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君子国

作者：周舵

来源：大同思想网

时间：甲午年腊月初六

           西历2015年01月25日

核心提示：所以，我们现在“克己复礼”，可以说就是要振兴文化，重建道德，再造君子国。“再造君子国”，这才是中华振兴的真正目标。但什么样的人可以算是“君子”？要想知道什么是“君子”，我推荐余英时先生的一篇大文，“儒家君子的理想”（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和《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余先生说，君子不能仅以儒家经典中“君子”这一名词为限，“士”、“仁者”、“贤者”、“大人”、“大丈夫”、“圣人”等都可以与“君子”相通。

什么样的文化才是好东西？

（讲演稿）

2013.3.23.

一 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

二 和国际先进文化接轨

三 民间草根文化

四 游民痞子文化

五 民粹主义文化

六 激进革命文化

七 大众商品娱乐文化

诸位来宾下午好！按讲演的规矩，照例先要说一堆客气话，感谢主人吴总、主持人阿梁和各位来宾，感谢你们耐住性子来听我这篇既不快餐、又不娱乐，更谈不上轻松的讲演。按照我自己的标准，让听众轻松愉快不是好的讲演，相反，应该是能刺激听众、挑战听众的成见，让听众不那么愉快才好。所以，我首先请诸位降低对获得幸福感受的期望值。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样的文化才是好东西”。这是我的“好东西”系列的第三篇，第一篇是“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第二篇“什么样的平等才是好东西”，诸位都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舵爷第一上查到。还准备写第四篇“什么样的自由才是好东西”,第五、第六篇可能是“什么样的幸福才是好东西”、“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

谈文化，玩学术的人必须从文献综述开始，引述古往今来各路高人关于文化都有哪些高论；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梳理历来高人们给“文化”下的定义。

从古希腊一路传承下来的西方学术规范，下定义是件很讲究的事，要遵照严格的逻辑规则，用“属加种差法”界定概念的内涵，它的依据是对研究对象的科学分类。让我举一个哲学史上有名的例子加以说明。

有一次，有人和柏拉图辩论，问他“人”的定义。柏拉图说，人是无毛的两足动物。“两足动物”，这是人的“属”，人属于这一类动物；“无毛”，这是人区别于其它两足动物的“种差”。第二天，这人来见柏拉图，说“我给阁下带来一个人”，然后从背后亮出一件东西——一只拔光了毛的鸡。

忘了是哪位大师，有人问他一件东西的定义，他想了半天答不出来，就说“我不知道那东西的定义，可我一见到它就认识它”。从以上两个例子，可见定义之难。比如，我就不知道怎么给我的老朋友阿梁下定义——我要是说他就是一只无毛的两足动物，他肯定很不爽。照恩格斯的定义，我应该说“阿梁是一只会劳动的动物”，可是，你见过哪一只动物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有一辈子靠剥削为生的动物吗？蚁后？可窝里所有的蚂蚁都是她生的，她的劳动量比谁都大，只不过不是生产什么“生活资料”罢了。“会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可我们现在知道，黑猩猩、水獭和乌鸦都会制造工具。所以，想来想去，我觉得“文化”倒特别像是人类独有的“本质属性”——你听说过狮子老虎特有文化的吗？所以，人就是有文化的动物。而文化又是闲暇、也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产物，而闲暇又是马克思定义的“剥削”的产物，所以结论就应该是：不是劳动创造了人，是剥削创造了人。这么说，是不是太惊世骇俗了？

但无论如何，没有定义是万万不能的。不给定义就长篇大论，这是我们这个缺乏逻辑思维训练的民族的一大原罪。因为今天显然不适合玩学术，我就不管别人都说过些什么，直接说我自己对文化的定义。

在中文里，文化的“文”，与“纹”相通，是“物相杂”的意思，也就是丰富多彩、多元繁荣。“化”，是教化、变化，社会学叫“内化”，就是把一个社会外在的文明教养、礼仪规矩、道德伦理化为内在的第二天性，使之“习惯成自然”。那么，“文化”就是把人类独有的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内化为人的第二天性。我们中华民族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就是以文教立国，也就是以文明教化立国；再经过孔子的大力弘扬和历代儒家士人的传承，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举世稀见的，特别崇尚文明、文化、文雅的民族。谓予不信，不妨稍稍翻看几页《红楼梦》，中华文明曾经到达过怎样一种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可及的高度、厚度、广度和高雅精致程度，可以立刻一目了然。非常遗憾，这个伟大传统自辛亥以来的激进革命和民粹民主巨潮的冲刷，今天已经不但面目全非，而且完全可以说是所剩无几。

按照这个“文化”的词义，文化的对立面就是“武化”，例如古希腊的斯巴达，它虽然把人“化”得特别彻底，堪称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但斯巴达简单朴素、整齐划一的兵营社会是非常明确地蔑视、排斥文化的；古代希腊的灿烂文化大多来自雅典。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终却是粗野没文化、极权主义的斯巴达打败了文化繁荣昌盛的民主雅典。

在英文里，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麻烦，是区分“文化”和“文明”。你查一下英文字典，文化是CULTURE，文明是CIVILIZASION，根本不是一回事，可这两个词第一都是多义词，第二又都有“文明教养”的意思，你要是按照词典定义“文化”，一定让你抓狂不已。我思来想去，似乎CULTURE的核心含义是培养、栽培，这是从农耕文明来的词，是说文化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养成的。CIVILIZASION则是指城里人的那一大套规矩做派，是和城市文明紧密相关的词。这里显然有说农村人不文明、没教养的意思，那句名言“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与此相通。可这和我们中华传统完全不搭界，我们的传统是“耕读传家”，读书和务农是一体的，我们反倒是认为城市生活的商人气才庸俗不堪，才没文化呢。

西方人这种对乡下人的歧视其来有自，从古希腊开始，他们就是城市商业文明，和我们的农村农耕文明走了简直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到了西欧中世纪那1000多年，城市基本被毁灭干净了，从贵族到农奴全都是文盲；文艺复兴以后，城市文明才又恢复起来，但文明只限于城市，农村依然野蛮愚昧。这和我们中国“耕读传家”，农耕和读书一体，农村是乡绅自治、也就是文化人治理的，乡下才是文化荟萃之地截然不同。也正是因为西方城市商业文明对乡下人的歧视，就会有一派人专门搞反向歧视，倒过来说乡下人好、城里人坏，没文化好、有文化坏，这就是所谓“民粹主义”；始作俑者是卢梭，然后经过法国大革命传染给马克思。马克思幻像中的无产阶级就是专门和城里人——资产阶级作对的、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为什么说是马克思的“幻象”？是因为无产阶级自己并没有这种反城市、反资本主义的意识，所谓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等都是马克思在书斋里幻想出来的东西。这是左翼民粹的思想源头。再有就是一批留恋中世纪贵族生活的没落贵族，仇恨资本主义，诋毁城市文明，这是右翼民粹的来源。你们可能不知道，马克思是特别向往贵族的，再穷也要到处借钱让女孩子学贵族礼仪，学钢琴、学跳舞，连娶老婆都要找贵族小姐，诸位想想，此人是不是有点言行不一？

总而言之，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们从来不但不歧视乡下人，而且认为务农无上光荣，每年开春就连皇帝都要去先农坛亲耕一回，率先垂范，当然我们也就不会有专门搞反向歧视的民粹主义。

不用说，我们也从来不搞什么“阶级斗争”，因为我们的传统社会有比较充分的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有流动就不会形成固化的阶级分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不是瞎编的。我们自从春秋“礼崩乐坏”，家族血缘传承的封建贵族制就崩坏了，再也没有了西欧那种固化、封闭的封建贵族等级制，当然也就不会有马克思视野当中的那种“阶级”，没有阶级，哪来什么阶级斗争？所以，大家千万记住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必然规律”有多胡扯。

不管那么多吧，简而言之，文化有广狭两义，广义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一切人类创造的人工品在内，而本人此处所说的“文化”是狭义，仅指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精神产品——信仰、哲学、价值体系、道德伦理、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等；我列举这些“等等”，就是在给出“文化”概念的外延。

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一样，有优良品、正品，也必然会有次品、废品和假冒伪劣品。这是我的基本信念，很多人都会不同意，尤其是两种人：文化多元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文化多元论本来初衷很好，是要反思西方人的文明傲慢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歧视，但一下子走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文化相对主义，认定文化没有什么好和坏、先进和落后，甚至不可通约、不能相互交流和理解。无政府主义者不仅仅是政治上不要任何政府，而且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解放、解放、再解放，丢掉一切束缚，包括法律、道德和礼貌教养，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这些东西都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虚伪的一套。

那么，“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据我看，往好了说，是美化，是装饰，是升华，是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才干的那些事；往坏了说，就是遮羞布，是立规矩、束缚人，因为完全彻底的真相往往是丑陋的，为了大家活得轻松一点，就得拿面纱罩住人的本来面目。所以，解除一切束缚就只能是反文化、反文明，文化人、文明人和这种人才真正是无话可说、无理可讲，就好比你们一伙朋友商量明天去哪家餐馆撮一顿，点什么菜，有一位惊世骇俗的家伙出来说“我建议去吃屎”，你说你和他说什么好？只能一脚踹出去。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就专门会来这一套，现在最流行的叫作“后现代”，专门搞破坏、从来不建设，“破字当头，立字没有”。没法子，我的经验是，遇到没法讲理的时候，就只好打比方了——你谈的是吃菜，他偏说应该吃屎，还扯出一大堆“理论”，吃菜是资产阶级和精英偏见，吃屎才最解放、最革命之类。

以上算是一个开场白，下面言归正传。

一个好社会或者说和谐社会,除了要有好的政治制度、好的经济机制和好的社会结构之外，还必须有好的文化，必须有判定文化好坏的标准，必须奖励好的文化、鼓舞人民去努力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换个时髦的说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发展硬实力，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培育软实力，制度和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硬实力令人畏惧，软实力使人爱敬，我们中华文明的主流——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王道”、崇尚以德服人即软实力，贬低“霸道”、贬低以力服人即硬实力的，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具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说服力，具有融合异民族异文明的凝聚力的秘密所在。在遭遇西方现代文明之前，由于专制政治必有的治乱循环，我们的硬实力经常会在乱世出问题，但我们的文化优势是无可争议的，我们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所谓“藩属—朝贡体系”，那些藩属国“万方来朝”，朝拜的是我们辉煌灿烂的文化软实力，是因为对中华文化心悦诚服，而不是因为怕挨揍。中华文明的再次辉煌，一定要回归这个“令人爱敬”的伟大传统。肯定中华文明有一个伟大传统，这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正和“五·四”全盘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相反。

具体而言，“好文化”必须是和好社会的其它子系统相适配的，而“好社会”在目前的人类文明当中，无非就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人道、法治、宪政、民主、中庸和谐……这些人类现代文明的普适价值为核心价值，并且基本实现了这些价值目标的社会。因为普世价值是理想目标，理想是永远不会100%完全实现的，所以只能是“基本实现”。

