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士君子

作者：周舵

来源：大同思想网

时间：甲午年腊月十一

           西历2015年1月30日

核心提示：“五·四”以来的全盘反传统流弊最深的误导，是把儒家学说和皇权专制连为一体，这也是混淆颠倒主流、支流，把君子儒和小人儒混为一谈的结果。孔孟原儒的原则非常明确，是“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政统、治统，士君子以“帝王师”自居，大儒和皇帝的关系至少也是在师友之间，绝不做臣仆。此点在孟子尤其醒目，以至于强推极端皇权专制的痞子皇帝朱元璋要废孟子的“亚圣”之位，不得逞，便删改《孟子》。

A：……为了避免误解，我们不得不对于“精英主义”多说几句。

精英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反面。精英主义也要区分为极端的，和适度的两种。极端的精英主义是和民主、平等不相容的，甚至是和自由宪政不相容的，因为自由宪政的核心恰恰是平等的自由权利，反对强调家族血缘继承的封建等级制。适度的精英主义很接近儒家学说，它是一种平民化的贵族精神。

20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西方各国不管政治如何变革，社会如何动荡，文化的一致性大体还能保持。自六十年代遍及全球的极左“文化革命”以来，这个建立在传统高雅文化基础上的文化一致性遭到极大破坏，向下层看齐的民粹文化，极端反传统的激进文化，感官享乐主义的大众商品娱乐文化取而代之，日益成为主流。加上实证主义哲学的“排除价值”，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没有高下之分”，文化相对主义的“所有的文化都一样，没有先进落后之别”，后现代“唯一的规则是没有规则”……更让整个文化的平庸化低俗化雪上加霜。影响所及，自由与民主很自然地也就被抽空了“质”，只剩下“量”——“自由”变成了自由选择的范围越大越好，不管选的是什么；“民主”也一样，参与的人数越多越好、范围越广越好，不管通过民主决策出来的是什么，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众多的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从而激起了八十年代的“保守主义复兴”；其中的“文化保守主义”特别注重历史传统、文化经典的保存和传扬，其总的格调，毋庸讳言，是精英主义、贵族精神的——这个“贵族”当然不是封建时代以血统门第、等级特权、金钱权势区分的旧贵族，而是建立在身份和权利平等基础上，大门向所有人敞开的，平民主义的贵族、民主贵族；这个“贵族精神”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高尚人格、高贵精神，高雅趣味和对人间苦难的深厚同情”，或者说，高贵的博爱精神、博爱的高贵精神，所谓“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

遗憾的是，到了小布什执政年代，保守主义却被导向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反智民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和肤浅鲁莽的以武力输出民主的激进理想，结果是“物极必反”，保守主义遭受重创。但我们要注意，小布什的施政和保守主义并不等同，我们不要把不同的保守主义混为一谈，不要在泼掉脏水的同时，把婴儿也一起泼掉。

西方保守主义“平民主义的贵族精神”和我们的孔孟原儒非常接近——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平民化的贵族，下层贵族、“君子”；他的“克己复礼”，无非就是要在乱世之中通过自身的人格修养（克己）恢复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之前的贵族文化和贵族精神（复礼）。

Ｂ：当今之世，好像又是“礼坏乐崩”，礼崩乐坏啊！

Ａ：革命就是废礼乐么。幸亏辛亥革命“不彻底”，国民党毕竟还是一个精英政党，很快就意识到绅士风度、礼仪教养和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所以你去台湾看看，就知道“中华礼仪之邦”是在哪里了。而我们大陆这边却实行完全彻底反文化、反文明的民粹主义，大肆赞美贫穷、愚昧、肮脏、丑陋这些“劳动人民”由于社会不公而迫不得已的缺点，以至于今天我们这个病态社会最严重的病态就是第一粗野，第二无德，那还不就是“礼坏乐崩”！你看看堂堂北大教授孔庆东是一副什么面孔！真正是全世界罕有其匹。究其根源，第一革命，第二民粹，第三权钱至上。这三样东西，全都是文化的大敌。

