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

——答广东社会科学院成建三教授问

作者：张新民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正月初七日壬申

           耶稣2015年2月25日

题记：耶历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中山大学袁伟时先生访余于黔中灵山秀水之间。余与袁先生论学意见多有不合，然讲学论道之馀，私下交谈依然甚欢。盖君子之交，公论不害私谊，持论固然不必求同，人格则当相互尊重。而穿插联络，陪同来访者，即建三教授也。次年初夏，建三教授再次访余，则恍然如对故人，遂有以下录音采访稿，皆因问而答，由其一手整理成文，余不过修饰润色而已。篇前原冠有建三教授按语：“张新民，字止善，号迂叟。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贵州省儒学会会长、阳明学刊主编。长期在高校任教，著作等身，教人无数。治学取向主张义理与考据的统一，生命学问与知识学问的统一；做到学问是有思想的学问，思想是有学问的思想，思想与学问融为一体。自称‘好儒而嗜’”。并录之于此，不敢妄动一字，以伸心境情愫，兼示审慎尊重之意。  乙未年正月初五日谨识于筑垣花溪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

一、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软实力

成：请张老师谈一下对习总书记近来几次关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讲话的认识，特别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三个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的重要观点，这个观点与更宏大的概念如中国梦、民族复兴等有重大关系。

张：文化从根本来说就是人的创造物，反过来它又丰富了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不妨说文化是人类生存与生活不可或缺的根基，没有文化存在就没有意义。世界上绵延不断的文化，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纵观世界各国，能亘古亘今不断发展的，只有中国这个既古老又崭新的文化。譬如古希腊文化就中断过，通过文艺复兴才重新开出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从周代就开始超越宗教文化，向以人文与人道为中心的文化转向。孔子所处的时代，礼乐文明体系崩坏，社会政治秩序失范，他认为重建文化秩序，扎根的基础离不开最根本的人性，而人性的真义便是“仁”，所以他要以仁学为基础，来重建人间社会秩序。仁是内在人性所固有的，但又不离外在的天道。天道是创生，是刚健，是生生不已，是自强不息，人的生命也应该是创生，是刚健，是生生不已，是自强不息。先秦儒家便以人性为基础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这是一种刚建自强的主体性，以能否创生发展为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是生命价值自信的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来源。

中国文化有两个取向，一个是始终关注超越天道，一个是重视内在人性的体验，超越的天道与内在的人性，不但不隔绝，而且根本就是一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根本精义，既不脱离客观的天道论，也不违背主观的心性论，而是天道论与心性论的高度契合与统一。以此为基础，中国历来架构文化制度、政治制度，也从来都要求既要符合天道也要符合人性的。天道人性都通过人心来呈现，人心是与天、与人的交集处，既是创造性力量产生的活泉，也是判断政治好坏的晴雨表。假如政治异化了，体制僵化了，官员腐败了，就一定违背了内在的人性，乖厌了超越的天道，丧失了基本的人心。儒家一贯主张性善习恶论，天性本善，习气是恶，要发扬光大的是善良的人性，要改造对治的是堕溺习气。人类集体的习气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刊落习气才能返归固有的自性光明，建构合理健康的社会秩序，从根源深处解决人类的危机问题。

传统中国一套完整的文化系统，“五四”以来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好东西是经得起批判的。中国人讲天道与人性的贯通，从来都主张知行合一，为什么现在知与行分离这么厉害？我们100年来都在破坏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今天重建至少要花上两个100年——破坏容易建设难，是古今中外的通义，更遑论暴力性的破坏与非理性的建设，无论破坏与建设都以乌托邦的浪漫理想为牵引力，不仅缺乏历史文化长久积累的经验性基础，而且根本就是专制毒素滋生的添加剂。但我相信只要天道不坏，人心不死，中国文化就有希望，人类未来就有前途。不是天道自身坏了，天道是一切存在和价值的总根源，什么时候会坏？是人把事情做坏了，说一套做一套，如何能不坏？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提倡知行合一，无论目的是为了“自救”或“他救”，作为社会良窳好坏的晴雨表，都必须脚踏实地地重建我们的文化。

