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悼念庞朴先生

作者：常强

来源：儒家大风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廿一

           西历2015年1月11日

作者按：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家、哲学史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儒风大家》学术顾问庞朴先生，1月9日晚20：49分于济南齐鲁医院逝世，享年88岁。前年《儒风大家》编辑部同事曾去齐鲁医院探望庞先生，那时先生卧病在床，言语不便，但我们临别时，他依然吃力地伸出手，向我们道别。现谨以此文悼念庞朴先生。

庞朴：扎根民族文化沃土的一代宿儒

在我国当代人文社科领域，庞朴堪为极具影响的一位大家。今天，戴在庞朴头上的光环，每一顶都极具分量，如中国社科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孔子文化奖”获得者、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等等。作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志趣的资深学者，庞朴在诸多文化领域都颇有独特建树，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且广泛的思考，一直坚定地走在推动中国文化传播和普及的大道上。在与人交往上，如知名学者汤一介所说，庞朴“跟各方面的人都能和谐相处，绝不会盛气凌人”，他总能在点滴之间展现出一幅谦和君子的形象，极具大家气度和风范。

“一分为三”的文化密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在辩证法的体系中，“二分法”哲学为人所广泛接受。在中国传统经典《道德经》中，到处都表达着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庞朴立足古典哲学研究，结合中西文化特色及人生阅历，在当代哲学界率先提出了新的方法论——“一分为三”。

“一分为三”是今天广受学界关注的哲学课题，但凡对当代学人有几分了解，便不会不知庞朴的这一思想创建。在庞朴看来，“任何事情都可以分成两个方面，这不假，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分成对立的‘两’还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只有把它变成‘三’以后才是最稳定的。这跟几何学上说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图形是一个道理。”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孟之道为正统，中庸之道深入人心。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那场大动乱时期，庞朴与其他人一样，满脑子都被斗争哲学灌输。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自然地，在政治挂帅的当时，大家对你死我活、敌我矛盾、水火不容等对立思想具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对立、斗争、二分法，这些思想在实践中起着主导性作用。

庞朴认为，光讲斗争是不够的，“一分为二”不够完全，“一分为三”才符合实际。庞朴认为，和谐社会的理论，同样来自中国古代的中庸观念，“和”就是“和而不同”，就是中庸哲学。他说，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区，就是“执两用中”。这个“执两用中”恰恰就是儒家经典思想之一。

一开始，“文革”刚刚结束，庞朴曾担心明确提出“一分为三”，会给人以对抗毛泽东思想的感觉，因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对“两点论”的继承与发展。所以，1980年他在论述这一思想时，文章的题目叫《“中庸”平议》，在内容上，只谈儒家中庸，而不涉及现实。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才明确提出自己的“三分法”理论。

庞朴以“一分为三”为中国文化的密码，以此来研讨中国文化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不正统”的儒学专家

庞朴是一位以研究儒家思想而著名的学人，“一分为三”思想就是他由“中庸”而阐发的。他还是“文革”后，第一位为孔子正名平反的学者。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敦康回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打开，外国人来观光，提出要到曲阜“三孔”看一看。可是，“批林批孔”运动早已把孔子批倒了。这个时候，需要官方牵头，重新给孔子一个客观的评价。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就找到了《历史研究》，李先念让该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这个任务后来就落在了庞朴的身上。

当时，庞朴就去找余敦康、孔繁等同仁商量，因为在“文革”，给孔子正名是要掉脑袋的。“七想八想，孔子政治家别说了，哲学家也别说了，教育家总可以说吧。伟大的教育家，第一个把官学变成私学，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么一写，然后就在《历史研究》发表。”余敦康在接受采访时说。