我们现在“克己复礼”，可以说就是要振兴文化，重建道德，再造君子国！

Ｂ：“再造君子国”，太好了，鼓舞人心！这才是中华振兴的真正目标！但什么样的人可以算是“君子”？

Ａ：要想知道什么是“君子”，我推荐余英时先生的一篇大文，“儒家君子的理想”（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和《士与中国文化》一书。

Ｃ：我完全同意。不读余先生的书，我看“文化”就可以免谈了。余先生说，君子不能仅以儒家经典中“君子”这一名词为限，“士”、“仁者”、“贤者”、“大人”、“大丈夫”、“圣人”等都可以与“君子”相通。

Ａ：用现代说法，君子其实就是有平民精神的贵族，或者说，是有贵族精神的平民。也就是说，既坚守平等，又追求卓越。

Ｂ：岂不是自相矛盾？

Ａ：完全可以不矛盾。如果“平等”是指平等的基本人权和机会平等，那就和追求卓越不矛盾。如果“平等”是极左民粹那一套，那就没有什么“卓越”可言了，只有每况愈下。人人都追求卓越，“结果”当然不可能平等，但那不等于说就是“优胜劣败”。就拿体育竞赛来说，下棋是分胜败的，但赛跑就不同，每个人在自己的跑道里力求跑得最快，尽管没能跑第一，但那不意味着“失败”。跑第二、第三，就是失败吗？那是你自己的心态问题。你尽力了，你今年跑得比去年快了，就是成就，就是胜利。下棋是零和博弈，但在人际关系当中，零和博弈是例外，不是常态。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共和正义的本质是分工交换、互利合作，是双赢、共赢。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那才是零和博弈——比零和博弈更坏，是负和博弈，是双输、全输。

我们把儒家经典当中关于“君子”的论述归纳一下：

1，君子“尚志”，特别重视树立高尚志向；君子的最高志向是卫“道”、传“道”——“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但什么是“道”？“道”，就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秩序、人间大法、万物据以变化运行的规律。在自然界，“道”就是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道”就是道德和法律，儒家称之为“仁义”（“仁”是内心的高尚善良道德，“义”是行为严守正义良法）；在政治领域，“道”就是共和正义；在主观认知，“道”就是逻辑、科学方法，就是“真理”。“道”是属于抽象思维最高层次的哲学范畴，没有经过系统的哲学训练，不可能领悟“道”；即便领悟了，不去践行；即便践行了，不能持之以恒，也不能算是“志于道”。所以，“志于道”是个很高的理想，只能属于“仰望星空”的少数精英。按照孔子开创的传统，读书人“士”并不都是君子，那些读书为了升官发财的，以读书谋饭碗的，“只看自己脚下”的“士”，都不在君子之列；君子是“士”之上品、精品。君子是大儒、纯儒、雅儒，而“士”、包括掌大权的“士大夫”的大多数都不过是小人儒、陋儒、俗儒而已。

Ｃ：必须强调：虽然“君子”从起源说原本指贵族，但到孔子时代已经是指代各种人当中的有德者，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余先生指出，这是古代儒家特别是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孔子的君子/小人之别不是依据外在的社会地位，主要在于人的内在品质、自我修养，儒家这种特别早熟的平等意识浸透在孔孟学说的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其核心价值“仁”里面——“仁者爱人”，这里的“人”是指一切人、每个人，这和西方近代才发生的人道主义高度一致，而与西欧封建贵族社会既没有垂直流动，又没有水平流动的严格等级制正好相反。“追求卓越”、“仰望星空”，和“天生卓越”、“老子英雄儿好汉”完全是两码事，正如“贵族精神”和“贵族等级”完全是两码事一样。中国的封建贵族社会在孔子时代已经“礼崩乐坏”了，就是想要“等级”也全然不可得了。儒家到陆象山、王阳明更加平民化、平等化了，“满街皆是圣人”，“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一个人”，完全没有高下等级之分了。马克思主义“陋儒”们拿西方的封建生搬硬套，纯属一派胡言。