第二，好的文化，说到底就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人性”有一个全面、深切的，科学的了解，这门科学就是心理学；其中特别值得推广的，是所谓“心理学第三思潮”——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好文化的内容，应当是能够充分满足如马斯洛所归纳的全部人类低级和高级需要的。

第三，它应当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不能是和专制制度相配合的文化大一统、由政府强行规定和灌输的文化专制主义。

第四，在多元文化之中，又应当有核心、有主流、有引导，而不是价值虚无主义，“文化无好坏高下之分”的文化相对主义那一套。

第五，这种主流文化不应当是由某一部分人（无论是少数人或多数人），更不应当是由政府强加给全社会的，只能通过类似科学共同体形成“范式”（paradigm）的方式，以开放的、自由平等的讨论来形成。

为了开展这样的文化讨论，首要前提是要对我们目前的文化现状作出不怀偏见的分析判断。依照我个人的意见，我们现有的多元文化包括：1.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传统精英文化， 2.正在发育成长的现代性主流文化， 3.民间草根文化，4.游民痞子文化，5.民粹主义文化，6.激进主义革命文化，7.大众商品娱乐文化，等等。它们之间不是无高下好坏之分的。像民粹主义所宣扬的那种平铺的、甚至是向下看齐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好社会。好社会一定是鼓励人们向上升华的，因此，什么是“上”、什么是“下”，我们首先就要有一个充分说理的、有坚实论据的分析评判。

我的初步看法是，上面所列举的七种多元文化当中，前三种经过适当的取舍之后大体上是好的，后四种是不好的或不够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能讲其中一反一正的两种：四，游民痞子文化，和一，传统精英文化；重点是传统精英文化。

四 游民痞子文化

什么是游民痞子文化，我先举个例子来说明。

1973年在南通的一个墓穴里出土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唱本《花关索出身传四种》，开篇便讲，刘、关、张三人一见如故，打算干一番大事业，那刘备却不放心，说是“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妻小挂心，恐有野心（恐怕革命意志不坚定）”。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同去（“坏了”，杀掉之意）。”张飞道：“你怎下的手杀自家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的老小。”刘备道：“也说的是。”于是关、张二人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数十口，“弟兄三个便登程，替天行道作将军。”

诸位，把《三国演义》打回原形，就是《花关索出身传四种》，这就是典型的游民痞子文化。

请注意，民间草根文化和游民痞子文化都是民间文化，但两者的价值截然不同。

民间草根文化是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传统精英文化自上而下普及、渗透到广大民众之中，又由民众按照自己的口味加以发扬改造之后形成的、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俗文化。在我国传统社会，民间文化是儒家士绅阶层有意识地承担“教化民众”的结果，这是源于周朝的“文教立国”理念，经孔子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孔子为什么对西周的礼乐制度推崇备至？就是因为这个“文教立国”的治国理念。所以，中国传统的民间草根文化是和传统精英文化的价值观一致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还有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反主流的民间文化，叫作游民痞子文化。我要大力推荐一本专门讲这个题目的佳作，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我是小学五年级就开始看《三国》和《水浒》，我父亲虽然不阻止，但他告诫我“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因为《三国》教授诡诈，《水浒》鼓动造反，都有违正道。当时很不以为然，心想我哪有那么容易学坏？而且古人是古人，不能用今人的道德苛责古人。读过《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才知道自己实在浅薄。

历来研究中国文化的，都用两分法：官府文化—民间文化，精英文化—草根文化，雅文化—俗文化，大传统—小传统，等等。官府文化、民间文化都是正统文化，而这第三种文化——痞子文化却是边缘文化、异端文化、反文化反文明的邪文化。正统文化当中的雅文化部分是精英创造的，基本上是在春秋战国那个几大文明成型的“文明轴心时代”百家争鸣的产物，儒、法、老庄、墨、阴阳，后来又输入佛教。雅文化自上而下普及到民间，加上民间创造的正统文化，就成为俗文化，即民间文化、草根文化，如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听到的民歌、戏曲、剪纸、皮影等等。这两种正统文化之间，精英和民众、官府和民间，只有雅俗高下之别，并没有什么对立和斗争；士人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一般良善百姓同样如此，甚至信奉得更不假思索，更保守，更坚持。而雅文化、俗文化两者和第三者——游民痞子文化之间，却是格格不入、对立冲突的。

王学泰先生从爱护多数穷人的善意出发，苦心孤诣，区分了“游民”和“痞子流氓”——前者是所谓的“边缘人群”，是在社会脱序、失序的动乱时代，特别是在皇朝末年，失去了正当职业身份、找不到出路的各色人等；后者则是游民中腐化的堕落分子。然而两者之间不过是同一家族内部的次要差别，往往很难加以区分，比如下面要说到的“游民文化”和“游民文学”。

照王学泰先生说，了解“游民文化”最便捷的办法，是通过江湖艺人创作的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文这一类通俗文学作品，像上面说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这种残忍悖理的故事不但不能见容于主流正统儒家思想，也和信奉“家和万事兴”，追求“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朴实农民、普通老百姓的价值观人生观格格不入，它所反映的只能是沉沦在社会底层的游民，不择手段、铤而走险、渴望发迹的心态。王学泰先生把这种游民心态、游民意识归纳为几大特点：强烈的反社会性、富于造反精神（“主动进击精神”）、强烈的帮派意识、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歧视践踏妇女、追逐眼前物质利益、对力量（实力、强力、暴力）的盲目崇拜、复仇冲动……等等。凡此种种，不但对人类文明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和毁灭性，而且不产生任何积极正面的建设性成果，不具备任何历史创造的意义在内，它的作用，仅仅是造成暴民乱政→暴君专制→暴民乱政的朝代更替、历史循环，没有丝毫的社会进步意义。

王学泰这部书还专辟一章（第九章：从游民到帝王）分析了暴君暴民互为因果、制造历史恶性循环的一个典型个案——暴民出身的暴君朱元璋，以此对明史专家吴晗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提出了直率批评。朱元璋臭名昭著的极端残暴和极端专制，除了元代的野蛮统治造成的文明大倒退，以及中华传统主流文明中“刻薄少恩”、主张独裁专制集权的法家所代表的权力崇拜的影响之外，主要就是来自朱本人的游民下层出身和经历，这和勤劳耕作、朴实本分的普通农民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

遗憾的是，王学泰半途止步，不愿否定革命，但他认为“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中国历史上最富于“革命性”的并不是李自成、张献忠辈，而是勤劳致富、追求发展的农民群众。其实革命文化和游民痞子文化不过是一线之隔，当革命党人的理想主义褪色之后，剩下的无非就是游民痞子文化那些东西。从当前某些恶性发展的权贵资产阶级身上，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

游民文化不是仅仅流行于游民群体之中，而是“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其中一个主要的流布扩展渠道，就是经文人士大夫删削改写过的通俗文艺作品，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两部书的素材底本来自于江湖艺人（游民知识分子）的说书唱本，比如前述《花关索出身传四种》。这些游民知识分子文化程度低下，专好言怪力、乱神（我认为，正确的句读不是“怪、力、乱、神”），知识浅陋，根本不了解上层人物的思想情感，也很少有历史方面的知识，他们的历史观比所谓的“腐儒”更为酸腐，尤其是历史事件和人物经他们的游民文化改造而面目全非；他们的知识是不正确的，价值观是扭曲的，艺术水准也很拙劣，所以，不能为上流社会接受。经过文人如施耐庵、罗贯中的编纂改写，才成为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所谓“文学名著”，再借助戏曲的广泛传唱，下至贩夫走卒，上至达官贵人甚至皇室宗亲，无不喜闻乐道，从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由于它们是文人士大夫和游民知识分子“合作”的产品，所以不可能不保留大量的游民气、流氓痞子气，比较一下“四大名著”的另两部，特别是《红楼梦》，区别是很明显的。

研究游民文化的意义不限于历史，更在于现实。缺失这个文化研究的视角，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就会是肤浅的、残缺不全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我们对现状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塑造也同样如此。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农民起义”？是谁创造历史，推动社会进步？怎样看待激进主义和极左思潮？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为什么成效不彰？哪一条“大国崛起”的道路才是真正成功的典范？痞子文学大行其道，皇帝戏充斥银屏等等，这些流行文化现象的深层根源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一，就在“游民文化”之中。

顺便提一提王朔。

我和王朔也算认识，他请我和我的一位大名鼎鼎的好朋友吃过一次饭。说实话，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痞子文学的始作俑者。对于王朔和痞子文学的评论堪称汗牛充栋，我不想扯太远，只说四点意见：

第一，所谓“文如其人”，这只能是部分事实。我们不应该从王朔的痞子文学推出王朔的为人。我从来不认为王朔是痞子。

第二，但是，痞子文学和王朔个人确实有联系，不过这不是王朔的天性，是拜“革命”和“民粹”这两大思想潮流所赐，而这两股现代潮流和传统游民文化又是心灵相通的。王朔是革命、民粹、游民三大文化潮流的一个最著名的牺牲品。再多说一句：这三样东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秘密。

第三，据我观察，像王朔、冯小刚这一派“红二代”，他们对文化革命是有所反思的，对于毛时代不合时宜的革命英雄主义、凌空蹈虚的理想主义是不以为然的，他们认识到这些战争年代的“精神原子弹”拿到和平建设时代就会变成伪崇高，可惜的是，他们一下子跑到另一个极端，把真崇高也一起否定了。他们嘴上说“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其实我看他们做不了真小人，弄来弄去，还是得羞羞答答做几回君子，然后赶紧披一件小人外衣，来自圆其说。不然的话，冯小刚哪会去拍什么《唐山大地震》和《1942》？他们是因为脑子不够清楚，才把水搅浑，然后误导了大批大批的受众。

所以第四，无论如何，如今国人的道德滑坡、社会溃败，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道德堕落，王朔那个小圈子要负一定的责任。

下面再回过头来讲传统精英文化。

一 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

承认中华文明当中有优良传统值得继承和发扬，这就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

“保守主义”和其它政治概念一样众说纷纭，说它“不是什么”容易，说它“是什么”难。文化保守主义，就是“不是文化激进主义”。激进就是“急进”，变革越快、越全面、越彻底越好，“大变、全变、快变”，万物都是新的好，旧的统统要消灭，“破四旧、立四新”。保守则相反，维持现状，不喜欢变化，凡事都是旧的好；如果需要变革，一定要有很充分的理由，并且慎重其事。

保守又有程度之别。极端保守就像后世教条僵化的儒家，尊古、守旧、“祖宗之法不可变”，现有的已经是最好的了，没有理由变。我们主张的当然不是这种极端的保守，是中庸适度的保守，英国保守党的保守主义那样的保守，实际上就是渐进主义、改良主义，反对激进革命，反对进步崇拜，反对“求新求异癖”。

我们提倡文化保守主义是有针对性的，是根据当前中国存在的弊端试图做些补救，希望不要望文生义。我认为，中国的一大特殊国情，就是左的、甚至是极左的东西势力特别强大，右翼特别弱小。