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发现社会生活根本不能缺少文化。为什么周公制礼那么重要？礼和乐就是一套文化体系，一套以人道、人性为基础的文化体系，或者叫文明体系，催生了一套典章礼乐文明制度，形成了伟大的礼义文化，影响了透过几千年的积累展示出来的民族精神。至少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始终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区域。

文化软实力要有扎根的根基。陆象山说的一句话颇令我感动，心里不可有杀气。心中稍有一点杀气，马上违背生生不息的天道，天道生生不息，创生不已，一旦生机断灭，不仅是个人生命的窒息，同时也是天道的裂痕，也就意味着万物丧失了活泼的创造生机。心中一团和气，满腔都是太和元气，真机发动，一派活泼，自然灵知灵觉、神感神应，如春风化物，万木滋生。激发起人与天地同体的永恒创造活力，在参赞宇宙化育的过程中开展和完成成己成物的人生事业。这是最大最长久的软实力，是对天道人心善加体贴后确实感受到的周遍宇宙天地的活泼真机的自然落实。

成：阳明心学也讲人性论，讲仁爱，主要讲如何克服人心内部存在的私欲，所谓“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无论过去现在，破除心中之贼都是社会一大难题。

张：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本怀，亲情是儒家理论的根本。依照王阳明，仁爱不能不有发端处，发端处主要就是人的本心本性，就是人人都有的良知，离不开人的妙灵真心的显用，当然也需要实践世界的具体落实。人不能在世界之外孤零零地实现自己的价值，人必须在世界之中，站立于天地之间，以配合自然存在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天地生成发展，人也生成发展，人的生存发展只是天地生存发展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文化一贯强调的“参赞化育”的思想。但天地无心，却可以人之心为心。人可以为天地立心，是天地生物、成物的灵性化显现，诚如陆象山所说：“人生天地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级”，当然也就有更多的价值承担，不能不体察天地精神而自强不息。这就是人生应有的责任，但却可以德配天地，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健动性主体自由，虽自由而又一切均合拍于宇宙天地大法。

从生命发端涌出的仁爱，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家庭，然后再层层向外推廓，爱社会、国家，爱天下、宇宙，任何一个环节的封闭都是生命的不完善或不究竟，都意味着现实人生和社会尚需对症下药式地加以改造或发展……亲情是生命存在不可断灭的种性，同时也是其他各种价值沛然涌出的活泉。我们在讲文化软实力的时候，必须追问它的根源，缺乏生命的活源，不能以人的本心本性来作支撑的价值，我认为是不可能长久的。所谓接地气，地气即是人心，即是人的内在向往与认同，最重要的仍是接住人性这个通天而又落地的存在本体，必须在我们生命中开出源头活水。阳明心学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思想资源，因为它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它要把灵性生命彻上彻下完全打开。心的特征是虚明灵觉，虚明是体，灵觉是用，无论感觉系统或认知系统，乃至道德理性或情感体验，都是心体展开发用的结果，是心体必具的活泼功能。我们可以向内体验，也可以向外打开。心灵广大可以与宇宙同体，心灵萎缩也可自私麻木，如陆象山说，宇宙不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人只有扩充心量智慧，才能领略存在的无穷妙趣。

成：习总书记对阳明心学似乎情有独钟，曾多次公开提及。据知习总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时，也与社科院的专家交流过阳明心学。2011年，张老师跟习总有过直接交流，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当时情况。