对不起，你接着讲。

Ａ：“志于道”的“志”，当然是超越一己私利的宏图大志，“天下之志”——“士以天下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总而言之，“有澄清天下之志”，在君子乃是理所当然，否则就不是君子，只是小人、庸人、卑下鄙陋之人（儒家所谓“天下”包涵极广，国家兴亡、社会秩序、道德伦理、民众利益，举凡一切“关乎众人之事”，无不包括在内）。在西方，直到很晚的近现代，才有“知识分子为社会良心”之说，认为他们必须是人类基本价值（即“道”、“真理”）的发现者、传播者和维护者；知识分子必须超越私利，对于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关乎公共利益之事具备深切关怀，而不仅仅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职业。在中国，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君子的传统已延续了2500年之久，照余英时先生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什么是“中华优良传统”？舍此无它！

Ｃ：请注意，儒家士君子的“超越私利”不是“消灭私利”，不是什么“无私无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的仁是“以己度人”，从自利自爱出发，推出利人爱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看《论语》里的孔子，那是个多么真实生动、有血有肉、通情达理、七情六欲俱全的人！讲究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明哲保身，“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知所进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恪守中庸，“过犹不及”；……绝不装腔作势，绝不教条死板，绝不走极端，绝不愚蠢盲动，和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心理学大师马斯洛多么一致啊！如果这不是人道主义，那世上哪还有人道主义？“五·四”文化激进派们把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道德极端主义与儒家传统混为一谈，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吃人”两字，其实大谈“灭人欲”，那是在外患深重、政治腐败、国家危亡的时代，儒者矫枉过正的无奈之举，既不是常态，更不是主流。

Ａ：说得对！

2，“五·四”以来的全盘反传统流弊最深的误导，是把儒家学说和皇权专制连为一体，这也是混淆颠倒主流、支流，把君子儒和小人儒混为一谈的结果。孔孟原儒的原则非常明确，是“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政统、治统，士君子以“帝王师”自居，大儒和皇帝的关系至少也是在师友之间，绝不做臣仆。此点在孟子尤其醒目，以至于强推极端皇权专制的痞子皇帝朱元璋要废孟子的“亚圣”之位，不得逞，便删改《孟子》。请看：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无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驰驱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谈论起大人物时藐视他们，看不起他们高高在上的样子。他们的高堂大厦、美食妇人、声色犬马等等奢侈享受，我得志也不会那样做。他们那些东西都是我不屑为的，在我这里全都是古代的贵族礼制，我怕他们什么！——孟子哪有丝毫谄媚君主和“大人物”的奴颜媚骨在？

以下言说特别值得注意：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召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召不往也。”（鲁缪公多次去见子思，说“古时千乘之国的君主结交士人是怎么做的？”子思不高兴地说，“古时君主是说事奉士人，哪有说是结交的呢？”子思不高兴，是因为若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怎敢与君为友？若论德行，你是事奉我的，又怎能与我为友？千乘大国的君主希望与之为友而不可得，何况“召唤”！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管山林的虞人，虞人不理，齐景公要杀他，孔子却赞赏虞人“志士不怕弃尸沟壑，勇士不惧丧失头颅。”孔子赞的是什么？是因为虞人不理君主不合礼仪的召唤啊！）——“若论德行，君主你是事奉我的，你怎能与我为友！”彰明昭著，这要不是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你再看看我们的官场，逢迎拍马、奴颜婢膝，相去何止千万里！

Ｃ：余英时先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书讲到，虽然自秦以来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就已确立，但中国的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要受儒家宣讲的“天”、“理”，从小所受的儒家亲民、爱民、施仁政德政的教育，“帝范”即帝王家教祖法，以及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僚体系等等约束，所以历来昏君、懒君多，但暴君少见。像罗马帝国的尼禄那种暴君，贵族的集体淫乱，平民对角斗士血腥残杀的狂热观赏（拳击就是这种野蛮传统的延续），都是儒家文化绝不可能容忍的。

唐玄宗时有人记载，当时的宰相制度明白规定皇帝“四不可”：“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复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百姓）”，总之皇帝一举一动必须遵道而行，否则便要挨批——当然是给足体面尊严的“劝谏”了。