极端保守属于极右翼，极端激进也就是革命派，属于极左翼，这是两个正相反的极端，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五·四”就是以极端激进反对极端保守，传统派太右，革新派太左，都失了分寸。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温和保守与温和改良的结合。

保守主义可以细分为文化的，和政治—哲学的两个方面。

1，文化方面，是指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读书娱乐、家庭友情、田园生活等等领域内的一种态度、观念、倾向：喜爱熟悉的事物胜过未知的事物、喜爱可信赖的事物胜过未经试验的事物；相信事实胜于玄理、相信眼前之物胜于遥远未来、相信现在的愉悦胜于虚幻的极乐世界、相信传之久远的少数经典胜于五花八门的新作。

2，哲学方面，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但主张不变不需要理由，变化则必须有充分理由，不到不得已时就不变，“有事不怕事，没事不惹事”，因为人类的理性认知、逻辑推理能力既有限，又特别容易犯过度简化和走极端的毛病，只有在悠远的历史传统中不断改进的文明演化本身，才是最高明的智慧的源泉。

英国保守主义受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亚当·斯密、休谟、弗格森的启发，特别反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从概念的定义出发，依靠抽象的演绎逻辑推出“无可置疑”的必然结论的唯理性主义，强调实际事物的无限复杂性远远超出人的理性把握能力，所谓“让世间的一切都站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乃是一种理性的僭妄、疯狂的妄想、无根的傲慢、大灾难的源头，反之，只有用经验积累、归纳法，不断试错和实践检验，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渐进改良，才能不断接近真理。

3，保守主义的政治方面，英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是由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恐怖专政的恶性刺激所激发的。英国政治保守主义的系统阐述者埃德蒙·伯克的名言如是说：

变化只能限于有毛病的部分，限于有必要改进的部分；就连在这种时候，也只能在不瓦解国家与政治整体性的条件下进行。

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新花样，也不回归经试验已发现有问题的旧式样。

后一句，“永不仿效未曾尝试过的新花样”翻译得不准确，应该是“永不仿效未曾尝试过的别人的新花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英国历史传统的独特性。如果没有英国式的自由传统，“保守”就要仔细斟酌，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专制的拥趸。在我们中国，政治保守主义一定要和各种专制划清界限，不能因为反对激进革命，就维护一党专制，或者为皇权专制唱赞美诗——就像我们现在到处热播的清宫辫子戏。我们文化界、思想界还是黑白二分思维占上风，一说继承传统，就变成颂扬皇权专制，主张奴隶般地服从传统权威；一反专制，就变成反传统，一提皇帝、宫廷、儒家就暴跳如雷。这两种态度都是很肤浅的。

英国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可以简括如下，请特别留意：

1 对人性的悲观主义立场，强调人类与生俱来的邪恶、嫉妒、贪婪、暴力、懒惰、自私等缺憾性、有限性，即基督教义中的“原罪”（sin）。

2 推崇实践经验的积累、丰富的阅历、历史传承的智慧，反对理性主义（唯理主义）。

3 主张精英领导，反对民粹主义。认为从事政治活动如同在风暴洋中航行，一位经验丰富、有水平的船长远比整套航海计划更珍贵，明智的政治领袖和各行专家的权威指引至关紧要，不可或缺。

4 维护自然差别，反对平均主义。上帝创造世界，是本着让世界参差多态、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美意，“差别”才是自然和社会的本相，“平等”则是人为的理想，而一切人为的“好”事物都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一定物极必反，走向反面。

5 坚持社会与国家广泛而明确的分离，坚信社会中的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教会、各种中介团体和组织阶层（现在叫做“公民社会”）的自发作用奠定了社会秩序真正稳固的基础。

6 信守有限政府，坚决约束一切政治权力，不允许政府权力伸进公民个人的私域和公民自发组织。

7 捍卫宗教和教会的权威，反对无神论。

8 对多数统治的大众民主（民粹民主）持怀疑和保留态度，认为这种民主对于自由宪政的权力制衡具有三种威胁：议会下院支配上院、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平等淹没自由。

这些基本原则，全都是我们十分隔膜和陌生的，我们熟悉的，是全然相反的法国激进传统。

近代西方的三大政治主流，除保守主义之外，另两个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英国保守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一方面是由于坚持了其保守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面对现实能够与时俱进，善于吸收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处——“你不给人民以社会改革，他们将给你社会革命”。当今的英国保守主义已经与自由主义合流，共同抵挡左翼民粹民主咄咄逼人的无限制扩张，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了左翼政党——工党运用国家力量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部分主张。至于同情穷人的社会福利政策，这原本就是保守主义的首倡，是一批有良知的贵族们沿用封建惯例，试图纠正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病而发起的。

很多人以为保守主义就是维护贵族特权，不顾穷人死活，这是极大的误解。历史的真相是，最早批判资本家压榨穷人、缺乏同情心、浑身铜臭、没有文化、趣味低级的是保守主义的贵族，最初照顾穷人的社会立法，禁止童工、限制工时、改善工作条件等等，都是贵族发起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是来自两个相反的方面：贵族阶级的保守主义，和激进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而且前者早于后者。而在价值观上，反倒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高度一致，都是只关注物质财富，只看到经济利益，两者之间的分歧仅仅是谁多分、谁少分罢了。在保守主义者眼里，这两派人是同样的低俗，没品位。

尤其值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记取的是，保守主义在与自由主义结成政治联盟的同时，也批判自由主义的自由至上观念，反对把自由本身看成是绝对价值，尤其反对法国式的放纵不法、妄图摆脱一切束缚的为所欲为的自由。自由必须服从更高的价值，如果没有某种机制或社会安排，来限定、规范个人的自由选择，自由就是自我毁灭。只有听凭个人选择的个人自由，没有指引个人作出正确选择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伦理、是非善恶美丑标准，自由就是诱人堕落的毒药。

自由必须服从的更高价值从何而来？不是凭借逻辑推理、理性分析，不是靠什么无止境的进步，更不可能是通过革命，而是——一言以蔽之，来自悠远的优良历史传统。这优良传统之所以优良，必须符合四个条件：1，它必须具有成功的历史,；2，它必须博得人民的忠诚；3，它在深层次上规范人民关于自己“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观念；4，它必须传达某种恒久性的东西。——很不幸，这四条我们现在已经一条都没有了——我们的历史只是成功了一小半，只是现代化之前比较成功；我们的传统几乎被我们丢光了，传统不但没有“博得人民的忠诚”，反而只遭到彻底的背叛；在深层次上，“规范”我们的除了发财，就只有对于专制权力的恐惧；至于“我们自己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只剩下一片混沌迷茫；而如今凡是有点深入思考的中国人，最担忧的就是眼下的“盛世”难以恒久！

执政党很需要对照这几条认真反省。如何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长久成功的，博得人民忠诚的，能够为解决“我们自己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问题提供规范指导的，恒久有效的核心价值——这个问题再也不能就这样放任下去了。

这四条，没有一条是“钱”或者“权”能解决的。经济高速增长，在政治学里叫做“有效性”，它不是“合法性”。合法性，是人民、尤其是在社会中承担着引领作用的精英们对于政治制度及其核心价值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是该制度和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就一个俗不可耐的钱、钱、钱，除此之外别无一物，除了最底层的没文化的穷人，你能“感召”谁？

英国自由主义的“自由”，是“法律和道德规范下的自由”，正好和法国“解放式自由”相反。英国自由主义的自由，正是源于英国保守主义。对比一下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一贯鼓吹的，完全听凭自我决断、“他人就是地狱”式的，解除一切束缚、为所欲为、放纵不法的自由观，两者之间实在是高下立判。

很讽刺，文化大革命的极权主义，和法国式绝对自由却有不解之缘！比如萨特，就是终生矢志不渝的毛粉。

长久以来，我们都误以为文革中“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句官方颂词只不过是极左狂人们的自吹自擂罢了，后来才猛然发现，无情的事实反倒是，那时的毛主席千真万确是“全世界革命人民”、也就是全世界极左狂热分子心中的红太阳。很多中国人以为，“文革”不过是毛泽东个人的权术和癫狂，殊不知，他真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场“沛然莫之能御”的全球性极左大泛滥的头号英雄和旗手。全世界的极左派——法国1968年的“红五月”，美国的新左派学生运动，等等——都热烈赞颂“文革”。“文革”的病根不能仅仅在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当中挖掘，必须到西方文明当中去找（详见后文）。

“中华振兴”，这是我们民族的志士仁人百年来的核心追求，也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能够凝聚整个民族人心的基本共识，然而，“中华振兴”最终落实到哪里？不是经济、物质、生产力；不是衣食饱暖，什么“生存权”；也不是“富国强兵”；这些都只是最初级、最低级的东西。中华振兴，最终是要落实到文化，落实到精神文明。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希”是什么？当然是唯独人类才具有的东西，就是精神文化。要是给中华文明作一个最简练的概括，不妨说中华文明就是两个字，“崇文”。中华文明是一种极端重视文化，视文化高于一切的文明。而“文化”在中华传统里主要就是两大项，“道德”和“学问”，而两者之中又以道德为重。所以，中华文明也就是极端崇尚道德和学问的文明，或者最简单地说，就是道德至上的文明，而这个“道德”，请特别注意，是文化人的道德、崇尚斯文的道德，不是崇尚铁的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鄙薄知识文化，贱视生命价值，主张过原始简单生活等等武人的军营式的“武化道德”。在古代希腊，斯巴达所代表的就是这种武化道德；它的军队战斗力很强，最终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的是野蛮的斯巴达，而不是文化辉煌的雅典，但是，没有任何希腊的文化成就是出自斯巴达的，斯巴达留下的历史记录，就是“集体主义、部落野蛮主义、军国主义、极权主义的鼻祖”这一类极其负面的评价。

最后，我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特别谈谈贵族精神，或者说是君子风骨。

“文化保守主义”特别注重文化经典的保存和传扬，其总的格调，毋庸讳言，是精英主义、贵族精神的——这个“贵族”当然不是封建时代以血统门第、等级特权、金钱权势区分的旧贵族，而是建立在身份、权利和机会平等基础上，大门向所有人敞开的，平民主义的贵族、民主贵族；这个“贵族精神”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高尚人格、高贵精神、高雅趣味和对人间苦难的深厚同情”，或者说，高贵的博爱精神、博爱的高贵精神，所谓“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

“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原本是美国小布什竞选总统的口号，遗憾的是，到了他执政的时候，保守主义却被导向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反智民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和肤浅鲁莽的以武力输出民主的激进理想，结果是“物极必反”，保守主义遭受重创。但我们要注意，小布什的施政和保守主义并不等同，我们不要把不同的保守主义混为一谈，不要在泼掉脏水的同时，把婴儿也一起泼掉。