张：201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文化书院考察参观，我跟他介绍书院，陪同他参观，也有很多私下的交流。参观时，他特别对书院一副对联感兴趣，一下就记住了。对联是“养乾坤正气，育天下英才”，一进书院左侧的励道楼便可看见。交谈主要是围绕涵远读书楼的“涵远”两字应该如何解释而展开。后来到了勉学堂，他有一个精彩的演讲，提到王阳明的《教条示龙场诸生》——正德三年龙岗书院留下的学规——共有立志、劝学、改过、责善四条，他清清楚楚地讲出每一条的内容。我以为可以当作传统中国基本的教育原则。他特别向当时在座的学生指出：“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值得自豪，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一直没有断流，一直在延续、传承。” 

他讲到王阳明龙场悟道，说王阳明一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勉励同学做大事要从小事做起，要始终如天道天德一样自强不息，要在人生的事业归宿上止于至善，追求永恒的大道而非个人的私利。

他对中国文化的精义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和把握。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五千年不断赓续发展的充满了活泼生命劲气的生生不已的伟大传统。送行握手话别时他告诉我以后还要再来“问道”，也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特有的礼贤下士的谦虚精神。但最重要的是政治开始向文化回归，政治与文化的冲突已有所化解，中国文化的主位性已逐渐得到承认，生机勃勃的传统的激活已有了可能。无论有意无意，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长期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撕裂，留下的深沟巨壑，现在已开始有人注意到应该弥缝了。回顾百年来儒家倍受摧残挤压的辛酸历史，我们内心深处不能不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欢愉。但我最大的心愿是国家社会都步入合理合情的秩序化良性运作轨道，所以特别告诉他政治权力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有“道”。

二．阳明心学的源流，政治和学术背景

成：阳明心学的思想来源，集合了儒释道三家的精华。援佛（道）入儒，或者儒释道合流是宋明理学一大特色，王阳明是代表之一。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有个长期的融突磨合的过程，差不多花了五六百年的时间，才吸收消化成为本土化的宗教，形成儒释道三家融通合一，共同发展的文化局面。王阳明年青时曾一度出入于释老二氏，极为熟悉它们的义理涵义，儒释道三家当时都有入世的转向，相互之间都在对话，挑战与回应并重，不能不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一方面直接上承孔孟的心性之学，一方面也继承了宋儒象山一系的道统，宋儒最大的任务是要重建儒家道统，包括形而上世界的恢复或再造。他们大多“出入于二氏，泛滥于诸子”，一部分高明之士都是从禅学中转身过来，最后是“返本于六经”，不仅对佛教展开批判，而且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世界。譬如程明道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他便认为宇宙虚空并非像佛教所说的那样空洞无物，而是森然万象具备并充满了理。理不因人而增，也不因人而减。既然天地宇宙中有理，则人性中必然也有仁义。人的努力就是要通过尽心的工夫来知性，再通过知性的工夫来知天，最后依然是进入天人合一的大化流行境域，获得安立生命的人生至乐妙趣。所以无论读书做人，都要从理而非从书本从人。朱子一生用力注四书，暗中也不甘于儒门长期淡泊的状况，因而不能不积极回应佛教的挑战，重新深挖开拓儒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资源。他们都是从自得之学入手，才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理学世界的。张载说“太虚即气”、“太虚不能无气”，也是不满佛教的本体虚寂之说，认为太虚充满了颇有生命活力的气，体现了天道生生不已的力量。太虚是体，气是用，太虚要成物化物，都离不开气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气既可以聚于太虚之中而成物，也能散于太虚之中而归于无形，气虽动而太虚不动，气虽变而太虚不变。就像冰可以聚于水，也可散归于水，冰虽有变而水性不变一样。太虚之体以“虚”的方式容纳涵摄了一切，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凭借气的聚散方式显示了生生不已的创造性力量。太虚作为形式结构永远不变，气作为具体内容永远在变动之中。有趣的是，我们也可以太虚来比喻心体，不变不化的是心之体，万变万化的是心之用。与太虚同体的心的形式永远不变，与太虚气动内容相似的心的发用则永远在变动中。气既可以与形上世界合一，也能够与形下世界合一，它也反映了人的存在状况，即使深究人的生命结构，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也未尝分离。因而王门后学罗洪先才颇有感慨地说：“心体虚明，万物皆备。”这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说的进一步发挥，但却立根于个人体悟的切身性经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心体是否真做到了“虚明”，只有“虚明”的心体才能与真法界完全合一。王门后学讲心、知、意、物都极为系统，但追本溯源，明代心学的发端，仍以王阳明为开始，有明一代之学，都为阳明之学。