Ａ：说得极是。激进民主派抹黑中华传统，把皇权专制完全等同于暴政的黑白二分法太无知了。

3，君子要深怀“大丈夫”精神，也就是贵族精神：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这样的“成功人士”，成功到了“一怒而诸侯惧”的地步，那还不是大丈夫吗？孟子极其鄙视地说，像他们那样以顺从君主为准则，那是“妾妇之道”！具有天下最广阔的心胸，站在天下最正义的立场，践行天下至大的真理；能实现志向就和人民一起去实现，不得志就独自坚持原则；高官厚禄不能乱我心，家贫位卑不能变我行，威势暴力不能挫我志，这才叫做大丈夫！——这要不是贵族精神，什么才是！你再看看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人称得上是“大丈夫”？如今到处宣讲的“成功学”，无数青年人趋之若鹜，全然不知道在我们的古圣先贤眼里，那不过是低三下四伺候人的“妾妇之道”罢了！

大丈夫身心充溢着浩然之气：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浩然之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损害，它就会充满天地。它必须和道、义相配合，否则就会软弱无力。孟子的“浩然之气”不知鼓舞过中国历代多少志士仁人，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本于此。

4，君子把“义”看得高于生命，当然更高于利益：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我虽然珍爱自己的生命，但我所珍爱的有些东西超过生命，所以不能为了苟且偷生而放弃它们。死亡是我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有些东西超过死亡，所以对于有些祸患不能无原则地逃避。这和孔子“临难勿苟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到财利就想到道义，遇见危险肯献出生命，久处贫困仍不忘一向的承诺）”；“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还去做官食俸，就是耻辱）”；等等教诲完全一致。孔门弟子都知道“子罕言利”，《孟子》开篇即讲“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无可置疑，我们的孔孟原儒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在价值取向上完全相反，这实际上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说的“高级需求”和“低级需求”的差别，所反映的是个人和社会成长、发展程度的差别，说到底，是文明程度的差别。

5，君子虽有大志，却绝不会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相反，君子对“天”、“道”和“圣人之言”充满敬畏，要时时检束自己，一言一动都要合于“德”与“礼”，自我要求和社会约束都极其严格，儒家经典这方面的论述数不胜数，我这里就不多引用了。

6，君子的“天下之志”不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浪漫空想，不是乌托邦，是从求知和一己的细节修养、时时反躬自省做起，然后治理好小家，一步一个脚印——“一室之不治，何以国为？”——最后才谈得到治理国家——

Ｃ：哪像马大胡子，一辈子没干过一样正当职业，把自己的小家搞得一塌糊涂，却整天在扫平天下的人间天堂梦想云端里奋翅翱翔！现在好多激进民主派、空头革命家，成天玩的还是这一套，不但不以为耻，反以“职业革命家”的所谓“牺牲奉献精神”为荣。您连自己家里那几口人都治理不好，谁相信您能治理好国家？咱们就举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例子，看看这二位截然不同的家庭生活，就能知道为什么老毛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一团糟，和邓小平正好相反。

Ｂ：您是下定决心鳔住马克思不放了！

Ａ：儒家经典《四书》之首的《大学》，从头至尾讲的都是“大人之学”即君子之学，那里头开宗明义，讲的就是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开始，到“修身齐家”，最后才是“治国平天下”；脚踏实地、点滴积累、循序渐进，特别“实事求是”。

7，君子最看重的是两样东西：道德，和学问。尚贤尚智，特别重视道德修养和知识学问，通过“有教无类”、近乎人人平等的教育、荐举和科举制度，使道德高尚的文化人居上位（“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让他们管理小到家庭、乡里，大到天下国家，这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优秀传统。

Ｃ：又是和马克思主义“无知穷人要掌大权”的民粹教唆完全背道而驰！大家动脑子想一想，小到家庭、公司，大到国家，哪有一处是让无知穷人管理能管得好的？即便暂时有这样的穷人家庭，没多久一定就会富起来，然后接受好教育，变成有知识的富人管理。

Ａ：8，君子虽然反对暴力，厌恶战争，但绝不主张文弱。

春秋争鸣的百家之中，各家和儒家都有相通相类之处，大概只有法家和儒家针锋相对。概括言之，法家的基本主张有三：第一君权绝对，第二崇尚暴力，第三利益本位，三者结合，谓之“霸道”；换今天流行的概念，就是专制加上硬实力。儒家完全相反，第一约束君权，君主要上应天意、下顺民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行德政仁政（王道）；第二特重仁义道德；第三特重知识文化；照当今说法，就是宪政（当然是半截子的，软弱的）加软实力。