西方保守主义“平民主义的贵族精神”和我们的孔孟原儒非常接近——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平民化的贵族，下层贵族、“君子”；他的“克己复礼”，无非就是要在乱世之中通过自身的人格修养（克己）恢复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之前的贵族文化和贵族精神（复礼）。我们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由于极左意识形态“经济决定论”的影响，过分地、单一地追求GDP的增长，忽视了道德文化建设，当今之世似乎又走到了“礼坏乐崩”的边缘。加上对“革命传统”没有做过系统分析和批判，而革命无非就是废礼乐，这就使得我们精神文化的空洞化雪上加霜。

我们可以和海峡对岸的台湾做个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也搞革命崇拜，也曾经玩过文化激进主义，20年代就有国民党的议员建议拆掉故宫太和殿，盖一个议会大厦。但由于辛亥革命的“妥协性、不彻底性”，加上国民党毕竟还是一个精英政党，很快就意识到绅士风度、礼仪教养和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今天我们去台湾看看，就知道“中华礼仪之邦”是在哪里了。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却实行完全彻底反文化、反文明的民粹主义，把贫穷、愚昧、肮脏、丑陋大肆吹捧成“劳动人民的美德”，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劳动人民由于环境逼迫而造成的缺点，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什么美德，这些所谓“美德”全都是激进主义精英凭空捏造，强加于劳动人民头上的。很不幸，直到今天，还是很少有人敢于直言批驳激进民粹知识分子所造的新神——劳动人民崇拜，以至于今天我们这个病态社会最严重的病态，就是第一粗野，第二无德——毁掉世代传承的民族传统美德，还有什么道德可言？那还不就是“礼坏乐崩”！我们看看堂堂北大教授孔庆东，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等等新毛派旗手们是一副什么面孔！真正是全世界罕有其匹。究其根源，第一革命，第二民粹，第三权钱至上。这三样东西，全都是文化的大敌。

所以，我们现在“克己复礼”，可以说就是要振兴文化，重建道德，再造君子国。

“再造君子国”，这才是中华振兴的真正目标。

但什么样的人可以算是“君子”？

要想知道什么是“君子”，我推荐余英时先生的一篇大文，“儒家君子的理想”（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和《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余先生说，君子不能仅以儒家经典中“君子”这一名词为限，“士”、“仁者”、“贤者”、“大人”、“大丈夫”、“圣人”等都可以与“君子”相通。

用现代说法，君子其实就是有平民精神的贵族，或者说，是有贵族精神的平民。也就是说，既坚守平等，又追求卓越。

如果“平等”是指平等的基本人权和机会平等，那就和追求卓越不矛盾。如果“平等”是极左民粹那一套，那就没有什么“卓越”可言了，只有每况愈下。人人都追求卓越，其结果当然不可能平等，但那不等于说就是“优胜劣败”。就拿体育竞赛来说，下棋是分胜败的，但赛跑就不同，每个人在自己的跑道里力求跑得最快，尽管没能跑第一，但那不意味着“失败”。跑第二、第三，就是失败吗？那是你自己的心态问题。你尽力了，你今年跑得比去年快了，就是成就，就是胜利。下棋是零和博弈，但赛跑不是；在人际关系当中，零和博弈是例外，不是常态。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共和正义的本质是分工交换、互利合作，是双赢、共赢。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那才是零和博弈——比零和博弈更坏，是负和博弈，是双输、全输。

我们把儒家经典当中关于“君子”的论述归纳一下，至少有以下九条：

（1）君子“尚志”，特别重视树立高尚志向；而君子的最高志向是卫“道”、传“道”——“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但什么是“道”？“道”，就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秩序、人间大法、万物据以变化运行的规律。在自然界，“道”就是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道”就是道德和法律，儒家称之为“仁义”（“仁”是内心的高尚善良道德，“义”是行为严守正义良法）；在政治领域，“道”就是共和正义；在主观认知方面，“道”就是逻辑、科学方法，就是“真理”。

“道”是属于抽象思维最高层次的哲学范畴，没有经过系统的哲学训练，不可能领悟“道”。即便领悟了，不去践行；即便践行了，不能持之以恒，也不能算是“志于道”。所以，“志于道”是个很高的理想，只能属于“仰望星空”的少数精英。按照孔子开创的传统，读书人“士”并不都是君子，那些读书为了升官发财的、以读书谋饭碗的，“只看自己脚下”的“士”，都不在君子之列。君子是“士”之上品、精品。君子是大儒、纯儒、雅儒，人数从来不多，而“士”、包括掌大权的“士大夫”的大多数，其实都不过是小人儒、陋儒、俗儒而已。

必须强调：虽然“君子”从起源说原本指由血缘门第所决定的贵族，但到孔子时代已经是指代各种人当中的有德者，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余先生指出，这是古代儒家特别是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孔子的君子/小人之别不是依据外在的社会地位，主要在于人的内在品质、自我修养。儒家这种反对血缘门第特权差别，特别早熟的平等意识浸透在孔孟学说的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其核心价值“仁”里面——“仁者爱人”，这里的“人”是指一切人、每个人，这和西方近代才发生的人道主义高度一致，而与西欧封建贵族社会既没有垂直流动，又没有水平流动的严格等级制正好相反。“追求卓越”、“仰望星空”，和“天生卓越”、“老子英雄儿好汉”完全是两码事，正如“贵族精神”和“贵族等级”完全是两码事一样。中国的封建贵族社会在孔子时代已经“礼崩乐坏”了，就是想要“等级”也全然不可得了。儒家到陆象山、王阳明就更加平民化、平等化了，“满街皆是圣人”，“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一个人”，完全没有高下等级之分了。所以，把“封建”照搬照套到春秋战国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真正是不学无术、“食洋不化”的学术丑闻。

“志于道”的“志”，当然是超越一己私利的宏图大志，“天下之志”——“士以天下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总而言之，“有澄清天下之志”，在君子乃是理所当然，否则就不是君子，只是小人、庸人、卑下鄙陋之人（儒家所谓“天下”包涵极广，国家兴亡、社会秩序、道德伦理、民众利益，举凡一切“关乎众人之事”，无不包括在内）。在西方，直到很晚的近现代，才有“知识分子为社会良心”之说，认为他们必须是人类基本价值（即“道”、“真理”）的发现者、传播者和维护者；知识分子必须超越私利，对于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关乎公共利益之事具备深切关怀，而不仅仅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职业。在中国，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君子的传统已延续了2500年之久，照余英时先生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什么是“中华优良传统”？舍此何存？

请注意，儒家士君子的“超越私利”不是“消灭私利”，不是什么“无私无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的仁是“以己度人”，从自利自爱出发，推出利人爱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看《论语》里的孔子，那是个多么真实生动、有血有肉、通情达理、七情六欲俱全的人！讲究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明哲保身，“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知所进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恪守中庸，“过犹不及”；……绝不装腔作势，绝不教条死板，绝不走极端，绝不愚蠢盲动，和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心理学大师马斯洛推崇的“自我实现的人”多么一致啊！如果这不是人道主义，那世上哪还有人道主义？

“五·四”文化激进派们把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道德极端主义与儒家传统混为一谈，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吃人”两字，其实大谈“灭人欲”，那是在外患深重、政治腐败、国家危亡的时代，儒者矫枉过正的无奈之举，既不是常态，更不是主流。

（2）“五·四”以来的全盘反传统流弊最深的误导，是把儒家学说和皇权专制连为一体，这也是混淆颠倒主流、支流，把君子儒和小人儒混为一谈的结果。孔孟原儒的原则非常明确，是“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政统、治统，士君子以“帝王师”自居，大儒和皇帝的关系至少也是在师友之间，绝不做臣仆。此点在孟子尤其醒目，以至于强推极端皇权专制的痞子皇帝朱元璋要废孟子的“亚圣”之位，不得逞，便删改《孟子》。请看孟子所言：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无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驰驱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谈论起大人物时藐视他们，看不起他们高高在上的样子。他们的高堂大厦、美食妇人、声色犬马等等奢侈享受，我得志也不会那样做。他们那些东西都是我不屑为的，在我这里全都是古代的贵族礼制，我怕他们什么！——孟子哪有丝毫谄媚君主和“大人物”的奴颜媚骨在？

以下言说特别值得注意：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召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召不往也。”（鲁缪公多次去见子思，说“古时千乘之国的君主结交士人是怎么做的？”子思很不高兴，说“古时君主是说事奉士人，哪有说是结交的呢？”子思不高兴，是因为若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怎敢与君为友？若论德行，你是事奉我的，又怎能与我为友？千乘大国的君主希望与之为友而不可得，何况“召唤”！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管山林的虞人，虞人不理，齐景公要杀他，孔子却赞美虞人“志士不怕弃尸沟壑，勇士不惧丧失头颅。”孔子赞的是什么？是因为虞人不理君主不合礼仪的召唤啊！）——“若论德行，君主你是事奉我的，你怎能与我为友！”彰明昭著，这要不是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你再看看眼下我们官场和商场里头逢迎拍马、奴颜婢膝者流，相去何止千万里！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趾高气扬、横行霸道的官员，全都是奴颜婢膝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惯出来的！

余英时先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书讲到，虽然自秦以来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就已确立，但中国的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要受诸多约束——儒家宣讲的“天”、“理”，从小所受的儒家亲民、爱民、施仁政德政的教育，“帝范”即帝王家教祖法，以及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僚体系，等等，所以历来昏君、懒君多，但暴君少见。像罗马帝国的尼禄那种暴君，贵族的集体淫乱，平民对角斗士血腥残杀的狂热观赏（拳击就是这种野蛮传统的延续），都是儒家文化绝不可能容忍的。

唐玄宗时有人记载，当时的宰相制度明白规定皇帝“四不可”：“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复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百姓）”，总之皇帝一举一动必须遵天、地、社稷、百姓之道而行，否则便要挨批——当然是给足体面尊严的“劝谏”了，但名目好听曰“劝”，其实还不就是挨批。如海瑞般干脆把皇帝臭骂得暴跳如雷，几欲砍其头颅的骨鲠谏臣，中华历史上不知凡几！“只有吃人二字”，全都从何说起！

（3）君子要深怀“大丈夫”精神，也就是贵族精神：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这样的“成功人士”，成功到了“一怒而诸侯惧”的地步，那还不是大丈夫吗？孟子极其鄙视地说，像他们那样以顺从君主为准则，那是“妾妇之道”！具有天下最广阔的心胸，站在天下最正义的立场，践行天下至大的真理；能实现志向就和人民一起去实现，不得志就独自坚持原则；高官厚禄不能乱我心，家贫位卑不能变我行，威势暴力不能挫我志，这才叫做大丈夫！——这要不是贵族精神，什么才是！你再看看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人称得上是“大丈夫”？如今到处宣讲的“成功学”，无数青年人趋之若鹜，全然不知道在我们的古圣先贤眼里，那不过是低三下四伺候人的“妾妇之道”罢了！