宋代理学集大成的人物是朱熹， 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与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颇为相似，理学经他的手后已变成了一个大系统，明代更成了官方化的意识形态。王阳明同样吸收了儒释道三家的智慧，最终则以儒家为本位建立起自己的心学体系，不仅是对官方化的朱学的一次重大突破，而且也是儒学内部的一场自我革新。王阳明曾修过天台的上观法，也熟悉禅宗的公案，他并不讳言自己受过佛教的影响，也有人批评他是禅学。他的学问高明而洒脱，能够直指人的本心，的确与禅宗有类似的特点，但根本的立足点仍为儒家，直接传承了孔孟的心性论思想。如果可以将朱子比喻为阿奎那，那未则不妨将阳明比喻为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上承圣徒保罗、奥古斯丁的因信称义，开辟了一条人人均可做到的直达上帝天国的自我救赎之路，阳明也遥接孔、孟人性体验心法，揭示了一条人人都能返身直下求得的良知挺立的自我拯救之路。他们都在各自的文化系统中发挥了突破性的作用，引发了与生命存在直接关联的思想世界的巨大变化。

成：请张老师介绍一下阳明心学产生的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了解这个背景对于阳明心学会有更深的理解。你以前曾经提到的方孝孺案，影响有多大？王阳明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区别在哪里？

张：明代与宋代相比有很大不同。宋代政治上比较开放，对士人十分优渥，因而士大夫群体普遍意气风发，他们都希望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都对人间秩序的重建怀抱信心。明代则是专制时代的高峰，不仅相权已经削除，而且宦官专权极为厉害，士大夫群体对政治均心怀恐惧，他们不能不改走“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着重在乡闾谨慎地重建人间秩序。

明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占南京，杀死建文皇帝，胁迫方孝儒代拟即位诏书，方氏坚拒不从，孤忠赴难，结果惨遭“诛十族”的暴烈大祸，亲戚及师友门生遇害者竟达873人，造成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专制悲剧，成为有明一代始终压在读书士人头上的一道阴影，积淀在他们心中的一个沉重巨大的包袱。临刑就义前，方氏曾作有绝命赋，记得其中有句说：“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可求？呜呼哀哉，庶我不尤！” 我们不难看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历史悲剧，又一次在明代开国未久的政治舞台上吊诡性重演。邪恶与正义的颠倒，仁义与暴戾的错位，不仅造成了复杂奇谲的政治格局，而且也使读书士子始终面临着价值选择上的困惑。这不能不成为有明一代知识分子难以解开的心结。外部客观世界的现实与内部主观世界的理想，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当然会造成士人难以抹去的心理紧张与思想矛盾，构成了他们谁也无法绕开的特殊历史窘境。

明代开国未久，即废掉了宰相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内阁制度。内阁相对于宰相，不过只是皇帝的秘书长而已。加上君臣之间相互猜忌，皇帝更多地依赖家奴——宦官，激化了士人皇室的矛盾，权力支配的复杂性更加突出尖锐。如同当时的其它士人群体一样，王阳明也必需面对专制高压的时代困局，特别是他遭受宦官刘瑾迫害，以“有罪”之身谪居贵州龙场后，权力世界的丑恶一直困扰着他的身心，他需要凭借存在的勇气和良知的力量来对抗一切政治上的邪行。晚明东林党领袖曾感慨：“天地不相遇则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则政治不兴，圣贤不相遇则道徳不亨，事物不相遇则功用不成，遇之道大矣哉！”他的慨叹明显是有针对性的，在明代专制力量的压抑下，不仅君臣不相遇导致了政冶的窳败，即儒家一贯看重的道德、事功等等，一切均难以有所作为，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明江山的坍塌覆灭，当然就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扼腕叹息了。

