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其政治“焦虑”

作者：伊人

来源：中国儒教网

时间：甲午年腊月初四

      西历2015年1月23日

近时某文摘报以头版头条位置，摘载澎湃新闻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当代儒家学者蒋庆曾言天道(超越神圣合法性)、地道(历史文化合法性)与人道(人性民意合法性)的‘三重合法性’来解决‘人心向背’的问题，其实这或多或少地吻合了习近平此次的尊孔崇儒之举。”读到这段文字，不禁惊讶之至。

蒋庆在其《政治儒学》一书中，白纸黑字地直指：“中国近百年来不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政治法律秩序。……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制度并没有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从辛亥革命终结清王朝专制统治之后的百年来，中国已失去了所谓的“三重合法性”。重建其“三重合法性”的方略和制度设计，在他蒋庆那里，就是“复古更化”，以及由儒教专政和大儒们通吃的“三院制”。

对于民主价值，蒋庆深恶痛绝，斩钉截铁地说：“‘不当’与民主思想结合”，否则就是沦为“西化”。对于自由的价值，蒋庆亦是斩钉截铁：“人的个人自由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必须受到限制(或取消)”。而我们知道，在那二十四个字的“核心价值”里面，还是有“民主”和“自由”的。

仅就这些来看，上述所谓“吻合”之说，要么是出于报道者的无知(或假装无知)，要么是“焦虑”已久的蒋庆们借势搭车，乘机推销其旨在“复古更化”的政治儒学，进而如蒋庆白纸黑字急切表白的：“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就会去从事政治活动”。

下面这篇文章，原是笔者一篇论文的一部分，对于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其政治企求，读者诸君或能从中见识一番。

拒斥“民主”，决绝而危言耸听

清末民初以降的近现代“新儒”，以及推崇孔子儒学价值的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否定“民主”的价值。然而，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却呈现出了新的景观：质疑乃至否定“民主”价值的后学新秀，从各个营垒亮帜而出，接踵登场，纷纷嚷嚷颇成“鼓桴相应”之势。这其中可为“翘楚”者，当属高揭“政治儒学”之幡、自号为“盘山叟”的蒋庆。

先来看蒋庆对“专制”的言说。在《政治儒学》一书中，蒋氏毫不讳言“儒学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都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这跟钱穆所谓“中国自秦以下二千年，绝不是君主专制”之说迥然相悖;而另一位新儒前辈张君劢的认知：“秦后两千年来，其政体为君主专制，养成大多奴颜婢膝之国民。”蒋氏当然亦不会认同。他不仅认定“儒学所维护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惟一可能和可取的政治制度”，而且在他看来，即使到了近现代亦当如此;所以他责难元老级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直接参与者，如熊十力先生和梁漱溟先生”;对于当代新儒代表人物“对儒学曾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讳莫如深”，蒋氏亦颇为不屑。我们得承认，蒋氏确是相当的坦率。

蒋氏对“民主”的言说，也是相当坦率，而且危言耸听。跟“新儒”前辈孜孜于挖掘孔孟儒学“民主思想”资源截然不同，在《政治儒学》里，蒋庆做的是“釜底抽薪”式的否定——

“世界上只有西方的民主思想，而不可能有人类的民主思想或中国的民主思想。”

“民主不是天下公器，亦不是世间共法，……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

“儒家思想在现代发展中必须保住其自性与文化自我，而‘不当’与西方文化结合，具体说来‘不当’与民主思想结合。”

“要求现代儒学开出西方民主不仅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不应该的，……这是一种政治上儒学虚无主义的表现”，“‘儒学开出民主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西化论’”。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科学与民主是人类‘共法’，‘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生命在发展中所共有’，……牟先生想由儒家内圣之学开出科学民主以树立儒家的自信与自尊，而结果却是以儒家丧失其自性变为‘西学’而告终。”

“要在中国建立中国式的政治制度，就必须打破现代儒学仍然沉溺于其中的‘五四迷思’，超越科学与民主的现代迷障，克服现代儒学日益向西方文化趋同的倾向，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来确立新政治与新制度的大根大本。”

“若中国的政治形态依当代新儒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时学所言应朝民主方向发展……皆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形态在朝西方文化的政治模式发展，使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在当今中国不可能，此必导致中国文化理念中所固有的政治形态灭亡。西方列强没有通过武力亡中国，中国现在已站起来成为世界大国，但西方却通过强大的文化影响铺天盖地地席卷中国，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