大丈夫身心充溢着浩然之气：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浩然之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损害，它就会充满天地。它必须和道、义相配合，否则就会软弱无力。孟子的“浩然之气”不知鼓舞过中国历代多少志士仁人，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本于此。大才子王晓波文字极美并且鼓吹自由主义有大功，但他贬低孟子，大不妥。他和王朔一样，以为崇高就只有革命党那一路。

（4）君子把“义”看得高于生命，当然更高于利益：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我虽然珍爱自己的生命，但我所珍爱的有些东西超过生命，所以不能为了苟且偷生而放弃它们。死亡是我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有些东西超过死亡，所以对于有些祸患不能无原则地逃避。这和孔子的教诲完全一致——“临难勿苟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到财利就想到道义，遇见危险肯献出生命，久处贫困仍不忘一向的承诺）”；“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还去做官食俸，就是耻辱）”；……等等。

孔门弟子都知道“子罕言利”，《孟子》开篇即讲“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无可置疑，我们的孔孟原儒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在价值取向上完全相反，这实际上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说的“高级需求”和“低级需求”的差别，所反映的是个人和社会成长及发展程度的差别；说到底，是文明程度的差别。

（5）君子虽有大志，却绝不会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相反，君子对“天”、“道”和“圣人之言”充满敬畏，要时时检束自己，一言一动都要合于“德”与“礼”，自我要求和社会约束都极其严格，儒家经典这方面的论述数不胜数，我这里就不多引用了。

（6）君子的“天下之志”不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浪漫空想，不是乌托邦，是从求知和一己的细节修养、时时反躬自省做起，然后治理好小家，一步一个脚印——“一室之不治，何以国为？”——最后才谈得到治理国家：

儒家经典《四书》之首的《大学》，从头至尾讲的都是“大人之学”即君子之学，那里头开宗明义，讲的就是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开始，到“修身齐家”，最后才是“治国平天下”；脚踏实地、点滴积累、循序渐进，特别“实事求是”。

（7）君子最看重的是两样东西：道德，和学问。尚贤尚智，特别重视道德修养和知识学问，通过“有教无类”、近乎人人平等的教育、荐举和科举制度，使道德高尚的文化人居上位（“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让他们管理小到家庭、乡里，大到天下国家，这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优秀传统。

这又是和极左意识形态“无知穷人要掌大权”的民粹教唆完全背道而驰。诸位想一想，小到家庭、公司，大到国家，哪有一处是让无知穷人管理能管得好的？即便有管理得好的家庭一时贫穷，没多久一定就会富起来，然后接受好教育，于是变成有知识的富人管理的家庭——事实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8）君子反对暴力，厌恶战争，但绝不主张文弱。

春秋争鸣的百家之中，各家和儒家都有相通相类之处，大概只有法家和儒家针锋相对。概括言之，法家的基本主张有三：第一君权绝对，第二崇尚暴力，第三利益本位，三者结合，谓之“霸道”；换今天流行的概念，就是专制加硬实力。儒家完全相反，第一约束君权，君主要上应天意、下顺民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行德政仁政（王道）；第二特重仁义道德；第三特重知识文化；照当今说法，就是宪政加软实力——当然，比起西方的宪政，儒家只有宪政思想和意图，却没能发展出宪政制度，儒家对皇权的“类宪政约束”毕竟是半截子的、软弱的。

行法家学说的极致，就是秦始皇。专制主义的绝对君权加“耕”（供给军粮）与“战”（暴力征服），秦的“硬实力”迅速膨胀，顺利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一时间风光无限。秦始皇志得意满，满心以为可以“万世一系”，“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不料二世而亡，父子总共只坐了16年江山。到汉武帝时，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了，经过群臣大辩论，最终定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辅以法家学说的治国根本大计——“阳儒阴法”（引法入儒、儒表法里）、“杂用王、霸”，也就是“硬实力加软实力”——此计一直用了两千多年。这是开明专制，有“德”、“礼”、“文”约束的温柔专制，和法家的绝对君权、严刑苛法、刻薄寡恩、愚昧主义有实质区别。所谓“汉承秦制”，“历代皆行秦政法”，实属无知妄说。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真是“食髓知味”，惟妙惟肖！马克思就是德国的大法家嘛，“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就是专制加暴力加经济决定论？极左意识形态的民粹反智也和法家高度一致。所以，专制加暴力加经济利益之外，还要加上一条：愚民政策，全体臣民俯首帖耳当奴才，那才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真是“中西合璧，珠联璧合”啊！

一提“儒”字，许多人就想到“文弱书生”。这又是栽赃。孔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包括射和御，射箭和驾战车，这是武士的必修课，哪有“文弱”的影子？射、御还排在书、数前边。儒家“三达德”智仁勇，“勇”是军人的核心美德，儒家经典对于“勇”的论述多至不可胜数。中华文明崇文抑武、厌恶暴力，这是事实，是从“春秋无义战”的血腥历史中得到的深刻教训，但这不是一味退让，软弱可欺。儒家君子反对的是“强凌弱、众暴寡”，“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流血盈野”的非正义战争。

极左意识形态鄙薄知识、贬低知识分子，嘲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完全是歪曲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军事家、著名将帅是文盲大老粗、“劳动人民”？孙子是吗？曹操、韩信、张良、岳飞、于谦、袁崇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哪一个是“劳动人民”？个把文盲勇将如程咬金、李逵之辈，就只有“三板斧”的本事。你再细看“农民起义”，凡是成点气候的，要么领头的就是知识分子，要么重要谋士是知识分子，文盲大老粗什么时候成过大事？再看共产党的高级领袖，哪一个不是或大或小的知识分子？一个文盲都没有。中华传统，文人带兵是常规，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完全颠倒了黑白。

（9）君子要有高度的文学艺术修养，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这是大家熟知的，不必多说了。

具备这九条，则君子庶几近之了。

顺便说一句：民粹民主就是小人民主，自由民主理应成为君子民主。我们如果能把中华传统的君子人格和自由民主接榫，我们就有了抵制劣质民粹民主的侵蚀，创造高于西方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的立足点。

今天就讲到这儿了，谢谢各位。

《略去以下内容》：

二 和国际先进文化接轨

除了上述中华文明的优秀部分之外，“五·四”运动所高扬的德先生赛先生两面旗帜早已成为中华各界精英包括国共两党在内所信奉的核心价值，加上从希腊罗马、基督教、中世纪贵族自由、近代自由宪政、法治、共和的正义观，到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等等源出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这些都应该和中华文明的优秀部分一起，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三个代表”中的“代表先进文化”，迄今为止没有看到确切定义，其实应该是“代表中西、雅俗所有的优良文化”，即我们上面提及的七种文化当中的前三种“好文化”、优良文化——1，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传统精英文化；2，正在发育成长的现代性主流文化；3，传统民间草根文化。这里说的“和国际先进文化接轨”，就是指和第二种好文化接轨。这方面的论述汗牛充栋，不及细述，这里只能特别说说其中的“先进政治文化”，即和自由民主制度相适配的、体现在政治领域的文化因素。

政治学中有一个分支是专门研究“公民素质”课题的，叫做“政治文化研究”。顾名思义，“政治文化”，就是指影响政治的文化因素，“精神”性的、“软”性的因素：人民对于政治的信念、价值观、态度、心态、情感、认知……等等。所谓“民主素质”，可以定义为政治文化对民主制度的支持与适配程度：是了解、支持、赞同？是冷漠、疏远、不了解？还是憎恶、敌对、故意曲解？什么程度？

重视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影响，这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由来已久，如古希腊罗马时代对“公民美德”的关注，伯克和托克维尔对“传统习惯”、“民情风俗”和“民族特性”的强调，韦伯以“文化决定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唱反调，等等。但政治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专门性的学科分支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要是由两种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严重威胁所激发；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两位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在中国，据笔者所见，正式出版的政治文化研究著作只有两部：闵琦的《中国政治文化》，和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

《公民文化》一书中有一个重要观点：西方的科技和物质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在向新兴国家传播中阻力最小，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的传播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这些文化成分要进行传播是极其困难的，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将经历实质性的变化。……对于民主，首先必须认识到民主是一种关于态度和感觉的问题，而恰恰这一点是难以认识到的”。作者没有提到，传播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热衷于鼓动民众的激进精英对这一“极大困难”的极大低估！一部自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变革史，就是激进—失败—更激进—更大的失败—超级激进—超级失败这样一部恶性循环史。戊戌维新是以激进革命的方式（大变、全变、快变）搞改良，孙中山比康梁激进得多，毛泽东则达到了激进的极限境界——“大革文化命”，彻底向愚昧无知、野蛮落后倒退。

《公民文化》一书最值得我们反复研读的是最后一章（第十五章）“公民文化与民主的稳定”。这一章最引人注目之点是，从头到尾始终强调“平衡”这个关键词。以英美两国的政治文化为典型范例的、与民主最相适配的“公民文化”首先就是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一个折衷或平衡，以此与民主的纯粹理想划分开来——那种高调的、过高的民主理想标准对民主理想的落实有害无益。公民文化是传统与现代、一致与岐异（分歧、差异）、同一性与多样性、保守与变革、被动与主动、依附性（服从性）与积极参与、地方性与全国性、政府权力与政府责任、精英领导与民众对精英的选择和控制、情感取向（重价值理想）与功利取向（重实际利益）、民众对精英的信任与质疑、超党派团结与党派竞争……等等许许多多相互区别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成分之间的平衡与混合。这种英美式民主公民文化一方面是“地域型”、“依附型”和“参与型”三种政治文化基本类型的混合，另一方面，它又与传统社会的封闭、冷漠、疏远和无知消极的“地域型”、“狭隘观念型”政治文化，以及中央集权的或极权主义的被动员、受政治权力控制操纵的伪参与“依附型”政治文化有着显著的、本质的差别。两位学者这项运用当代系统、严格的科学抽象、调查统计和访谈方法，历时五年，涉及5000名德、意、英、墨西哥和美国人，多达217个问题的大型跨国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西方自由民主的理论主流——“混合平衡”，以及我们中华文明的“中庸”思想高度一致。

作为深怀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信念，又受到严谨的科学方法专门训练的当代优秀学者，两位作者既能够充分体谅和同情非西方世界在民主化道路上必定要遭遇的严重困难，又对这一民主化的前景不失积极、乐观的态度：

“新兴国家的精英可利用的解决方案是不多的，社会迅速而有效地吸收这些方法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样的方案还要照顾到其它目标。我们没有理由审判那些注重资金积累、工业化和农业改良的领袖，那些镇压分裂运动或压抑民主趋势的领袖。有的领袖面对无边的和沉重的现代化问题不能作出必要的痛苦抉择，而让社会和政治程序陷入混乱，我们也没有理由谴责他们。很少西方的政治家被迫同时应付范围如此之广的问题和抉择。”他们审慎、负责任地建议：“如果这些国家要建设公民文化，它一定是一项新的事业。但它怎样才能取得成功呢？……公民文化的特点和它赖以发展的国家的政治历史提示了两点。第一，公民文化出现于西方，它是政治发展的渐进结果——相对地和平和自由。第二，它在融合中发展：新的态度模式没有取代旧的模式，而是与它们融合起来。这个历史发展的模式有利于公民文化的形成，其道理是明显的，因为它是中庸的政治文化……”；“教育是时间（指耐心地、相对缓慢地渐进积累——本文作者注）的最明显的代用途径。我们的资料表明，教育是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很清楚，和先进的自由民主制度相适配的政治文化，并不是如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所误以为的单纯的“先进文化”或“新文化”，更不是“维新是尚”、越新越好，而是新旧混合、先进和传统混合的“公民文化”。非常遗憾，这个重要原理，国内多数学者至今一无所知。