朱熹的理学明代已被立为官学，王阳明早年走朱子的路线没有走通，从朱子的“性即理”之说走出来，而大胆地提倡“心即理”。从而不但将人的主体性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同时也为人的自我完善——成德或成圣——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心性论依据。最能代表人的主体性的当然就是“人人都有的本然之心”，心可以涵摄万事万物，也能发显为人格气象，又可转化为实践行为，去积极主动地面对和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王阳明后来撰写《朱子晚年定论》，调和朱子和陆象山，其实也是在调和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矛盾，因为朱子的地位至迟明代已达于顶峰，不仅是配享孔庙的不世出的“圣人”，而且是国家伦理与价值建构不可或缺的“典范”，与他对抗显然容易上升为是与官方意识形态对抗。所以他对朱子的批评是曲折的，必须小心翼翼，尽量减少差异，才能绕过政治干预的暗礁险滩。王阳明的心学从来都不是官学，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被打成伪学。学术问题政治化乃是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在权力支配笼罩一切的时代。即使后来自清以迄民国，喜欢阳明心学的人很多，阳明心学在近代发出很大的声光电响，但也从未成为权力所认可的官方学术。

王阳明将朱子的“性即理” 扭转为“心即理”，但“心”显然具有更多的感性色彩，尽管它上通天道，下贯人道。“心”在形而下的世界，当然会有自己的发用流行：第一，它可以把外部的世界收摄进来，乃是我们了解或观照外部世界不可或缺的认知窗口；第二，它充满了感性的具体内容，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我们要依据心体“未发”时的心理存在状况，来更好地调节“已发”时的感情表达方式。情的深化、纯化、美化，可以成为诗，成为歌、成为一切艺术。我们观察明代文学世俗化的发展方向，也可看到潜藏在其背后的阳明心学的巨大影响。如果感性内容不是来源于本心本性饨正高尚的情，而是来源于物欲牵引的盲动幽喑的躁动力量，人不仅不能理性地把握，甚至根本就会陷入异化的泥坑，在个人即是生命的歧出，在大众则是社会的病相，心灵可以净化也可以污染，道心人心只是一间之隔。

成：阳明心学有精神自由、思想解放的特点，对前人思想不迷信、不泥古，不以圣人是非为是非，不以帝王是非为是非，并且超脱世俗利害，独立思考，直指真理所在，对后世思想解放有很大意义。

张：王阳明表面是对抗一个朱子，很可能在权力拥有者看来，是对抗整个意识形态，对抗庞大的国家权力。他一生推崇良知学说，背后却始终感到政治气候的压力，所以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以不谈政治的方式来谈论政治。我们必须将他的著述及其所处的时代进行适当的比照互观，才能更好地解读出政治气候环境对他的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我有充分的理由证明，王阳明强调良知无是无非而又知是知非，就是认为是良知而非朝廷才是判断是非的存在依据。他说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暗中的预设也是不以朝廷的是非为是非。良知是什么？良知就是天则明师，知是知非的天然判断依据，人人都有，不必外求。借用他的巧妙比喻，就是人人心中都有定盘针。我们今天用什么来作判断是非的标准呢？我想依然离不开自己的良知，离不开自己的道德理性。良知也是本心，符合本心的就去做，不符合本心就不去做。不能当学奴，也不能当官奴。良知能维护人的尊严，也能承担一切伦理义务。这就是人的思想解放，也是主体性的最大开显。康德认为无论任何人都应该遵循自己的意志准则，而遵循自己的意志准则应该永远成为普遍的立法原理，又强调人是目的，而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应当是普遍立法的意志，它们合起来可称为康德三原则。我想最能体现道德理性和意志原则的当然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按照自己的天命之性下贯而显现的良知去主动选择自己的行为也应当是普遍的立法意志，天然本善的良知意志和良知原则同样应成为普遍的立法原则，正因为人人有良知所以人人是目的，也应该成为良知三原则。人类要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自由，就应该永远在道德王国的旗帜上大书特书“良知”二字。