不过，蒋氏拒斥“民主”的言说，算不上是“空谷足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在欧美喝了些洋墨水而自以为得风气之先的“后学家”，就曾宣示其惊世的发现：“从后殖民的角度来重新看‘五四’运动，就会发现一些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的问题。大家都清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平的简单否定态度。”他们毫不含糊地指认：民主、自由、人权等，都属于西方的“殖民话语”。他们以“舍我其谁”的姿态，宣称要“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即民主、自由等)”。……可见，从“后学家”到蒋“政儒”，虽然角度有所不同，但在拒斥“民主”这个关节点上，他们确是声气相应，殊途同归。

极致、极端的“精英政治”

遵奉孔儒“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之圭臬，蒋庆视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为“中性与下愚之人”。在言及文化的认同时，他说：“由于精神实质义理精微，只有极少数天分高的上智之士才能把握，而绝大多数中性与下愚的人则无从问津。”显而易见，绝大多数的民众都是蒋氏所蔑视的“下愚”，至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被蒋氏贬评的现代“新儒”们，恐怕至多也只在“中性”的档次，而他蒋某则无疑荣属“极少数天分高的上智之士”。因此之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当今之世亦是理所当然的了;甚至比先圣孔、孟更加彻底——在蒋氏看来，除了像他这样“极少数天分高的上智之士”，大多数的“士”(知识分子)也是“不可使知之”，而只有“使由之”的资格。这是什么?这是极致的、极端的而且也必然是极权的所谓“精英政治”。

蒋氏在在不隐讳其对民众的蔑视，他说：“除少数圣哲通过修为证悟可克治转化(人性气质的腐蚀力量)外，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普通民众——则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变化气质，因而很难纯依理性行事”。质言之，在蒋氏眼里，民众整个儿就是无可变易的“愚众”、“群氓”。也因此，他认定限制个人自由是绝对必须的，他明言：“政治儒学非常清楚地看到现实政治中的人性不完善，人的个人自由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必须受到限制，为了整体的善、人性的尊严、公众的利益以及未来的幸福，政府或社会可以限制或取消某些个人自由。……必须对个人自由进行宗教、道德、政治、习俗和礼法等方面的限制，不使个人自由因膨胀而危害社会。”在这里蒋氏没有明指必须限制哪些“个人自由”，但从其宣称的“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必须受到限制”来看，可知蒋氏意欲对民众的个人自由及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必是所涉很广很多的，比如民众的选举权，比如民众的知情权，比如民众对政府和官员的批评、监督权，比如公众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理当享有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但按蒋氏拒斥“民主”的坚定立场，民众的这些个人自由和权利，当然在必须限制和剥夺之列。

蒋氏在此不提“权力的腐蚀”(想是著名的“权力腐蚀”论者阿克顿乃西方人，故不屑附和之吧)，不提对公权力掌握者(当然包括握有公权力的“极少数天分高的上智之士”)的个人自由的限制，而按蒋氏的“政治儒学”理念，掌握、操纵公权力的人，则可以藉所谓“整体的善”、“公众的利益以及未来的幸福”之类堂皇的名目，自由地无所顾忌地限制或取消民众的个人自由。奇怪的是，蒋氏一面承认两千多年里儒学维护的是君主专制制度，一面却断言“传统的制度(即君主专制制度)产生并保障了自由人权”，一面又宣称必须按其政治儒学“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限制或取消个人自由，——如此无视历史事实而又逻辑混乱的高见妙论，大概也只有他这样的“天分高的上智之士”才说得出来。

忣忣于“复古更化”的政治“焦虑”

在《政治儒学》一书中，我们看到反复(不下十数次)出现一个词：“焦虑”。所“焦虑”者何?蒋氏曰：“政治儒学产生于制度性的焦虑，政治儒学最重视制度的建立，故政治儒学又可称为制度儒学。”具体说来，蒋氏的最大焦虑是：“中国近百年来在政治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文化重建问题，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中国近百年来不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政治法律秩序。……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制度并没有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更没有得到国人的普遍认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认同。”

其心焦焦，其言昭昭。蒋氏直指中国的制度出大问题，乃肇自推翻满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难怪蒋氏要责难当年成为“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直接参与者”的熊十力、梁漱溟等“新儒”前辈——从那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有悖“天道性理”了，就失去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了。若准其所言，则辛亥革命之前的满清王朝(尽管当时国人皆知其腐朽不堪)，此后的袁世凯恢复帝制，以及张勋拥溥仪复辟，就是合于“天道性理”，且解决“合法性”的问题了?奈何奈何，它们却终未得到国人的认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认同，它们相继地“呜呼哀哉”了。

