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元一九六六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
走出一神教心智,欧洲才能安宁
作者:秋风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腾讯 ·大家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廿五
西历2015年1月15日
《查理》周刊遭到极端分子袭击,全球数十国政要与法国上百万民众上街游行,游行队伍中最多的标语是“我也是查理”。看起来,这场规模空前的游行旨在表达保卫言论自由之决心,这被视为法兰西之根本。
但不妨想象一下:看到这个场面,穆斯林作何感想?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袭击事件会不会刺激民众心态与国家政策、揭开并扩大法国、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不同宗教、族群之间的嫌隙?若果如此,法兰西人珍爱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将会如何?反过来,如果法兰西的自由遭到侵蚀,穆斯林的日子会好过吗?
坦率地说,我对欧洲的前景均深怀忧惧,对在欧洲的穆斯林之生存前景,也深为担心。怎么走出困境?从儒家中国的经验看,双方恐怕都需要走出一神教思维。
【欧洲难题:一神教的激情】
对和平的最大威胁,向来是宗教之间的对立,宗教的内核是神灵信仰,人们会把自己奉献给神,为此而有最为强烈的激情,可让人无私地奉献,也可让人同样无私地仇恨。利益的对立,可通过谈判,以利益的再分配解决,而宗教间的冲突通常无法如此轻易解决。故对共同体的和平而言,宗教所守护的价值通常是有用的,但控制宗教激情也是保障和平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最初,西方人以一神教实现和平。一神教之前是多神教。一神教之出现,从功能角度看,以单一神替代多个神,各信其神、相互分裂、敌视的人们,统合为单一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于多神教,一神教是高级宗教。
但用“和而不同”范式分析,这一解决方案是“同”,同质化。一神教思维之根本特征是,存在真理,人的义务就是认识、肯定、服从真理。且真理只有一个,故良好秩序只能形成于“同”。
一神教下的和平秩序由统一教会维持。只是,这个教会也会腐败。腐败的统一教会权威遭到怀疑,新教兴起,且宗派林立,从而引发广泛而严重的冲突。每个宗派都声称自己是正统,掌握唯一真理,其他宗派是异端。于是,旧教、新教之间、新教各宗派之间冲突不断,欧洲早期现代的战争基本上是宗教战争。
为了和平,欧洲人被迫发明一条原则:政教分离。政府与教会分离,宗教退居私人生活领域,政府不予干涉。由此,政府摆脱一种宗教的支配,而居于各种宗教之上,致力于培养国民之国家认同。
不过,在此过程中,西方人又构造出一套具有宗教性质的伦理和政治教条,这就如同霍布斯虽然主张自然法,但其思想结构仍然是神学的。现代法国人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三个价值,都从此前法国人信奉的一神教中转生而出,尤其是,人们是以一神教心智对待它们的。《查理》周刊就是典型:它信仰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神圣的,因为它是真理,因此不应受到任何约束。上百万法国人上街,正是在捍卫自己对言论自由的信仰。
西方人心目中的现代价值成为准宗教教条。在欧洲,一神教信仰尽管在衰落,但一神教心智彰彰可见,美国人的一神教思维更为坚定、明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评论巴黎袭击事件时,就使用了文明-野蛮话语,这是欧洲人在十八世纪发明的,其背后正是真理思维、一神教心智:我们信奉的价值、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真理,接受我们价值、生活方式,就是文明;凡是尚未或者拒绝接受我们价值的人,就是野蛮人。传统的一神教体制下教徒与异教徒之分,被顺畅地转换为文明与野蛮之别。当亨廷顿谈论文明冲突时,作为冲突一方的西方,固然包含基督教,但在相当程度上也由一神教化的西方价值构成。
亨廷顿设想,基督教文明必定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发生冲突。不过,过去二十多年来,与宗教化的西方现代价值发生冲突的主体,似乎主要来自伊斯兰教文明。911事件、伊朗、伊拉克、基地组织、巴黎袭击事件等等,全部都是。而中国,尽管在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时时泛起,在中国,总有人忧心忡忡地谈论民族主义,但中国与西方,并没有爆发可见的冲突。
(德国近30个城市爆发反伊斯兰化运动,图片来源:CFP)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道理也许是这样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同出一源,都是一神教,自然都有一神教心智。西方人曾侮辱过孔子,以启蒙为志业的现代知识分子也曾持续侮辱过孔子,然后,什么也没发生。一神教对一神教,一神教对准一神教,真理对真理,则很容易擦枪走火。伊斯兰信徒绝不能容忍《查理》周刊们侮辱自己的先知,他们以信仰的名义发动反击。面对这种极端行为,西方似乎也以信仰的名义予以回击,以保卫自己的现代价值。美国于冷战后发动战争似乎都受准宗教激情驱动,其论证战争正当性的每句话都具有强烈宗教色彩。
【中国智慧:文教与和平】
那么,如何走出这一冲突困局?此刻,我们应当认真思考,为什么中国没有如亨廷顿所预计的那样,与基督教的西方陷入严重冲突之中?
