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官的灵魂

作者 译者 吴万伟

          著者 罗伯特·达顿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元2565年暨耶稣2015年2月6日

审查是什么？

如果将审查的概念延伸到包括一切的程度，它就没有任何意思了。审查不应该被琐碎化。虽然赞同权力在很多方面都发挥作用，但是我认为区分国家垄断的权力（有时候包括宗教机构等其他权威）和社会上任何地方都存在的权力非常重要。我理解的审查主要是政治上的，基本上是由国家实施的审查。

国家实施审查的方法各种各样。其行为可能很随意，但这些审查都有既定程序，而这些程序是有合法性痕迹的。巴士底狱的档案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就是即使在囚犯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警察努力搜查线索，依靠严格的审讯确定犯罪。由于受到特定情景的压力，英国在印度（Raj）的审判回归预料之中的判决，但是他们采取严谨履行的仪式来执行英国法律的条文，确保言论和报刊自由的原则。沃尔特·扬卡（Walter Janka）在柏林因为出版一个失宠作家（卢卡斯）的作品而遭判刑是另外一种仪式：斯大林式的摆样子公审开始了清洗行动，这是显示党的路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条路线决定了体系的合法性，在这样的体系中根本没有公民权存在的任何空间。

阅读是审查的基本方面，不仅在于通常导致竞争性解释的检查文本的行为本身，而且也是国家运行的内在机制，因为竞争性解读导致权力斗争，这有时候甚至引发公共丑闻。审查官不仅认识到隐藏意义的细腻内涵，而且还理解发表的文本在公众中引起反响的方式。在东德（GDR），审查官的老练应该不会令人感到吃惊，因为队伍里面包括了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在18世纪的法国，著名作家充当审查官，而印度白话文学的监督审查由博学的图书管理员以及对“土著”民俗文化感兴趣的本地官员担任。把审查当作无知官僚的残酷压迫而不屑一顾是一种误解。虽然审查变化多端，但通常都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要求才干和训练，且往往深入到社会秩序的最深处。 

审查也可能产生积极的后果。书籍若通过了法国审查官这一关就证明其优越质量得到了皇家的认可。这些常常类似于当今图书封面上促销性的腰封宣传。印度公务员系统的秘密“目录”的第16栏有时候读起来就像现代书评，里面常常称赞他们在审查的书籍。东德的编辑既是审查官又努力改善审查文本的质量。虽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文本的再加工相当于开放的社会里由专业人员所做的图书编辑工作。从头到尾，东德的小说都留下审查官干预的痕迹。有些审查官抱怨说大部分编辑工作都是由他们完成的。

每个层次都会出现协商的情况，尤其是在最初阶段即文本开始成型时往往有协商。不过，这并没有出现在英属印度，因为那里的审查仅局限于出版后的压制。在 18世纪的法国，体制外流行的文学著作也不受审查的影响。但是，即便大思想家伏尔泰也会在出版法学或者准法学著作时与各色人等协商，如审查官及其上司、影响力很大的中介和警方。他知道如何操纵权力机构的所有齿轮和杠杆，他是使用这些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家里手。对于东德作家如埃里希·略斯特（Erich Loest）和弗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来说，讨价还价的协商非常重要，很难使之与出版过程区分开来。有时候他们花在段落协商方面的时间比写作时间还要长。双方都明白给予和索取的本质，双方都有一种参加同一游戏的感受，都接受这个游戏规则并尊重对方的要求。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1975年出版的《牛犊顶橡树》中所描述的自己被驱逐出苏联一年后的经历。打开这本书，你期待着遭遇先知在荒野中呼喊的声音；你不会感到失望，因为索尔仁尼琴的确把自己看作弥赛亚。不过，他用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回顾他的经历：那是对文学在斯大林主义社会中作为权力体系而运行的方式的社会学观察，这种观察谨慎、准确、反讽、异常丰富。我们先是在古拉格遇见这位作家。在监狱劳改营的8年中，他写到周围的悲惨状况。被释放后，他当老师并继续写作，生活很辛苦。他在孤独中写作，虽拥有绝对的自由，但他知道写出来的任何东西根本没有办法发表。他的文字只能在他去世后很久才能被人读到。虽然如此，他必须将这些文字秘密保留下来。他默默记住这些话，用钟表指针写在薄纸片上，然后把纸卷起来塞进瓶子埋在地底下。手稿越积越多，他继续将其藏在最安全的、最让人想不到的地方。令他惊讶的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第22次党代会上废除了斯大林的严厉做法，苏联最重要的期刊《新世界报》（Novy Mir）的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y）宣称愿意出版更大胆的作品。于是，索尔仁尼琴决定冒险。他用更温和的形式重写了这部作品，将稿子寄给了《新世界报》。这本书的题目是“伊万•杰克索维奇（Ivan Denisovich）生活中的一天”，最终打破了有关古拉格罪恶的沉默之墙。