对于自己的儒学研究，庞朴总觉得“有点不那么正统”。一般而言，多数学者研究儒学，都从哲学或伦理、政治的角度入手，而很少有人从方法论的角度去做，庞朴就属于后者。他坦言，自己有个习惯，喜欢从方法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在接触中国哲学以前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切入，所以我带着这个观念来研究儒学。”庞朴说。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需要兴趣爱好的支撑，兴趣爱好不仅体现在研究领域上，更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尽管显得非主流，庞朴却依旧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不得不说，这种独特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学术的创新。

引领出土文献研究

在对出土简帛的整理和解读方面，庞朴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后，庞朴指认出了其中属于思孟五行学说的篇章，证明子思、孟子的五行说为“仁、义、礼、智、圣”，揭开了千古之谜，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后，庞朴又对荆门郭店竹简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归纳出儒家三重道德论、从心旁字看思孟学派心性说、“仁”范畴的演化等一系列关于儒家思想的精辟论述。

庞朴将出土文献与“一分为三”说相结合，归纳出了完整的儒家道德学说体系。他认为，儒家三重道德分别是：人伦道德（六德）、社会道德（四行）、天地道德（五行），并指出，人伦道德乃人作为家庭成员所应有，社会道德乃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应有，天地道德乃人作为天地之子所应有。

为促进我国出土简帛的研究和发展，在庞朴的倡议下，国际简帛研究中心和简帛研究网站得以创办，海内外简帛学研究者自此有了交流学术思想和沟通研究心得的权威平台。

发现“火历”

庞朴是个爱思考的人，不论身处何地，不论境况如何。他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发现“火历”，就是在“文革”那段受打压的日子中受到启发而形成完整理论的。

“文革”期间，庞朴在山东大学遭到批斗，最后被发配到了曲阜。他的读书权利被剥夺，书都被贴上封条。在曲阜，他发现夜晚的星星竟然比济南的多，于是，“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这个天书”，好在地上有阶级斗争，而天上没有。从此他一有时间，就坐在椅子上仰望星空，两年过后，他已经把各个星座搞明白了。

“文革”后期，庞朴又可以继续读书了。一次，他在读《左传》时，发现里面有个地方把四月说成了正月。这令庞朴感到很奇怪。凭借着自己多年积累的学术敏感和问题意识，他决定搞清楚这个问题。他根据自己在曲阜时所储备的天文学知识，加之自己的深入研究，最后确定，《左传》那个地方所谓的四月是正月，不是我们现在实行的阳历和阴历中的正月，而是用另外一颗恒星来纪时的，由于两种历法的坐标、参照物的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庞朴介绍说：“太阳当然是一个参照物，但是那时太阳并不重要，因为太阳只能通过升起落下告诉我们一天而已。月亮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月，月亮的圆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谁能告诉我们一年呢？太阳和月亮显然都不行，最后大多数民族都找到了一个东西——遥远的恒星，这颗恒星可以告诉我们一年。当它傍晚在东方地平线出现的时候，这是一年的开始，十二个月后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其间相隔正好就是一年。”

由此他提出，在远古时代，当阳历和阴历还没有使用之前，我们祖先就开始使用历法，这个历法就叫“火历”。“火历”以大火星作为授时的参考星座，只是后来被其他历法所取代，只在文化典籍上留下了零星记载。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现象都是“火历”遗留下来的。如“二龙戏珠”，这是中国人常常可以见到的文化图案。大家都知道珠子是水里面的东西，而二龙所戏之珠子则是一个大火球。之所以有这种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火历”的存在。别的理论很难解释通，而一旦引入“火历”理论，这个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来，在天文历法上，除了阴历和阳历，竟然还有一个更为古老的“火历”。很有意思，或许，这也“暗合”了庞朴的“一分为三”理论。

“神交”方以智

翻看权威的庞朴个人简历，有一个头衔——方以智研究专家。若非专治中国文化史，或许对方以智这个名字有些陌生，其实方以智乃我国明末清初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在诸多领域都有广泛建树。通过了解方以智，我们也可大体看出庞朴的治学领域与风格，与方氏有几分相似。二位学人神交久矣。