很多年轻人喜欢追时尚，他们不知道，实际上那不过是“唯新是尚”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商品娱乐文化（见后文）杂交出来的伪贵族趣味，涂上贵族油彩的暴发户趣味而已。不要以为旧的东西全都是坏的，新的东西才是好的，而且越新越好。错，非常错！科技是新的好，文化很可能却是老的好。所谓时尚，那些东西99%都是泡沫——可能有1%或是千分之一将来能留下来。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文化精品，人类所创造的最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一定要经过一个时间的考验。时间是一个最权威的筛子，会把沙子筛掉，把真金留下。没有经过这个筛子，通常都是泡沫，十之八九是泡沫。当然不全都是泡沫，新的东西最终一定会有极少数东西被筛选之后会留下来，成为后世的经典。比如说现在这些歌星巨星，也许像Michael Jackson,50年之后可能在音乐史上有关于他的一句话。其他不会有任何痕迹留下来，一定的。但是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勃拉姆斯，一万年以后仍然是大师，受万人景仰。

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宪政等等“普世价值”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本文无法深入讨论，可参看《附录：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三 民间草根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就是这种民间草根文化，国内很多学者强烈呼吁“抢救”的大多也属于这一类。详细的内容，不妨参考作家冯骥才的相关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五 民粹主义文化；六 激进主义革命文化

民粹主义文化的系统阐述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个“样板戏”可以算是激进主义革命文化的代表作。革命文化可以是很精英主义的，比如俄国民意党、俄国和法国无政府主义等等的主张，但在我们中国，激进主义革命文化却是高度民粹化的，所以，我们可以合并讨论。

前面说到，我们肯定中华文明有一个伟大传统，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正和“五·四”全盘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相反。“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其积极的正面的贡献，没有它对当时极为强大的极端保守势力的强力冲击，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进步就可能寸步难行。“五·四”的问题在于，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盘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极端，从而为激进主义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打通了道路，与法国启蒙运动激烈反传统的“理性僭妄”打通了导向法国大革命的道路如出一辙。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知识界才知道，除了法国启蒙运动之外，还另有一个苏格兰启蒙运动，两者分别为法国的激进革命和英国的渐进改良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辩护。法国启蒙学者推倒上帝，把人类推上神座，以为当代人有了科学理性，人类便无所不能——不仅有资格审判全部人类历史和文明，按照一个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理性逻辑推演出来的全善全美的天国理想，把前现代的整个人类文明判定为不合理、不道德而一笔抹煞，进而，认为人类有能力在彻底抛弃这些“过时、陈腐”的历史垃圾的一片空白之上，按照一套自以为是的理想蓝图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与此相反，它强调人类文明是像生命体一样有机生长的，各个成长发育阶段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浑然一体，绝不能理解为截然对立、相互取代，一个接一个的所谓“彻底革命”。

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把法国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奉若神明，一点都不知道它们消极的另一面；反过来，则是对于宗教全盘否定，以为科学必定就是无神论。这又是黑白二分，截然对立。其实，神权至上固然弊端丛生，但人欲至上也好不到哪里去。近代以来,人类自己登上神座，信心大膨胀，欲望大膨胀，自以为无所不能，于是无所畏惧，无所不为，无恶不作，都是拜法国启蒙运动之赐。宗教其实是个好东西，但不能走极端，变成压抑人性、反对科学；人道主义也是个好东西，但同样不能走极端，变成人和神等价，狂妄无边。人类之上，必须有更高的价值来约束、指导着人类，一方面不为不当为，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向上升华，追求真善美。宗教和人道主义，两者不可或缺。它们不是像法国启蒙运动学者认为的那样互相冲突、势不两立，相反，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

好的文化，除了一定要有宗教精神、宗教情怀之外，说到底就是最符合人道主义、最符合人性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人性”有一个全面、深切的，科学的了解，这门科学就是心理学。人性问题是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基础，我们的政治学家和文化学者却很少关心心理学，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多少介绍一点相关的知识。

科学心理学自1879年创立至今，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马斯洛坚决反对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学派把人仅仅看作与其它动物没有本质区别的一个动物种类，反对排除价值观、撇开是非观念来研究人的行为，反对文化相对论和道德虚无主义。马斯洛认为，整个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而这些准则是可以用科学来证实的——通过深刻剖析人类当中“出类拔萃之辈”的生活，通过科学地描述处在最良好的社会条件下的最出色人物的价值观，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价值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人的生物性质中的一部分，是本能的而非后天获得的。“人性”即人的先天本性，最充分地体现在这些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人格得到最完善发展的，“自我实现”的最优秀分子的身上，而不是体现在人的动物式的低劣本能和精神病态者，或者处于中间水平的大多数平庸者的身上。“自我实现”不是自我中心、唯我主义，最优秀分子的“自我实现”，就是自觉地向着宗教性的终极价值——真善美的无止境追求，并且卓有成效。只是追求，没有效果，也不成其为优秀。优秀的人不是什么“无欲则刚”，他们欲望很旺盛，并且乐在其中，因为欲望不是别的，就是生命力的涌动，幸福快乐的源泉；但他们不是止于此，不是欲望的奴隶，而是不断提升自己人性需求的层次——从食色饱暖，到安全、群体归属合作、自尊与被尊敬、爱与被爱、文化艺术，最后是自我实现；优秀的人是所有这些人性需求层次的一个全面、丰满的综合体。一个好社会，无非就是能够为每个人的“自我实现”提供最良好条件的社会，而好的文化，就是由这些“自我实现的人”所创造、所分享的文化。

马斯洛的“最优秀分子”毫无疑问就是“精英”，也就是超越了最低层次需要满足的，追求精神文化需要满足的一切社会成员，尤其是指追求最高层次的需要满足的少数人。显然，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支持民粹主义“智慧和道德全都出自社会底层”的信念。

但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又翻译成“民众主义”、“平民主义，“人民党主义”等，含义纷繁，其要点大致可归纳如下：激进知识分子把农民理想化，幻想绕过资本主义在传统农村社会的基础上推行社会主义；迎合“人民”、反对精英，“人民崇拜”；主张直接民主，反对代表制、反对代议制间接民主；排外，反对外国人和外来者；不能容忍多元性；集体主义，依附于群体、敌视个人主义；鄙薄知识和文化；反对资本主义和“腐朽”的城市生活；等等。总之，指一系列冠以“人民”之名义的主张、活动和手段（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卑践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等毛泽东的名言，正是民粹主义最通俗化的生动表述。

民粹主义的反面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要区分为极端的，和适度的两种。极端的精英主义是和民主、平等不相容的，甚至是和自由宪政不相容的，因为自由宪政的核心恰恰是平等的自由权利，反对强调家族血缘继承的封建等级制。适度的精英主义很接近儒家学说，它是一种平民化的贵族精神。

20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西方各国不管政治如何变革，社会如何动荡，文化的一致性大体还能保持。自六十年代遍及全球的极左“文化革命”以来，这个建立在传统高雅文化基础上的文化一致性遭到极大破坏，向下层看齐的民粹文化，极端反传统的激进文化，感官享乐主义的大众商品娱乐文化取而代之，日益成为主流。加上实证主义哲学的“排除价值”，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没有高下之分”，文化相对主义的“所有的文化都一样，没有先进落后之别”，后现代“唯一的规则是没有规则”……，等等，更让整个文化的平庸化低俗化雪上加霜。影响所及，自由与民主很自然地也就被抽空了“质”，只剩下“量”——“自由”变成了自由选择的范围越大越好，不管选的是什么；“民主”也一样，参与的人数越多越好、范围越广越好，不管通过民主决策出来的是什么，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其实，民主有“量”的一面——参与的广度、包容度、人数多寡之类，但还有“质”的一面，即公民的受教育水平、知识水平和理性思考及自由平等言说辩论的能力，既竞争又合作、既不惧怕对抗又能妥协退让的政治文化，既有坚持个人权利的个人主义自由，又有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共和美德，等等。自由民主实际上是“最专业的知识”指导下的参与，是精英与民众的合作而不是分裂对抗。没有民主的质，只有什么“一人一票”、“最广泛的参与”，再加上反精英、反智的民粹主义，不要专业知识，那会是什么东西，不问可知。自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以来，经过卢梭的误读、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群众专政”，这一脉激进、革命、反智、反精英的民粹民主给我们中国人留下的惨痛经验教训，真可谓刻骨铭心！

盲目乐观的激进民粹民主派对于“广大民众的觉悟”信心满满，以为“民主很简单，小学生都会”；盲目悲观的权威主义者眼看“广大民众的觉悟”根本靠不住，所以质疑我们的渐进民主论缺乏群众基础，道理再好，没有推动力也是枉然。两个极端看似对立，其实极端相通、误区一样，都是把民主化的基本条件放在了“广大民众”身上。其实历史事实全然相反：民主是大众参与的政治制度，但民主化，即民主制度的创立、自由民主游戏规则的制定却是精英的职责！民主，和民主化，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在今天的西方，尤其在左右翼民粹占优势的地方，“精英”是个骂人的话，政治不正确，几乎和“反民主”同义。但我是中国人，我们中华文明的主流儒家学说从来主张“选贤任能”，贤能者，精英也，所以我有恃无恐。

但我们还没有给“精英”下个定义。温家宝总理在和大学生座谈时说到，一个民族如果全都只看自己脚下，没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简而言之一句话：“仰望星空”的人就是精英；“只看自己脚下”的，是群众，是老百姓。还可以加上一句话：创造历史的，从荆棘丛中开路的，是精英；跟着走的，“搭便车”的，是群众。精英不精英，不在于贫富、知识高低、社会地位或出身如何，精英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眼光和胸怀。只要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哪怕你是扫大街的清洁工，你也是精英，早晚有一天你会脱颖而出。各位只要睁开自己的双眼看一看历史，而不是闭上眼睛胡扯，立刻就可以看清历史的真相，和我们习焉不察的“奴隶们创造历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一套民粹宣传相距十万八千里。远的不说，要是没有马克思，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列宁，不会有十月革命；没有毛泽东，不会有“大革文化命”；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今天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中国十之八九会走回“一·五计划”那条老路。