在此，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变成了一种社会学研究。他描述了该刊的所有编辑，他们的竞争，自我保护性操作，竭力拆掉他在其中布置的炸弹引线。党中央委员会既聪明又奸诈的代表亚历山大•德门第耶夫（Aleksandr Dementyev）在编辑部会议上布下陷阱，设置重重障碍，特瓦尔多夫斯基为此十分苦恼。作为出身农民的真正诗人，“他首先忠诚的是俄罗斯文学，真诚地相信作家的道德责任，”但他也感受到“党的真理”的压力。最后，他战胜了自己的疑虑，说服编辑部中的怀疑者，并与索尔仁尼琴一句一句地修改手稿，协商需要做出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索尔仁尼琴愿意更改，因为他明白只有修改文本才能扫除障碍并最终变成文学现实。

协商过程本身被描绘出来---泄露的副本、权力走廊上的秘密对话、在赫鲁晓夫的夏季别墅里当面读给他听、最终得到政治局的批准。隐藏在黑暗中的审查官在看到校样稿时惊骇不已，在最后一分钟被告知它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后转而对其大加赞赏。该书出版后引起了轰动，本来索尔仁尼琴已经写好的其他著作也可能随后出版，但他不愿意做出必要的修改而泡汤---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个战略失误，因为机会之窗关闭了。当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接替赫鲁晓夫之后，新一波的斯大林化窒息了真正的文学，并迫使现在已经声名狼藉的索尔仁尼琴流亡海外。虽然有非常栩栩如生的细节，有很多档案材料做支撑，但这个故事不是记者写出的揭露性报道，里面也没有鼓吹西方的言论自由观点。它使用具体的俄国方式宣扬文学是传播真理的工具的先知观。

米兰•昆德拉的写作方式不同，那是欧洲文学多个世纪的反讽的、复杂的、冷峻的、自我清醒意识到的方式。他也遭遇了审查的时代，斯大林主义曾经的一段开放时间足以暴露其错误路线，当开放之门再次关闭后，他最终难逃被驱逐出境的命运。虽然遭遇共产党政权的高压措施，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尤其是电影在19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复兴。当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成为第一书记时，捷克共产党改革者决心在1968年推行“长着人脸的社会主义”。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时期，审查被废除，但在8月份苏联入侵后随即得到恢复。此前一年即1967年的6月召开了作家协会大会，如今回顾起来，此次会议像是布拉格之春的序幕。昆德拉和其他作家利用这次大会作为论坛要求更大的自由。昆德拉在大会发言中求助于文学是“国家存在”背后的根本性力量，是“国家存在问题的答案”，他使用天赋人权的语言谴责审查，引用伏尔泰的说法，

因为真理只能通过平等和自由的对话才能获得。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任何干预都是当今世纪的丑闻，都是在民族文学阔步前进时捆住我们手脚的锁链，无论审查机制和术语多么谨慎。

这样的宣言能够出现在印刷品中么？地位相当于《新世界报》的捷克杂志《文字消息》（Literární noviny）试图将包括废除审查的决议在内的宣言作为大会论文集出版，但在类似于东德HV的“中央出版局”的审查官看来，这实在太过分了。他们禁止媒体谈论这个话题，并传唤《文字消息》的编辑杜三•哈姆西克（Dusan Hamsik）和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与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的头脑弗兰提斯克•哈维里塞克（Frantisek Havlícek）会面，该部相当于东德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部。据哈姆西克的描述，会议变成了针对宣言每个条款尤其是昆德拉演讲稿的激烈争吵。昆德拉本人也在场，他与哈维里塞克逐句协商，包括每个从句和标点符号。他不能简单地拒绝协商，因为作家希望宣言发表出来以唤起民众起来抵抗斯大林主义。他在某些部分取得了胜利，在另外一些部分失败了，但始终坚持认为“对反对任何形式的审查的文本进行审查是荒谬的。”最后，他成功地挽救了他写下的几乎每句话。但是，当他离开会议室时，心情糟糕透了。他向哈姆西克抱怨说“我为什么要如此低三下四？我让他们把我变成了十足的傻瓜。每个妥协都是肮脏的。”随后不久，党中央委员会打电话说这样的妥协根本不能接受。该大会文集没有出版，昆德拉彻底松了一口气。

在哈姆西克对此场景的描述中，昆德拉似乎是个“非常挑剔的顾客，”一个对其艺术承诺坚定不移的作家，对他与政治当局的任何同谋关系都感到恶心。但当危机来临时，像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也愿意修改自己的文章以便能突破党对文学的坚持。他也理解文学是塑造国民身份认同的力量，虽然他将文学与更广泛的欧洲文明崛起联系起来。文学对他如此重要和神圣因而不能忍受在所有斯大林主义政权下决定文学生命的协商和妥协。成为独裁者的帮凶显然违背了他的自我意识，即使即使他进行了抵抗。