方以智是个地道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父祖都为明末高官，在学术上也颇有成就。作为衰世官宦，方以智父祖难有大的作为，但他们的开明思想和包容心态，在治学上给方以智以熏陶与影响。

方以智曾中进士，在明末朝廷及南明小朝廷任职，但国破家亡使得他的身份一落千丈，他始终不愿向朱明王朝的掘墓者低头，被友人比作文天祥。后来他削发为僧，但始终不忘复兴故土之志，并在文化领域深耕细刨，终于硕果累累。

对于政坛上的失意者而言，学术不失为建立事功的一片乐土。

方以智尽管在政治上难以施展抱负，但学术给了他自由施展的广阔天地，他“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方以智一生著述很多，共有一百多种。其中最为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识》，前者是一部综合性的名词汇编书，后者是一部科学笔记。他的后期代表作是《药地炮庄》和《东西均》，二者均为哲学著作，在书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命题。

方以智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并结合由西方传教士所引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将二者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风格。他从研究对象入手，把一切学问划分为三大门类，分别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道几”（哲学）。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这与庞朴的治学立场完全一致。而对学问的分类，大概恰恰是庞朴“一分为三”思想的最早启示。

方以智在《东西均》中概括了事物的矛盾运动，体现出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庞朴注释了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从而更加引起人们对方以智哲学思想的重视，也为学术界的方以智研究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庞朴称方以智是“黑格尔的先行者”，认为《东西均》中所阐发的思想，正好是160多年以后黑格尔三位一体的辩证法。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还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而庞朴同样为一位天文史学家，他的“火历”学说与方氏的天文学理论交相辉映，方氏理论无疑是建构庞朴思想理论框架的一块重要基石。

“忧乐圆融”是中国的人文精神

除微观的学术研究，庞朴还从宏观上保持着对中华文化核心精神、个性特色以及发展走向的高度关切。在上世纪90年代，他提出，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忧乐圆融”，对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性阐述。

宋代大儒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说，“忧乐”观念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最基本文化品质和道德风貌。“圆融”与中庸之道异曲同工，是“一分为三”哲学智慧的形象化表达。“忧乐圆融”既是中国传统士人的个性标签，也是庞朴这位卓越学人的典型特征。庞朴不是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式的学者，他始终对中国文化的时代性问题保持关注。

针对中国的文化特质和人文精神，“忧乐圆融”是针对“忧患意识”和“乐感文化”而提出来的。“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牟宗三对此予以支持。徐复观在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中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时期，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的演讲中，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实用理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引导人们对世界和人生持以肯定和执着的态度。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庞朴认为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母体，都强调了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但它们也都有不足之处。在庞朴看来，道家具有明显的反忧患意识，“忧患意识”说难以将整个中国文化包罗其中；“乐感文化”说的目的是与西方文化中的“罪感文化”相抗衡，具有明显的对立色彩。基于以上考虑，庞朴将中国的人文精神，概括为“忧乐圆融”四个大字。

“所谓‘忧’，展现为如临如履、奋发图强、致君尧舜、取义成仁等等之类的积极用世态度；而所谓‘乐’，则包含有啜菽饮水、白首松云、虚与委蛇、遂性率真等等之类的逍遥自得情怀。”庞朴说。

“忧乐圆融”说其实就是庞朴对中国传统文化两大主流——儒家与道家的宏阔分析并抽绎而出的理论总结。因为，“西汉以来，儒道两家思想轮番地、混合地、谐和地在中国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后来更融化了外来的佛学于一炉，成就了中国文化的新的统一体”。“这两种精神的理想地结合，便构成了中国人的理想的人格”，它们的结合，“恰好表明了中国文化同时兼备这两种精神，即由儒家思想流传下来的忧患精神和由道家思想流传下来的怡乐精神。”言之凿凿，令人信服。