自由民主的观点认为，民主就应该由精英领导，当然，要由人民定期授权和经常监督。尤其我们的传统文明和西方自由民主有这么巨大的距离，精英尚且不懂自由民主，民众又能从哪里知道？我们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就是要由真正了解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好和坏有真正彻底了解的精英，把西方文明好的东西嫁接（不是移植！）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好的东西上面。移植是不容易成功的，再好的一个优良品种，跟你的气候土壤等等条件都不一样，它活不了。知道柿子是怎么长出来的吗？是拿优良品种的柿子作为母本，嫁接在本土的黑枣这个父本上。黑枣结出来的果子很小，但是它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适合本土条件，然后把优良品种嫁接在这个东西上。我们只能靠这个办法，就是要由了解西方的精英来主导。可惜的是，中华不幸，精英们对西方的认知一错再错，政治智慧又不够，先是学德日，原本是有可能成功的（这里的“成功”仅指富国强兵，不包括自由民主），无奈戊戌的维新志士们政治上极其幼稚，不但不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敌人”的成功逻辑行事，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最大限度地孤立自己，最大限度地壮大保守势力，竟然以为靠着一个毫无实权的光杆司令光绪皇帝就可以大展宏图，使用的又是特别急躁的“全变、快变、大变”激进手段，不失败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接着就是“义和团运动”那一场上层和下层两种极端保守排外势力相互利用的大反动和大失败。等到终于醒悟过来，开始推行清末新政的时候，机会已经错过，合法性资源流失大半。1908年光绪和慈禧去世后留下一个权威真空，摄政王又犯下一系列的决策错误，于是有辛亥革命，从此走上法俄道路，激进、激进、再激进；政治革命不过瘾，搞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不够用，搞文化革命；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连人种都是低劣的，所以，以上革命都还不够彻底，不解决问题，必须改换人种。最后走到文革大浩劫，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仔细看看这整个过程，哪一次社会巨变、“历史创造”不是精英们干的？哪一次“群众运动”不是精英们去煽动、组织、领导、操控和利用的？现代化一定是精英引进、精英主导的，因此，精英的目标和路径选择，精英的领导、驾驭和控制能力，精英自身的核心共识和凝聚力，精英对变革节奏、速度、顺序的把握，对各种社会利益的平衡兼顾，包括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处理，等等，就至关重要。

精英是有层次之分的，我试着分出四个层次。最下边这个层次叫职业精英。精英不是因为你的地位，你的知识，你的血统、出身，等等这些来决定的。你哪怕是个擦皮鞋的，你在这个职业范围里是个领袖型的人物，大家都跟你走，你就是精英。精英就是一个群体里头怀有超越性价值的成员，他能够超出自己的狭隘利益、狭隘眼界和一己的偏好，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为大家着想。这是职业精英，各行各业的带头人。再往上一个层次叫治国精英。治国精英一定是有全局眼光的，是当制度和基本游戏规则既定之后，他来掌握权力、运用权力，治理国家。再往上一个层次是制宪精英，是他制定了这些游戏规则，制定这些基本制度。再往上还有一个层次，思想理论精英，就是给制宪精英提供思想理论、精神文化、宗教信仰，各种各样最高层次的思想理论资源的精英，他们给制宪精英提供制宪的原理，提供“宪法的正义之源”，制宪精英要靠这些东西来制宪。更重要的是，这四种精英之间要有个东西贯通起来，否则这些精英还是一盘散沙，仍然无所作为。这个贯通的东西就叫做“精英共识”，就是对于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好社会，我们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前进，我们要沿着什么样的一条代价最小的道路去实现这个目标，总之，关于目标和手段的一个基本共识。非常遗憾，现在没有，中国还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一旦出现大的社会动荡，需要精英起来发挥作用的时候，非常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各种极端主义成为主流，振兴中华、全面现代化的事业最后失败得非常惨。

近百年来，“革命”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的宗教，因此，把革命文化界定为坏文化势必会冒犯不计其数的革命崇拜狂。但我深信，中年以下的、还不太老的人（他们受极左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较少），有健全常识的人（他们不那么狂热），普普通通的、把日常生活中平平淡淡的幸福当作人生目标的凡夫俗子们（他们没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等等，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迟早都会站在“告别革命”这一边。

很不幸，至少自戊戌维新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就不是由占人口大多数的寻常百姓、凡夫俗子的代表在主导着，相反，是由一些心向极为高远、脾性十分急躁，而必要的知识和实际经验却甚少的烈士们、革命志士们，在规定着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革命必定就是人民利益之所在，因此根本无须征得人民的同意； 并且，既然自我牺牲是高尚的，强迫别人牺牲也就同样高尚。照革命党人极端主义的激进逻辑，永远是局面太坏，不革命不行；但革命总是不如人愿——革命吞食一切、包括革命的儿女们，革命与专制从来都是双生子；于是局面愈坏；这就愈是证明需要更彻底的革命；……于是局面不坏到极点（有极点吗？），革命便不会停止。就算到达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极点”，毛泽东不死，“不断革命”也一定要死撑下去。幸亏人是会死的，否则“人”这个物种大概老早就整体灭绝了。

革命热狂分子以英勇无畏为最高价值，信奉“目标的神圣就是一切，代价是算不了什么的”；他们不懂得，世间有许多界限是人类绝对不可以逾越的——尽管我们不容易确定这界限究竟在哪里。没有什么能比“无所畏惧” 更可畏惧的了（毛泽东有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致命的自负真正是致命的（“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一部著作的题目）。

不管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当年国共两党共同缔造的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这就意味着要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三大教义为核心的革命文化，向和平建设时代的和谐中庸文化转型，而这个转型不应该是断裂式的，应该是对于革命文化当中的好东西，比如理想主义、利他主义、奉献牺牲、崇高精神、坚强勇敢、坚忍不拔、组织性纪律性（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等等优良文化因素的继承，同时，对于其中过时的，不适合和平、守法的和谐社会的因素，比如战争、仇恨、绝对服从、抹杀个性、崇尚暴力等等要坚决抛弃。

我们一定要了解，西方文明当中有最好的东西，比如法治下的自由、宪政、科学，等等，是不但中华文明没有，其他非西方文明也都没有的，我们必须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过来；然而西方文明当中也有最坏、最坏的东西，从卢梭、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一路传下来的这一整套极左教义，就是其中毒性最大的一种，这也是所有非西方文明全都没有的。太不幸，我们偏偏就选了这一套最坏的东西，还把它当作神明一样供奉。

不要以为，苏东崩溃之后这套极左教义在西方世界就烟消云散了——全然不是这回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狂热的极左思潮和遍及全球的“文化革命”不但整整养育了不止一代西方的左翼精英，而且极大地败坏了西方的主流文明，颠倒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深远的破坏性影响不亚于毛的“文革”对中华文明根基的败坏。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西方左派今天仍然在全世界煽风点火，输出变换了面目的革命——激进主义的民粹民主，和打着“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神圣旗号的民族分裂主义。

有两本美国右翼知识分子批判六十年代西方极左思潮的好书颇值一读：科利尔&霍洛维兹合著的《破坏性的一代》，和马格尼特的《梦想与梦魇》，北京出版社翻译出版。尽管这两本书不是没有偏颇之处——特别是他们对左派不作“中左”和“极左”的区分，全都一棍子打死——我们仍然能从中获得极大的教益。我甚至认为，从薄熙来所崇拜的毛式民粹型极权主义向自由民主转型，要比斯大林式的官僚制极权主义更为困难——不仅由于民粹极权更原始落后、更无法无天，更因为它与西方左派所推崇的民粹民主有更强的亲和力，也就因此而更具有欺骗性。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知识界的现状并不乐观。除了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和不择手段发家致富的政治冷漠的大多数之外，还关心点政治的知识分子，也要么是专制主义的拥趸，兼反西方、反美的民族主义者，要么是标榜决不为政府说半句好话的破坏性反对派、迷信般崇洋崇美的全盘西化派。这两批人看上去黑白分明、截然对立，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不仅对民主的理解非常一致（都是民粹民主，只不过评价截然相反），思维方式更是几乎一模一样（都是黑白二分、势不两立），两者都是“红旗下的蛋”。

著名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曾有名言：新理论之所以战胜旧理论，通常不是因为信奉旧理论的人改变了信念，而是因为老的一代人死掉，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这番话近于黑色幽默，相当悲观，然而，你要是到今日之中国走一走，就不难发现普朗克恐怕还嫌悲观得不够。我的意思是，“老三届”和“八九风波”等理想主义的几代人老去，新的“八零后”成长起来，也许局面会更糟。他们“截然二分”倒是没有了，可是任何的区分和标准也都没有了；敌我二分的僵死意识形态倒是多少“化解”了一点（不多，一点点而已），而所有的理想主义、奉献精神、崇高高贵高尚品质却实实在在荡然无存了。稍稍比较一下美国六十年代极左的那一代，和中国“六•四”后的“80后”一代，也许不无助益。

美国六十年代那一帮人，简而言之，是高度的理想主义加上放纵不法的反叛。这场反叛活像是一场迟到的美国式共产主义革命——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帝之手有意摆布，让一向极其保守的、太右的美国尝尝“左”的滋味，补上这历史的一课。这其实并不奇怪——极右引发极左，向来如此。只是由于美国保守主义的制度和民情根深蒂固，终究还是抵挡住了这场大动乱，但同时也留下了一道永久的巨大创伤，想彻底回到过去是绝无可能了。据我猜想（也许不对），与此相应的后果之一是，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成了向全世界推销极左极右两道大菜的最大牌的行销商——个中奥秘，可以参看Amy Chua的“World on Fire”，蔡爱眉：《起火的世界》。这书的大意是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向全球推销由两道大菜组成的套餐：极右的一道，是世界银行和IMF到处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即市场万能论；极左的一道，是推行不计代价、不问条件地立即实行普选制的民粹民主。极右的一手，一方面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配上极左的一手，穷人有了政治影响力，立即把仇富、反精英的民粹政客选上台，开始推行和旧统治集团完全相反的极左政纲，大肆清算所谓“主导市场经济的少数族群”，实行种族清洗。1998年印尼的疯狂排华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拉美眼下正流行的左倾大潮也是同一类现象。其结果是，“民主”倒是有了，但不是法治宪政下人权得到坚实保障的自由民主，是反自由宪政、无法无天的劣质化民粹民主；同时，市场经济的经济自由和绩效也就一风吹了。如今全球盛行的反美主义，不是伊拉克战争这个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的。美国人至今没有作真正深刻的反省，原因其实也简单得很：他们太自夸，太不了解外部世界，所以没有参照系可供作为反省的标准。自己的事都没搞清楚，六十年代极左的影响依然如故，他们怎么能懂美国之外的事？

中国的“八零后”，也许只有一个方面和美国六十年代那帮人完全一致，那就是，自我中心、唯我主义，不要任何束缚的“彻底解放”式的个人自由，否定一切是非对错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