拜中国智慧之所赐,这智慧就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理论上的说明,说来话长,读者可参考拙作《一个文教,多种宗教》(《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
塑造犹太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的最重要力量是一神教,塑造中国文明的最重要力量是文教。中国文明之凝聚,系通过文教,而非一神教。孔子之前,文是礼乐,文教就是礼乐之教化;孔子将此文转化为六经之文,故孔子之后,文教就是儒家守护的中国经典之教育。除了私学,最重要的是,汉武帝时代起,中国政府兴建了一套完整的公立学校体系。这套文教体系,塑造了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也塑造了中国人之开明、开放、宽和心智。
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人不信神。晚近以来,无数自以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感叹中国人没有信仰,不少学者也说,中国文明是世俗化的。错。普通中国人有丰富的神灵信仰,而且,相当虔诚。只是,中国确实不存在一个统一所有人精神世界的一神教。中国人认为,在信仰和政治的世界,不存在唯一的绝对真理,所以,没有必要所有人信奉一个神。人们各信其神,相安无事。宗教宽容在中国一向就是事实。
当然,文教也教给多种神教以和平相处之道,这就是孔子发明之仁教。为仁之方两条:消极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强加于人,不要伤害别人;积极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积极协助别人。因为这样的教导,中国人向来没有一神教心智。
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处理国家间关系,也没有一神教思维。中国人当然认为自己的生命之道、治国之道是高明的,但“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中国人从来不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当成神圣的,也没有什么热情传教。这样的中国是随和的,内敛的。这与一神教的扩展心智,形成鲜明对比。
我相信,中国智慧有助于欧洲思考避免更大危险的出路。但欧洲人愿意吗?据朱谦之先生的研究,正因为看到传教士转述之儒家思想,法国思想者才在神学之外,发现一个新的知识天地,找到新的思考方向,而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神论、启蒙之勃发。今天的欧洲人愿意认真对待中国智慧吗?
随他们去。但站在中国立场,欧洲是一个教训:中国自身面临相当严重的宗教问题,边疆宗教问题,内地新兴宗教问题。欧洲、美国给中国的教训是:不可幻想用某个一神教或准一神教体系“同”之,只能用文教“和”之。回到传统智慧,兴起文教,培植仁义,化解宗教激情,这是人各信其神而相安无事的唯一出路。
现代中国的一大危险是,知识分子和精英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一神教心智。有两种相当流行的说法:第一种,中国要变好,就必须全盘接受从西方传入的所谓现代价值,这是现代社会的真理。第二种,中国要变好,就需要国民有信仰。而真正的信仰就是基督教,这是宗教真理。
中国人可以接受所谓现代价值,也可以信奉一神教,但是,一神教思维必然带来灾难。全盘西化的准一神教主张,已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文化灾难。而多种宗教并存、文明之维系主要靠文教,这是中国文明生机所在,任何一神教都可在中国自由传播,但须放弃一神教心智,自居于多种宗教中之一种。唯有如此,中国才能保有其和平。否则,中国文明就会严重退化。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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