保住中国本土文化

早在1964年，针对文化遗产，他就提出过批判、继承、创新三原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他又明确提出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并主张开展文化史的研究。

对于文化的含义，庞朴认为文化“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的心理和行为”，他还把文化分成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换句话说，在庞朴看来，文化具有三个层面：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史阶段。中国在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剥削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抵御外侮，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中国不断向西方学习。正如庞朴所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器物技术学习阶段，以洋务运动为代表；各种制度学习阶段，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思想文化学习阶段，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代表。

庞朴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历程，其实就是文化三个层面的逐步展开过程，中国文化的出路就在于把握好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在这里，庞朴又把民族性与时代性界定为文化的两大属性。

庞朴说，文化的两个属性具有主次之分，“我把民族性放在前边，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时代的。这是我提得比较明确的。”他还说：“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文化没有民族性，或者说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最后就会蒸发掉。”他以满族为例，认为满族占领中原，当时对这个民族来说是个好事，但结果也是个坏事。“历史是很奇怪的，开了个大玩笑，满族统治了全国，最后满族自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化和他的民族分离了，满族文化失去了他的民族性，他这个民族不需要这种文化了，最后这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了。”言之凿凿，令人深思。

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新时代，庞朴对本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有着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经济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谁要是去抗拒经济上的全球化和科技上的全球化，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现在能够做的或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全球化问题，一定要看准在文化和全球化的关系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做。”

庞朴认为全球化的概念，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只是表达不同。全球化，用我们的传统语言表示，就是“平天下”或“世界大同”、“协和万邦”。他强调，这些概念都是倡导和平、和谐与友善的，这些概念“与我们善良学者所担心、霸道帝国所向往的什么先发制人的荡平，是有天渊之别的”。所以，对于全球化本身，庞朴并不陌生，自然也不会排斥。

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庞朴开始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化这一不可逆转的潮流相融合，进而保证我们的本土文化可以保留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文化全球化是一种趋势，是一种强势文化要吞并弱势文化的过程。这时候，弱势的文化，弱势的群体，弱势的民族，如果不能保住自己的文化，不能保住本土文化的话，那么你这个民族慢慢就会消亡，慢慢就会被吞掉了。如果做得好，既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全球化的优良东西，这样就成功了。”庞朴如是说。

庞朴曾说：“文化就是人化。”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文化，也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基因。所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为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呐喊，并把自己界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保守”，他解释道：“保住我们的文化，守住我们的传统，我是这样的保守。你可千万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丢掉了整个民族就没有了。”

誉满学林

庞朴主要在山东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工作。除了教学与学术研究，他还在国内顶尖学术期刊担任要职，如《文史哲》、《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他曾担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综合性史学期刊，在全国历史类学术期刊排名中，一直居于首位。

耄耋之年的庞朴，誉满学林，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和普遍尊重。2006年8月，中国社科院公布了首批47人学部委员和95名荣誉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是中国社科院的最高学术职务，地位堪比理工科的院士。庞朴便位列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之中。

2010年，山东大学设立“终身教授”一职，庞朴以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和丰硕的学术成果，而荣获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

庞朴一生获奖无数，但最令他感到自豪和珍惜的，当属“孔子文化奖”。2010年9月，在山东曲阜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上，庞朴获得第二届“孔子文化奖”个人奖。世界儒学大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山东省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省文化厅、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联、济宁市政府、孔子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国际性儒学盛会。“孔子文化奖”分机构奖与个人奖。该奖由文化部与山东省政府共同发起，为儒学研究的最高学术奖项、文化部最高奖项之一。

庞朴被“孔子文化奖”推选委员会评价为：能够用本民族的思想研究本民族文化的学者。庞朴获得此奖，可谓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对于这个国际性奖项，庞朴说，这既是他的个人荣耀，更是“对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研究的人的一种巨大激励”。在伟人孔子的故里获得此奖，怎能不令这位杰出学人发出“此地此刻此奖，令我终生难忘”之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