Ｃ：行法家学说的极致，就是秦始皇。专制主义的绝对君权加“耕”（供给军粮）与“战”（暴力征服），秦的“硬实力”迅速膨胀，顺利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一时间风光无限。秦始皇志得意满，满心以为可以“万世一系”，“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不料二世而亡，父子总共只坐了16年江山。到汉武帝时，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了，经过群臣大辩论，最终定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辅以法家学说的国家根本大计——“阳儒阴法”（引法入儒、儒表法里）、“杂用王、霸”，也就是“硬实力加软实力”——此计一直用了两千多年。这是开明专制，有“德”、“礼”、“文”约束的温柔专制，和法家的绝对君权、严刑苛法、刻薄寡恩、愚昧主义有实质区别。所谓“汉承秦制”，“历代皆行秦政法”，实属无知妄说。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真是“食髓知味”，惟妙惟肖！马克思就是德国的大法家嘛，“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就是专制加暴力加经济利益？马克思为什么如此青睐“无产阶级”？穷人、知识水平低的人眼光短浅、“有奶便是娘”，最容易欺骗操纵，一呼百应，做驯服工具啊！马克思主义的民粹反智也和法家高度一致。所以，专制加暴力加经济利益之外，还要加上一条：愚民政策，全体臣民俯首帖耳当奴才。“马克思加秦始皇”，嘿，真个是“中西合璧，珠联璧合”！

再多说一句招骂的话：法西斯主义也完全是这一套。

我没说错吧？

Ａ：庶几近之吧。

一提“儒”字，许多人就想到“文弱书生”。这又是栽赃。孔子“六艺”包括射、御，射箭和驾战车，这是武士的必修课，哪有“文弱”的影子？儒家“三达德”智仁勇，“勇”是军人的核心美德，儒家经典对于“勇”的论述多至不可胜数。中华文明崇文抑武、厌恶暴力，这是事实，但这不是一味退让，软弱可欺。儒家君子反对的是“强凌弱、众暴寡”，“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流血盈野”的非正义战争。

Ｂ：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怎么解释？

Ｃ：又是胡扯。你去读点中国历史，有几个大军事家、著名将帅是文盲大老粗、“劳动人民”？孙子是吗？曹操、韩信、张良、岳飞、于谦、袁崇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哪一个是“劳动人民”？个把程咬金、李逵之类，就是“三板斧”的本事！你再细看“农民起义”，凡是成点气候的，要么领头的就是知识分子，要么重要谋士是知识分子，文盲大老粗什么时候成过大事？再看共产党的高级领袖，哪一个不是或大或小的知识分子？一个文盲都没有！你们马克思主义者最杰出的特色，就是拿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睁眼说瞎话绝不脸红。

Ａ：中华传统，文人带兵是常规，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确实是完全颠倒了黑白。

还有第9，君子要有高度的文学艺术修养，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这是大家熟知的，不必多说了。

可以说，民粹民主就是小人民主，自由民主理应成为君子民主。我们如果能把中华传统的君子人格和自由民主接榫，我们就有了抵制劣质民粹民主的侵蚀，创造高于西方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的立足点。

Ｃ：完全正确。民主有“量”的一面——参与的广度、包容度、人数多寡之类，但还有“质”的一面，即公民的受教育水平、知识水平和理性思考及自由平等言说辩论的能力，既竞争又合作、既不惧怕对抗又能妥协退让的政治文化，既有坚持个人权利的个人主义自由，又有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共和美德，等等。自由民主实际上是“最专业的知识”指导下的参与，是精英与民众的合作而不是分裂对抗。没有民主的质，只有什么“一人一票”、“最广泛的参与”，再加上反精英、反智的民粹主义，不要专业知识， 那会是什么东西，不问可知。自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以来，经过卢梭的误读、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群众专政”，这一脉激进、革命、反智、反精英的民粹民主给我们中国人留下的惨痛经验教训，真可谓刻骨铭心！

