共对孔子思想的重新评价》为题对此文做了摘要，认为该文是“当前华派重新评价孔子的代表作”。此后不久，庞朴又在新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上推出《中庸平议》一文，对在“评法批儒”期间备受责难的“中庸之道”，给予全面的“平反昭雪”，很少保留。而高度肯定“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抛弃所谓的“一分为二”、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弃所谓的“斗争哲学”，高度肯定儒家和儒家学说。这是一次对“评法批儒”的最大颠倒，这是对“儒学”态度上的最大一次思想解放，同时这也是对“文革”的最深刻的批判。

庞朴与“新启蒙派”的分道扬镳

从表层上看，庞朴在“文革”结束之初，似乎也置身于“新启蒙”的阵营之中，但从实质上看，庞朴其实早已和“反传统”的“新启蒙”分道扬镳了。为了透彻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文革”期间的“反传统”倾向上来。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上，如同上文所说，“新启蒙”好像是“文革”的继续，而“文革”则被认为是“五四”的继续。实际上，同为“反传统”，但“文革”与“新启蒙”的“80年代”以及“旧启蒙”的“五四”完全不同。“五四”和“80年代”实际上是用“现代化”和“自由主义”来“反传统”，所以，这两者的最终指向都是“全盘西化”。而“文革”用以“反传统”的资源和工具则是“异端文化”。

长期以来，我们事实上一直生活在两种传统之中，即正统的主流的传统和异端的边缘的传统。“文革”与“五四”和“80年代”一样，都反对主流的传统，即儒家学说，但“文革”又与“五四”和“80年代”根本不同，“文革”是用“造反有理主义”来“反传统”，鼓励、纵容和推崇的是“异端”的“传统”，并力图把“异端”正统化和主流化，在一段时间之内，“异端”也确实被正统化和主流化了。陈胜吴广以来造反的农民起义领袖和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长期以来被置放在中国历史的先贤祠中，实在不是偶然的。

庞朴与“新启蒙”派在“反文革”的同时，之所以又分道扬镳，原因就在于，“新启蒙”派是用“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来反“文革”，而庞朴等人则是用中国的“正统文化”、“主流文化”来反“文革”，所以他们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更进一步地说，庞朴等人所力图复兴的“传统文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泛泛而论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而是主流意义上的、正统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即“原始儒学”，亦即使中华文化成其为中华文化的那个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内核”。这个“内核”，庞朴把它称作“文化的民族性”。

从思想史的角度如何评估庞先生的贡献值得探讨，但我个人认为，在庞先生所作的众多贡献中，有一点似将具有长久的思想史意义，特别值得予以强调，这就是，他对“文化”空间属性的发现和阐释。如果说五四时期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是对“文化”时间属性的发现的话，整个“80年代”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则集中表现在对“文化”空间属性的发现上。由于五四时期的人们发现和强调了“文化”的时代性，于是他们得出了一系列结论：西方文化是先进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西方文化是现代的，中国文化是中世纪的；西方文化或西学是新文化或新学，中国文化或中学是旧文化或旧学；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中国文化是封建文化；西方文化属于工业文明，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明；如此等等。那么，最后的结论只能是：中国文化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因此，必须打倒中国文化，打倒孔子孟子，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并用西方文化来全面置换中国文化。这样，由于发现了“文化”的“时代性”，五四时期的人们就把东西问题归结为古今问题，也就是把文化上的东西方之别归结为文化上的古今之异，而古代已经过去，今天正在展开，所以，中国文化只能走向灭亡。在这一点上，“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一代青年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一模一样。

而文化“空间”属性的发现，“民族”属性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观念。这一重大发现，应主要归功于庞先生。庞朴先生当时大声疾呼，“文化”不但有“时代属性”，更有“民族属性”；“民族属性”意味着，“文化”绝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超时间、超空间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文化”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有许许多多的“模式”，而且，每一种“模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每一种“文化”都首先是某一地域的“文化”，因此，“文化”的首要属性是“民族性”，其次才是时代性；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也绝不能西方化。“文化”的“民族属性”的发现，就这样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持续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提供了根本上的合法性。“五四”发现了“时间”，把东西之别判定为古今之异，现在，庞朴又发现了“空间”，把古今之异又还原为东西之别。这是“五四”之后，中国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史所作出的最卓越、最杰出的贡献。这一贡献直接关乎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和实现。

正是鉴于这一点，笔者始终认为，庞朴是“80年代”文化热的灵魂人物。但与此同时，笔者也必须指出，正是因为如此，庞朴在“80年代”事实上也颇遭冷落。如果与李泽厚作个比较的话，此点可能看得更清楚。庞和李都是“80年代”学界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但庞始终绝没达到李泽厚那种如日中天的程度，他的影响力事实上一直处在李泽厚之下，不仅处在李泽厚之下，他也处在严家其、金观涛和包遵信之下，因为这三个人与李泽厚一起被时人尊为“四大青年导师”。其故安在？原因就在于：与上述四人不同，庞朴对“全盘西化”思潮始终持一种保留态度、乃至批评态度。如同上文所说，“80年代”压倒一切的社会思潮是“全盘西化”，这时谁力主“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谁就更能赢得追捧、喝彩和欢呼。李泽厚当时虽然并不是一个激烈“反传统”派和“全盘西化”派，但细细分析，他与庞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立场上，李仅仅存有“温情”和“敬意”，而庞则基本上是认同和赞赏；对“全盘西化”思潮，庞保持了相当距离，李则委婉地通过主张“西体中用”表达了对这一思潮的欣赏和亲近；在对“文革”与“封建复辟”的关系的判断上，李是完全接受，并从而高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庞则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一判断，尤其反对把“反文革”引向“反传统”；等等。所以，李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庞则相对地被冷落，绝非偶然。这是文化保守主义在“80年代”不可抗拒的命运！

经过30年的风云激荡，时至今日，在“80年代”的诸多主义之中，只有庞朴扛大旗的文化保守主义得以在今天发扬壮大，乃至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从而为民族的复兴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这足以说明庞朴先生的英明和远见卓识。以庞朴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在“80年代”的努力，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正统文化亦即儒学复兴的一个环节，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他们是中国正统文化延续的功臣，他们的贡献可能无法与韩愈、朱熹等儒学中兴巨子相提并论，但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置身于20世纪新儒家的行列之中。

重回圣殿：儒学的未来与国家的复兴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80年代”结束之后，“文化保守主义”并未立即进入通行无阻的康庄大道。“文化激进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在“八九”年被强力终止，这虽然有利于“文化保守主义”，于是有日渐强劲的“国学”复兴的呼声，但这实际上仍限于民间，上层虽然不再担心“全盘西化”了，却仍在担心日渐兴起的儒学热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所以，儒学的复兴仍步履维艰。儒学复兴全新局面的到来，源于习近平主政之后的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的讲话。这一系列讲话表明，习实际上是以中国正统文化的传承者自居，或者说，他已把自己置身于正统文化传承序列之中。特别是习2013年11月26日在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讲话，更是意义非凡。如果说邓小平的南巡解决了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对立问题，那么，习近平的曲阜之行则解决了意识形态领域内姓马与姓孔的对立问题。在习近平这里，二者实际上并不对立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分途发展。习近平的讲话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圣殿上，儒学重又找到了失去了近一个世纪的位置。这样，儒学大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最大障碍也就被排除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我想，这大概是庞朴先生一生最希望看到的局面了！这也是海内外绝大多数华人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