既然认定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合法性，遂有蒋氏鸿鹄之志的披示：“政治儒学最焦虑的是如何建立起合法的政治秩序，如何使政治权力合法化，如何用制度来转化权力，如何使政治制度有一个合理的依据与神圣的源头。”至于这些个“如何”为何(即怎样去实施)，蒋氏给出了四字方略，曰“复古更化”。——“所谓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具体说来，就是体现礼乐精神、王道理想、大一统智慧、三世学说以及天子一爵等儒家思想的政治制度。”对于这一切，蒋氏满怀自信：“吾人相信，政治儒学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曾完成了‘复古更化’的外王大业，在今后的岁月中，政治儒学也一定能够完成中国政治文化重建的外王大业。”

天之已降大任于蒋氏也!以“思想家与政治家集于一身”自期的蒋氏，不屑于“像心性儒学那样坐在书斋中慢条斯理地去对历史文化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辨而自得其乐”，以“外王大业”为己任的他容不得那样的悠然。“政治儒学这种紧迫的时间感使政治儒学的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就会去从事政治活动”——这一句话顿使蒋氏内心的“焦虑”、急切和不加掩饰的权力欲，栩栩鲜活地跃然于纸上。

三院制：“王道政治”的怪异版本

我们虽然不知道蒋氏念兹在兹的“政治活动”，至今从事得怎么样了，但他公之于世的所谓“王道政治”的制度设计蓝图，却让我们大开眼界。在《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最好的发展方向》一文中，蒋氏宣称：“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并和盘托出其落实“王道政治”制度安排的设计蓝图——据其自诩是“充分发挥人类创制的想象力综合各种制度的优点另创一新制”。这里，让我们且来见识一番蒋氏的所谓“新制”——

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制，三院分别为“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

“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其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来源有两个途径：一、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儒士，经过政治实习和考核，委派到国家、省、市、县级议会任议员。

“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其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衍圣公指定吾国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

“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议长议员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

蒋庆不是决绝地说过“‘不当’与民主思想结合”吗?然而，他这所谓“王道政治”的“新制”，却跟“西方民主”作了不伦不类的抄袭和混搭——如所谓的议会制，如“庶民院” 议长议员的产生。当然，在少许的“民主”装饰下，其核心和主体是“古制”，而且是早已衰朽霉烂的“古制”。“通儒院”是儒家通吃，“国体院”基本上也是。以儒家、儒教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这是蒋庆们的自我“册封”，或者说是自我“意淫”。当今的中国，儒家的忠实信徒不多，走火入魔的崇儒者更是“凤毛麟角”，凭什么任由儒家凌驾于诸家及众生之上，占取独尊通吃的权力?这岂不是蒋氏自己诟病的“一重独大”?

尤其荒诞之极的，是按血统的世袭——“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可我们知道，至孔子的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已是孔府末代的“衍圣公”，1928年，孔德成向山东省政府主席呈请改爵：“德成生际民国，体制宜有变更”，“掬诚陈请，拟将德成衍圣公名义，即时取销，俾符体制。”所以，孔德成在后来的数十年已经不再是“衍圣公”了。尔今蒋氏怀“兴灭继绝“之志，欲将末代“衍圣公”自请取消了的爵号又恢复起来，且不说孔氏后裔是否赞同，即使赞同恐怕也会因谁有资格接续“衍圣公”荣爵，致孔氏族裔中启衅滋端而纷扰不宁。不惟如此，“国体院”一些议员，要让历代的圣贤后裔、君主后裔、历史文化名人后裔来袭任(由“衍圣公”指定)，这是先圣孔、孟也绝不敢想象的。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按朱熹的诠释，君子的流风余韵，到五世就断绝了。那些历代圣贤、君王、文化名人的后裔——隔了数十世甚至上百世的后裔，他们还能“祖泽”犹存而不断绝?凭所谓“后裔”而为“议员”者又何德何能?更何况，那些所谓的“后裔”怎么来认定?查家谱族谱?恐怕很多都无“谱”可稽了，尤其是古代君王的谱(比如儒家称颂的“三代”，即夏、商、周君王传世至今的谱);做DNA鉴定?历代君王的骸骨几无遗存，拿什么来做DNA?倒是极可能有无数自称“后裔”者八方冒出，上演一幕幕为争夺血统名份而打破头的闹剧……搞“血统”论的，古今有之，而邪乎极端如蒋氏者，可以说旷世无二。

