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作者简介:姜广辉,男,西元一九四八年生,黑龙江安达人。曾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自2007年起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著有《中国经学史》《颜李学派》《中国文化传统简论》《理学与中国文化》《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 |
“一分为三”何以构成一种哲学体系——纪念庞朴
作者:姜广辉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廿四
西历2015年1月14日
2014年11月17日,作者姜广辉与庞朴先生最后的会面
一位尊敬的师长,一位诚挚的朋友,一位曾多年合作的伙伴——庞朴,他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生于1928年,整整大我二十岁。我因此常把他作为标杆来鞭策自己。我常想,庞公在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做出了什么学术成就,我在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也应该取得什么样的学术成就。我们相识三十余年,虽然在一起相聚的时候很多,但还是属于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谊,更多的是相互倾听和默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神交”“忘年交”吧。
从某种意义说,我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庞公的长期提携和帮助。在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庞朴已经是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了。他当时在《历史研究》杂志做主编,将我写的《颜李学派的功利论及其历史地位》作为“佳作”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哲编室主任何祚榕,何祚榕亦批阅“确系佳作”,予以发表。十余年后,我做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他做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做《中国哲学》主编,他做《中国哲学》编委会常委;我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他做评审委员等等。所有这些,他都默默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在这期间,我没有说过一句特别感谢的话,当时两人之间,有的只是默契,非常自然。若说特别感谢一类的话,反而会觉得见外、不自然了。如今,他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却要大声地喊一句:谢谢您!庞公。您走好!
当一位哲人去世之后,我们会思考他留给了我们什么?庞朴不仅是一位哲学史家,更是一位哲学家。他留给我们一个“一分为三”的哲学体系。或许有人会问:“一分为三”何以构成一种哲学体系?
大凡一种哲学体系,免不了要回答一个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中国哲学中有诸如“天”“天命”“天帝”“道”“理”“气”“心”等本体性概念,这些概念大多可以套上西方哲学史中的“上帝”“物质”“精神”(包括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一类哲学范畴。正因为这样,中国近现代哲学家在创立哲学体系时,通常是以中西哲学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的。如冯友兰将程朱理学与西方的新实在论相结合,而成“新理学”;贺麟将王阳明心学与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而成“新心学”。近年也有学者提出,张岱年将张载的气本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相结合,而成“新气学”。等等。
世界本质的问题,在中国古代被视为“形而上”的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对这一类问题很难争论出最终的结果,所以西哲胡塞尔主张把它用括号括起来,不再对之加以讨论和争论。但是,世界的规律是什么,以及我们认识自然界、理解人类历史、处理社会事务的思想方法是什么,这些问题因为直接关系人类的福祉,因而哲学家又不能不对之加以格外的重视。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哲学中也有一些本体性概念,如《中庸》所讲的“中”“诚”等概念,似乎只是一种属性,属性只是依附者,怎么可以作为“本体”呢?这种哲学似乎应该属于那种如黄宗羲所说的“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一类的哲学体系吧?庞朴所要建构的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的重点不是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而是谈世界的规律是什么,以及我们认识世界、解释历史、处理事务的思想方法是什么。
同中国近现代其他哲学家一样,庞朴哲学体系的建构也是通过中西哲学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的,即他将方以智《东西均》“两端中贯”的思想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结合,而成其“一分为三”的哲学体系。庞朴撰有《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谈谈客观规律》《东西均注释》(方以智的《东西均》极为艰深,学者往往望而生畏,庞朴却将其一字一句注释得很清楚)等论著,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来源;他又撰有《一分为三论》《三生万物》等论著,作为其哲学理论的论述与展开。综合言之,“一分为三”有两种意涵:一是从共时性说,一个社会群体可能会有左、中、右三派力量,左派、右派属于比较极端的意见,而中间派的意见介乎两者之间。左右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但对中间派的意见比较愿意接受。此即尧、舜、禹相传授的“允执其中”,亦即孔子所说的“执两用中”,其真正意涵是要执政者在做决策时,尊重多数人的选择,避免走极端。但在近现代,激进的左派往往将之视为“折中主义”“调和主义”或第三条道路,而予以严厉的批判。二是从历时性说,一个历史过程往往会经历“正、反、合”三个阶段,此即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规律。
既然“一分为三”是一种事物发展的规律,那在认识世界、理解历史、处理事务时就要遵循这个规律,避免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过大的起伏和震荡。庞朴先生花了极大的气力论证“一分为三”,就是想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认识和处理事物,“三分法”比“二分法”要好,它可以改变“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方式。试想,政治决策者若少了那种“翻烙饼”式的折腾,那将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多大的福祉啊!这便是庞朴建构“一分为三”哲学体系的真实用意。
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三句话不离本行”,庞朴提出的“一分为三”使我联想到:中国自东汉以后,学术思想界逐渐形成了三大派,从而人们的“信仰”也分为三大类:儒、释、道。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南宋孝宗以皇帝之尊撰《三教论》,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明代邹元标也曾讨论过儒、释、道的分合问题,其所著《愿学集》卷四说:“有友欲合三教者,余曰:‘天下之道,原贞夫一,一分为三,三归于一,此自然之理。’”由此我进一步想到今天,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而近代以来传入的西方文化引领、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五四”以后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也已深深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以至这些年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形成了马哲、西哲、中哲鼎足而立的局面,也因之在国民中大致形成了三种“信仰”力量,这三种“信仰”力量常常相互非难和攻击,其中一方未尝不想“灭”掉另一方,但谁都很难“灭”掉谁。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可以相互宽容,各取优长,而取得一种有机融合,为中国文化提供一种新的发展契机呢?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萦绕许久,一天顺手写下四句话:“古有儒道释,今有马中西。三者鼎足立,能合为上师。”那还是在庞公生病之前,一次与庞公谈到了他的“一分为三”哲学,我先是告诉他,中国社科院李铁映院长约我和几位同事到杭州一起聊哲学问题,他很称许庞朴的“一分为三”的哲学思想。庞公听后笑了一笑。接着我拿笔写出上面四句话,问他说:这四句话符合您的“一分为三”哲学吗?庞公又笑而不答。良久,他说:“马哲、西哲、中哲能鼎足而立,已经不错了。要融合在一起,又谈何容易!”
庞朴属于智者类型的人,喜欢独立思考问题。但他这个特点在现代中国曾经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长期以来,“哲学家”“思想家”的头衔几乎被最高领导人垄断了。本来毛主席已经提出“一分为二”哲学,强调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你为什么非要“立异”,提出“一分为三”哲学呢?这是否是一种“折中主义”呢?不过,一批终身从事哲学研究和探索的人,不能公开提出自己的哲学主张;一个历史时代,不能产生出无愧于其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那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发展还有希望吗?王阳明曾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我以为,庞公之创“一分为三”哲学亦犹是也。
庞公长期在济南养病,我每到其地,必去看望他。2014年11月中旬,我与济南大学赵薇教授一起去医院探视,不意这竟是最后的会面。2015年元月10日早晨,忽闻庞公病逝,不胜震悼。我遂与梁涛、赵薇相约,共撰挽联如下:
拨乱返正,首尊儒学,继考火历,更揭一分为三之旨,今哲罕有匹俦也。
神交忘年,共扶斯文,期得薪传,而竟星殞兰摧而逝,天公其无明鉴耶?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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