盲目乐观的激进民粹民主派对于“广大民众的觉悟”信心满满，以为“民主很简单，小学生都会”； 盲目悲观的权威主义者眼看“广大民众的觉悟”根本靠不住，所以质疑我们的渐进民主论缺乏群众基础，道理再好，没有推动力也是枉然。两个极端看似对立，其实极端相通、误区一样，都是把民主化的基本条件放在了“广大民众”身上。其实历史事实全然相反：民主是大众参与的政治制度，但民主化，即民主制度的创立却是精英的职责！民主，和民主化，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在今天的西方，尤其在左右翼民粹占优势的地方，“精英”是个骂人的话，政治不正确，几乎和“反民主”同义。但我是中国人，我们中华文明的主流儒家学说从来主张“选贤任能”，贤能者，精英也，所以我有恃无恐。

但我们还没有给“精英”下个定义。温家宝总理在和大学生座谈时说到，一个民族如果全都只看自己脚下，没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简而言之一句话：“仰望星空”的人就是精英；“只看自己脚下”的，是群众，是老百姓。还可以加上一句话：创造历史的，从荆棘丛中开路的，是精英；跟着走的，“搭便车”的，是群众。精英不精英，不在于贫富、知识高低、社会地位或出身如何，精英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眼光和胸怀。只要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哪怕你是扫大街的清洁工，你也是精英，早晚有一天你会脱颖而出。各位只要睁开自己的双眼看一看历史，而不是闭上眼睛胡扯，立刻就可以看清历史的真相，和我们习焉不察的“奴隶们创造历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一套民粹宣传相距十万八千里。远的不说，要是没有马克思，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列宁，不会有十月革命；没有毛泽东，不会有“大革文化命”；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今天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中国十之八九会走回“一.五计划” 那条老路。

我毫不掩饰的说我就是个精英主义者。我认为民主就应该由精英领导，当然，要由人民定期授权和经常监督。尤其我们的传统文明和西方自由民主有这么巨大的距离，精英尚且不懂自由民主，民众又能从哪里知道？我们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就是要由真正了解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好和坏有真正彻底了解的精英，把西方文明好的东西不是移植而是嫁接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好的东西上面。移植是不容易成功的，再好的一个优良品种，跟你的气候土壤等等条件都不一样，它活不了。你们知道柿子怎么长出来的？是拿优良品种的柿子作为母本，嫁接在本土的黑枣这个父本上。黑枣结出来的果子就这么小，但是它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适合本土条件，然后把优良品种嫁接在这个东西上。我们只能靠这个办法，就是要由了解西方的精英来主导。可惜的是，中华不幸，精英们对西方的认知一错再错，政治智慧又不够，先是学德日，原本是有可能成功的（这里的“成功”仅指富国强兵，不包括自由民主），无奈戊戌的维新志士们政治上极其幼稚，不但不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敌人”的成功逻辑行事，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最大限度地孤立自己，最大限度地壮大保守势力，竟然以为靠着一个毫无实权的光杆司令光绪皇帝就可以大展宏图，使用的又是特别急躁的“全变、快变、大变”激进手段，不失败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接着就是“义和团运动”那一场上层和下层两种极端保守排外势力相互利用的大反动和大失败。等到终于醒悟过来，开始推行清末新政的时候，机会已经错过，合法性资源流失大半。1908年光绪和慈禧去世后留下一个权威真空，摄政王又犯下一系列的决策错误，于是有辛亥革命，从此走上法俄道路，激进、激进、再激进；政治革命不过瘾，搞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不够用，搞文化革命；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连人种都是低劣的，所以，以上革命都还不够彻底，不解决问题，必须改换人种。最后走到文革大浩劫，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仔细看看这整个过程，哪一次社会巨变、“历史创造”不是精英们干的？哪一次“群众运动”不是精英们去煽动、组织、领导、操控和利用的？现代化一定是精英引进、精英主导的，因此，精英的目标和路径选择，精英的领导、驾驭和控制能力，精英自身的核心共识和凝聚力，精英对变革节奏、速度、顺序的把握，对各种社会利益的平衡兼顾，包括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处理，等等，就至关重要。