蒋氏设计的这个所谓“三院制”，使人不禁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桩公案——1957年，章伯钧在一次会议中发言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其实，章氏所谓的“政治设计院”，不过是如此一说而已，并无更具体的内容，但这一条却成为他被定为“大右派”的主要罪名。相比之下，“王道政治”设计师蒋庆可就幸运多了，没有遭遇到章氏那样的厄难。看来，指斥“民主”的蒋氏，实际上是占了“民主”的便宜的——毕竟，比诸章氏所处的时代，“民主”确是多一点了。所以，蒋氏设计出如此荒诞的所谓“新制”，除了贻笑大方之外，终究是安然无恙的。

不但是安然无恙，蒋氏还中气十足着呢。犹如旧时街头的“大力丸”叫卖者，蒋氏亢奋地向着全中国和全世界做自我推销：“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超越民主，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在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也为人类政治指出了一个新的理想、开出了一个新的路向。”“王道政治是人类迄今所能构想的最完善的政治”，“王道政治是人类历史的新希望”……如果以为人类真会相信这种政治“大力丸”的推销，那恐怕是侮辱人类的智商了。

儒临天下：看似“无君”实“有君”

我们细观蒋氏设计的“新制”，发现里面有一大“缺失”——所“缺失”者不是别的，就是君主。蒋氏曾说：“中国的君主制，在理念上是仁慈无为的君主制”。既然如此，其“王道政治”的“新制”，又何以“无君”?这当然不会是蒋氏的疏漏。中国人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两千余年的帝制，已经有一个世纪，在当今之世，若要恢复君主制，势必会像袁世凯称帝、张勋拥溥仪复辟那样，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这会不会是蒋氏有所顾忌，而在其“新制”中不设君主的一个考量?, 笔者以为，如若有此考量的话，大概也不会是主要的。从蒋氏的“三院制”中我们看到，儒教、大儒已实际取代了旧时君主，看似“无君”而实“有君”矣!这就明白无误地昭示世人——蒋庆们已不是如传统儒家以服务于专制君主为满足，不是如先圣那样只被奉为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的“素王”了，蒋庆们的“外王大业”，实是以儒为王——欲使儒教、大儒成为“儒临天下”的至尊之“王”。

因此，蒋庆也毫不讳言“特权”。在其《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他宣称：儒教“拥有其他宗教组织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方面的特权”，“不仅有参与政治的特权，有获得国家土地、实物馈赠与财政拨款的特权，还有设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的特权，有设计国家重大礼仪的特权，有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的特权，以及其他种种特权。”众所周知，“特权”在当今并不是一个光彩的好词，即使有些享有特权的人们或阶层、集团，一般也不会堂而皇之地谈说、炫耀“特权”，因为弄得不好，因“特权”而惹出的事端和涉及的人，就会遭到千夫所指，成为众矢之的(那位“曝红”的郭美美小姐就是个范例)。而蒋氏如此恬然无饰(亦无耻)地大谈儒教的“特权”，真令人不能不佩服其可爱的坦率。

正因为蒋氏有如此的坦率，所以解读他的“政治儒学”、“王道政治”，见识他的政治焦虑、政治欲望、政治企求及其设计的政治图景等等，并不算是很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在其著作、文章和讲演中，几乎一览无余地和盘托出了。也因此，无论学者持有何种立场和理念，对蒋氏一般不会有认知偏差的误读。比如，学者钱理群指出：

蒋庆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以儒教为国教、政教合一的、儒家共同体专政的儒化国家”，“他们的‘王道政治’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一个自称代表‘天理’的利益集团(在其具体设计中，就是由‘大儒’、‘贤儒’、‘儒士’组成的儒家利益共同体)垄断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二是权力的世袭制。简言之，就是要实行‘儒士(儒家共同体)专政’，精英专政。”

又说：“某些知识分子已经不甘于当‘国师’，还要直接执掌权力，而且是不由分享的权力。因此，他们要坚决反对‘民主化’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些是诬枉之词吗?当然不是。蒋庆既已坦率言之，昭然书之，想来是不能否认，恐怕也不会否认的。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