西方六十年代这场遍及全球的反文化运动也叫“文化革命”，他们大肆宣扬的口号是，“各人管各人、各做各的事”、“表现你自己、做你想做的”、“干！只管干！”，认为只有这些才代表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健康的、有意义的自我；该“新文化”认为，“所谓优点和优秀都是虚构的……何谓优秀？没有考卷能够证明”，“优秀”是一种和“美丽”相似的东西，而大家都知道，情人眼里出西施；价值完全是主观的，对它下定义就是强权政治——从法国流布全球的所谓“后现代”、“解构主义”全是这一套！——西方文化代表的是剥削压迫阶级的意识，宣扬的是对穷人、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的掠夺和剥削；西方传统不仅仅没有意义，而且压根是错的，它只反映少数自私的有闲阶级和达官贵族的思想；……总而言之，六十年代这一代，是性革命、毒品革命、“成为你自己”、“自我满足”革命、我不负责、我不受惩罚的“我”之一代。他们彻底颠倒了黑白，将文明礼仪、遵纪守法看作压抑人性、束缚个人自由的枷锁，把粗野无礼、流氓痞子行径当作光荣的时尚，把刑事犯罪分子看作反抗社会压迫的英雄。

至于理想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庸俗性、反物质主义、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主动关怀……这些美国六十年代极左派的积极方面，我们的“八零后”几乎连边都不沾。

公正地说，这不能归咎于“八零后”。“没有坏孩子，只有不合格的父母”；“没有坏学生，只有坏社会和不称职的学校”，“八零后”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体系，完全是“八九风波”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倒退加庸俗功利主义的官方引导，和一部分丧魂失魄的痞子化庸俗化“精英”合谋制作的产品。道德滑坡、价值真空、灵魂失落，这是比其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疾病更致命的精神的癌症，没有任何速效的药方或手术可以治疗，只能靠几代人持久不懈、坚韧不拔的努力和积累。对这些社会疾病、尤其是抹煞一切是非对错标准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精神癌症的诊断和治疗，是决不能含糊其辞的。该模糊的要模糊，不该模糊的决不能模糊。

激进左派大肆鼓吹的民粹民主的自由，恰恰就是这种东西。所以，阻碍中国民主进程的，不仅仅是长达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五·四”激烈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近百年激进革命的极端主义政治文化、毛泽东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游民痞子文化，等等这些坏东西，还有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因素——西方极左派的误导。

七 大众商品娱乐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人人绝对平等、毫无差别的，文化当然也是一样。雅文化总是面向少数精英的，而俗文化才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而俗文化也必须加以区分，一种俗文化是民间自发产生，和追求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一致的；另一种是上述反主流的游民文化；还有第三种俗文化，是由文化商人如同制造其它商品一样，面向市场、为了盈利目的而制造出来的，这就是大众商品娱乐文化。这第三种单纯诉诸感官、满足低级需要、不需要动脑子、缺少精神文化营养，走情色、金钱、暴力三大路线的低俗文化现在不仅在我们国家，在西方也同样大有泛滥成灾之势。

自从工业革命发生，工商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成为现代社会最强势的社会群体以来，对所谓“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就从来没有中断过。我这里且不谈这两个深受马克思影响的概念有什么不妥（西方国家就没有一个是如马克思所定义的那样，由资产阶级统治甚至“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民主制度不可能允许这种国家存在），只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我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大体上是指“市场经济利润至上原则的无限扩张”或者叫作“市场帝国主义”。

首先要知道一个往往被我们中国人忽略的事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有来自左派即社会主义方面的，又有来自右翼保守主义方面的，两者大不相同。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表面上看似乎势不两立，其实其价值观是一个东西，都是物质主义、经济至上的，着眼点都是经济利益，它们两家的分歧只不过是：资本家和工人谁应该分得更多些。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主张市场本身就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则相反，说市场经济就是富人剥削穷人，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干预经济利益的分配。保守主义者则不然，他们的批评标准是贵族式的，精英主义的，他们看不起资本家阶级浑身散发着暴发户的铜臭气，没文化、没品位，鄙俗不堪，对穷人毫无同情心，除了“快快发大财”之外没有任何追求。保守主义者看重的是精神文化，把经济利益看得很低级，认为物质利益虽然必要，但价值层次很低。

尽管价值观迥异，这两路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精神文化领域的无限扩张和侵蚀都极为反感，他们都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已经因此而堕落为一个除了“钱钱钱”之外一无所有的病态文明。

我的看法是，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功劳巨大并且必不可少。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无知和偏见程度令人吃惊，他居然会妄想既消灭私有制，又能有“物质极大丰富”，“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他不知道消灭了私有制就只会是吃大锅饭、人人变懒汉，只会是物质极大贫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只能满足人类的低级需求，人的高级需求的满足不能交给市场。非常可悲的是，当今中国和全世界一样，越来越多的精神文化领域被资本“利润至上”这只“看得见的脚”紧紧踩住，“劣币驱逐良币”，令高雅文化艺术的空间越来越逼窄。

有一次，我问著名作家阿城，为什么香港电影尽拍些庸俗不堪的烂片？他说，你让那些劳累一天的蓝领劳工回家干什么去？还不就是坐在沙发上看这些“娱乐至死”的电影，放松一下，乐一乐吗？信哉斯言。

就在上个月，2014年4月，国内媒体大篇幅报道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悲剧：父亲砍死追星女儿。这位父亲从广西来京打工，为人“忠厚老实，勤劳肯干”，他的独生女是他和岳父岳母一手带大的，他对女儿“倍加痛惜，两个老人对外孙女更是百依百顺”。女儿进了重点初中之后开始追星并且愈演愈烈，导致父女之间冲突不断。事件的导火索是女儿在争吵时的一句话：“我爱我的明星比爱父母更重要，明星就是比你们好！”

看见媒体刊登的这位父亲掩面痛哭的照片，我可以说是心如刀绞。究竟孰令致之？众说纷纭，但我没看到一个人是从恶俗不堪的大众商品娱乐文化对青少年的毒害角度立论的。

从根本上说，“追星”这种非理性、幼稚化、浅薄庸俗的伪文化现象，是文化商人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而刻意设计、极力煽动鼓励造成的，专门用来诱惑、引导那些欣赏趣味低下，文化品位不高，心态幼稚的无脑族，让他们在一种近乎吸毒后的狂热迷醉状态下，心甘情愿地为隐身在明星背后的文化公司掏干自己的钱袋。自由主义者为之辩护说，那是他们的自由权利，旁人不应干涉。但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派知识分子的意见则相反，虽然他们开出的药方很不一样。大体说来，左派主张政府干预，右派则寄希望于人文教育、精英阶层的示范引导和民间慈善公益基金的慷慨资助。欧洲国家通常都有大笔的政府拨款用于扶助高雅文化艺术，而美国则主要依靠有品位的企业家的自发赞助，政府则给予免税优待。我们中国很可悲，两者都严重不足。

在我看来，大众商品娱乐文化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当今西方文明最根本的病态，叫作“谄媚多数的恶俗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是：消费至上的市场经济、民粹民主、大众商品娱乐文化。这三样恶俗的本质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谄媚低文化素质的多数”，这是物质消费至上、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价值观主导的低文化素质的大众，与同样是物质消费至上、经济决定论价值观主导的暴发户资本家，两者合谋的产物，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作的产物！两者都是眼里只有钱、钱、钱，经济、经济、经济，消费、消费、消费！物质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当然是需要首先满足的，但那毕竟是低级需求，其实质和动物没有区别，只不过人的物质需求包裹着“文明”的形式而已。“人之异于禽兽者”是精神文化，这才是人的本质。人的这个本质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物质需求的满足却是有限度的——如果你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的话。把物质需求弄成没有限度，那是精神贫瘠者的病态。精神文化产品和物质产品最大的区别在于，物质产品的消费是排他性质的，你吃下的那碗饭不可能让我分享，精神文化产品却是共享性质的，贝多芬的交响曲不会因为我在欣赏，别人就不能欣赏。精神文化产品的这种可分享性几乎是没有止境的，而且消耗资源和产生环境污染的程度比物质产品小得多。西方发达国家如今已经如此富裕，而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全球暖化日甚一日，为什么还是只知道经济增长、促进消费，经济不增长，政府就得下台？罗马俱乐部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主张经济零增长，为什么西方人至今充耳不闻？就是因为这个恶俗的三位一体已经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我根本看不出西方人还能有什么走出这个恶俗三位一体的希望。我倒是觉得，趁着我们的现代化还没定形，说不定反倒是我们还有救——前提是，我们不再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教义，以为美国生活方式就是天经地义——当年美国老布什总统代表美国人民拒绝加入制止全球暖化的《京都议定书》，理由居然是“美国生活方式不容讨论”！刚才说了，市场经济固然是好东西，没有它不行，但那只不过是一套满足低级需求的玩艺儿罢了。可悲的是，我们那么多的经济精英，说来说去，永远就是什么“拉动内需”、促进消费那一套，从来不觉得这里面有任何漏洞。我很赞成环境保护，但那也同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说不定反而会让资源耗竭更恶化，因为环保是要付代价的，是件很奢侈的事——也许只有种草植树除外。

最后，让我们来大胆设想一下，我们中华文明究竟能为全人类普世文明作出哪些贡献吧。只是很不成熟的初步想法，供诸位批评指正。

首先，制宪的时候就要规定四条：一是上议院权力大于下议院，和现在西方通行的正好相反。当然前提是现在社会名流组成的政协要成为真正的上议院。上议院本来就是贵族院，只是西方国家在左派极端平等主义的压力下，上议院越来越平民化，背离了自由宪政的基本设计。第二，大大增加政府在教育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开支，这方面的开支不得低于某个比例，而且，这个比例还要相当的高，要远远高于现在的所有西方国家。第三，给资助高雅艺术文化的私人基金规定很高的免税额。第四，除了最基层的选举之外，其它选举之前，全体选民必须通过一个“公民资格考试”，公民必须对于“何为好社会？何为好人？”，以及自己如何为好社会尽责具有起码的知识，考试合格才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其次，一定不能让不管哪种形式的民粹民主势力占上风，民主一定要由道德文化素养高的精英主导。

再次，整个社会要大力倡导中华文明特重道德、特重知识，“尚贤尚智”的儒家价值观，大力普及高雅文化，大力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倡导具有高尚品格、高贵精神、高雅趣味以及对弱势群体深厚同情的“平民主义的贵族精神”。

第四，向那些一味迎合低下趣味的大众商品娱乐文化行业，以及能源矿产开采业征重税，用来兴办教育，资助高雅文化艺术。

第五，大力改革教育，在普及公民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的基础上，加强热心研读经典、追求文化精品的人文教育。当然，基本前提是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受教育机会的平等。这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贫富悬殊，阻断贫寒子弟上进之路的最主要原因。

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这些。

哈耶克对于民主制度的改革意见，我认为也非常值得借鉴，就不多谈了。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那种民粹式的所谓“人民性”、“大众性”和极端平等主义，而是一种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精英主义和贵族精神，一种“走最难走的路，作不受欢迎的少数派”，坚持原则、追求真理，不跟从流俗，反时尚、反潮流，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死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圣经》马太福音里的一段话，我拿它作为我的结束语。

周舵  2012/10/20

（对文化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细读两本书：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非常精彩！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