精英是有层次之分的，我试着分出四个层次。最下边这个层次叫职业精英。精英不是因为你的地位，你的知识，你的血统、出身，等等这些来决定的。你哪怕是个擦皮鞋的，你在这个职业范围里是个领袖型的人物，大家都跟你走，你就是精英。精英就是一个群体里头怀有超越性价值的成员，他能够超出自己的狭隘利益、狭隘眼界和一己的偏好，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为大家着想。这是职业精英，各行各业的带头人。再往上一个层次叫治国精英。治国精英一定是有全局眼光的，是当制度和基本游戏规则既定之后，他来掌握权力、运用权力，治理国家。再往上一个层次是制宪精英，是他制定了这些游戏规则，制定这些基本制度。再往上还有一个层次，思想理论精英，就是给制宪精英提供思想理论、精神文化、宗教信仰，各种各样最高层次的思想理论资源的精英，制宪精英要靠这些东西来制宪，给制宪精英提供制宪的原理，提供“宪法的正义之源”。更重要的是，这四种精英之间要有个东西贯通起来，否则这些精英还是一盘散沙，仍然无所作为。这个贯通的东西就叫做精英共识，就是对于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好社会，我们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前进，我们要沿着什么样的一条代价最小的道路去实现这个目标，总之，关于目标和手段的一个基本共识。非常遗憾，现在没有，中国还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一旦出现大的社会动荡，需要精英起来发挥作用的时候，非常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各种极端主义成为主流，振兴中华、全面现代化的事业最后失败得非常惨。

Ａ：最后，让我们来大胆设想一下，我们中华文明究竟能为全人类普世文明作出哪些贡献吧。

Ｃ：那要从诊断西方现代文明的病态入手。

我的看法是，当今西方文明最根本的病态，叫作“谄媚多数的恶俗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是：消费至上的经济、民粹民主、大众商品娱乐文化。这三样恶俗的本质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谄媚低文化素质的多数”，这是物质消费至上、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价值观主导的低文化素质的大众，与同样是物质消费至上、经济决定论价值观主导的暴发户资本家，两者合谋的产物，实际上——恕我冒昧——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作的产物！两者都是眼里只有钱、钱、钱，经济、经济、经济，消费、消费、消费！物质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当然是需要首先满足的，但那毕竟是低级需求，其实质和动物没有区别，只不过人的物质需求包裹着“文明”的形式而已。“人之异于禽兽者”是精神文化，这才是人的本质！人的这个本质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物质需求的满足却是有限度的——如果你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的话。把物质需求弄成没有限度，那是精神贫瘠者的病态。精神文化产品和物质产品最大的区别在于，物质产品的消费是排他性质的，你吃下的那碗饭不可能让我分享，精神文化产品却是共享性质的，贝多芬的交响曲不会因为我在欣赏，别人就不能欣赏。精神文化产品的这种可分享性几乎是没有止境的，而且消耗资源和产生环境污染的程度比物质产品小得多。西方发达国家如今已经如此富裕，而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全球暖化日甚一日，为什么还是只知道经济增长、促进消费，经济不增长，政府就得下台？罗马俱乐部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主张经济零增长，为什么西方人至今充耳不闻？就是因为这个恶俗的三位一体已经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我根本看不出西方人还能有什么走出这个恶俗三位一体的希望。我倒是觉得，趁着我们的现代化还没定形，说不定反倒是我们还有救——前提是，我们不再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教义，以为美国生活方式就是天经地义——当年美国老布什总统代表美国人民拒绝加入制止全球暖化的《京都议定书》，理由居然是“美国生活方式不容讨论”！市场经济固然是好东西，没有它不行，但那只不过是一套满足低级需求的玩艺儿罢了。可悲的是，我们那么多的经济精英，说来说去，永远就是什么“拉动内需”、促进消费那一套，从来不觉得这里面有任何漏洞。我很赞成环境保护，但那也同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说不定反而会让资源耗竭更恶化，因为环保是要付代价的，是件很奢侈的事——也许只有种草植树除外。……

（节录自周舵：《中华振兴策——现代化三人谈》）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