内心受到良心和道德煎熬的意识也来自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对他与1980年代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的审查官打交道的描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外建立了极权政权。马内阿在权力分界线的两边都坚持“人类现实”：腐败和狡诈的官员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野心勃勃的作家则试图在完全由党主宰的体制下取得职业发展成就。作为体制内作家，马内阿希望他的小说《黑信封》能取得突破，因为里面有一些精心隐藏的对极权主义的批评。由于审查已经取消的虚构信息，他并没有得到审查官对其书籍的审查报告，只是得到了审查官检查过的文本的复印件。其中80%的内容被标记为删减或者修改，而且没有任何解释。马内阿挣扎着搞清反对意见，花费很大功夫重写了这部书稿，然后通过出版商再次呈交上去。修改稿再次遭到拒绝，依然没有任何解释。

僵局似乎没有办法打破，最后出版商抓住了个机会。他将作品送给“外面的”审阅者，通过朋友圈认识的审查系统退休高官帮助在官僚机构之外疏通搞定。马内阿看到了来自非审查官的审查报告。报告对作品进行了智慧而深刻的阅读，并提出了重大修改建议。虽然很痛苦，马内阿接受了“凶悍的审查官老师”的推荐意见，因为他们代表了他继续在文学界生存的唯一希望。该战略起了作用，这部作品出版后取得巨大成功，作品很快销售一空。马内阿被迫流亡。1988年，他移民美国，在这里他发现了“自由”，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秩序而是复杂的体系，它要求包括“严酷的市场法则”在内的独特妥协方式。虽然承认民主社会实现自由的现实也很艰难，但马内阿坚持认为两者存在区别，这里的情景与他在罗马尼亚的遭遇完全不同。在回顾《黑信封》中所接受的删减时，他并不后悔批评性段落被删除，也不后悔使其蒙受损失的妥协和共谋过程。最后，他得出结论说“审查官办公室赢得胜利。”

丹尼洛·契斯（Danilo Kiš）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时期也有类似的遭遇，虽然斯大林主义的表现形式更温和一些。在回顾与审查官打交道的情景时，他强调了看不见的人物（出版商和编辑）的非正式压力，他们在行使专业人员职能时扮演了审查官的角色，首先是无所不在的自我审查力量。他写到，内在的、自命的审查官就是作家的替身，“这个替身就附在其肩膀上，对还在萌芽状态的文本结构进行干涉，使其不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赢得反替身审查官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就像上帝一样知道一切，看见一切，因为他就来自你自己的大脑，你自己的恐惧和你自己的噩梦。”

当苏联体制的流亡者求助于“自由”和“真理”时，他们并不求助于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也不像哲学家那样说话。他们使用的描述其审查经验的词汇是在具体情境下发挥作用的力量，是一种在压迫性政治体制下决定文学本质的力量。“言论自由”充当了衡量所遭受压迫的严重程度的标准。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种类的限制，虽然许多限制的确也是作家的包袱。对他们来说自由是一种原则，正是自由受到侵犯的经历使其认识到这个原则的意义所在。当然，个人的体验因人而异，变化之大让人觉得寻找一种能包括所有种类的违反自由原则的笼统命题毫无希望。其中包括有些被仔细研究的东西如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实行的审查。他们也明白文学在西方人所说的“自由世界”也遭受种种限制。他们的经历是否支持一种相对论式的自由概念呢？

严肃地对待被噤声的作家或者在斯大林政权下自我噤声的作家的证言并不等同于认可他们的经验，即任何人出书都非常困难。也不是说将21世纪的沉默方式与其他时代和地方封杀言论空间的做法混为一谈。历史学家并没有准备好将过去不同时期的邪恶程度累加起来。但是我们不可能避免做出价值判断，应该有能力认识到价值观影响我们认知的方式，就像我们承认影响认知的概念框架一样。不是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我更愿意转变辩论的立场。

从民族志的角度在整体上看待作为控制体系的审查，我们会发现它弥漫在组织机构中，影响人际关系，并直达灵魂的最隐蔽角落。在研究审查的运行机制时，我学会了更加尊重在特定历史时期与这个世界特定区域的其他公民共同拥有的基本原则。我理解第一修正案并没有延伸到美国宪法的司法边界之外，但是我用所有的热情相信同胞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虽然愤世嫉俗者嘲讽那些抨击“第一修正案的同情者”。虽然试图理解这些，但在当今国家企图监视公民一举一动的时代，我们必须采取保护自由的立场。

译自：The Soul of the Censor by Robert Darnton

http://www.nybooks.com/blogs/nyrblog/2014/sep/17/what-is-censorship/?insrc=rel

本文是作者在2014年9月22日出版的新书《审查官在工作：国家如何塑造文学》的结论部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