三、王阳明龙场悟道，究竟悟到了什么？

成：龙场悟道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件大事。如何看待王阳明创立心学？龙场悟道究竟悟到了什么？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前后的思想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张：谈到阳明心学，我以为有几点需要强调：第一，它是生命的哲学，对心性有极深的体悟，涉及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的各种问题，除了佛教之外，远非西方任何一个心理学流派所能比拟。第二，它是苦难的哲学，是阳明经历百死千难的痛苦折磨，在身处生与死的边际临界线上，体认出来的人生真理，参悟出来的生命真谛。第三，它是专制高压逼迫出来的哲学，是对权力世界不公平不公道的现象进行反思的结果，既要维护存在的尊严，也要建构理想的秩序。第四，它是一种意义的哲学，是从心性本体涌出意义而满心欢愉的切身性的学问，不仅想要生命充满价值，而且也希望世界充满意义。第五，它是反异化的哲学，无论讲心讲良知，讲诚意格物，都有对抗朝廷专制的意义，都有解构虚假权威的价值，因而必然具有解放人性、解放思想的作用。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生命的大转折，在此之前他有焦虑有困惑，有徘徊有彷徨，他的终极目标是成圣，但成圣必须有一套方法来加以配合，什么样的方法最为合理始终是他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他走过朱子的路子，也走过佛家和道教的路子，修过天台宗的止观法，练过道家的导引术，甚至一度有过神通，但似乎都距离成圣的目标甚远。他始终放弃不了自己强烈的人文关怀，也不忍割舍心中的亲情道义，尽管出家修道的念头是在暗滋潜长。他的特殊的形上兴趣，罕见的宗教情怀，又总是使他能够欣赏佛教的超越智慧，赞叹道家的无我精神。一次他在九华山询问一个闭关多年的僧人，问他是否还起念，僧人回答不能不起，他当下就告诉僧人不讲亲情是断灭种性。可见龙场悟道之前，他虽不时在正道上歧出，但大体仍以儒家路线为主，因为儒家所建构伦理世界，从来都未曾脱离过人生最重要的亲情。它是以最最天然的血缘亲情为出发点，来建构能够安顿人的生命的伦理世界的。他后来对佛教有批判有吸收，如果不涉及形下的伦常世界，仅就形上超越的世界而言，佛教的确是他悟入道体的增上缘，但就形下的人间秩序世界而言。他最终走的仍是儒家的路线——就是内不忘正心诚意的成圣工夫，外不忘家国天下的秩序建构事业。

王阳明龙场悟道究竟悟了什么?，严格地说，任何现成的答案都是毫无意义的，毕竟别人吃饭自己不能饱，如果不是亲历亲正，一切都是概念游戏而已。或许我们可借用康德的表述，真正的悟道就是彻底掌握了以前晦暗不明的形而上学的全部秘密的关键，不仅思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生命也从此焕然一新。所谓转向当然是哥白尼式的转向，焕然一新也是脱胎换骨式的焕然一新。一切形而上学的答案都明明了了，一切深刻而崭新的有关事物本质的洞见都从心中自然涌现。毫无疑问，形而上的方面的体认只能是证量功夫，是直观智慧的豁然朗照，根本就与概念或逻辑思维无关，但却可以借用概念或逻辑思维来传达其不可言说的秘密信息。“现量”与“比量”尽管是两回事，毕竟都为真正的人生所必须。无论儒家的尽性或佛教的见性，都是要证入形上超越的本体世界。方法只能是王阳明龙场悟道时所用的“默坐澄心”的功夫，这也是所有宗教证入本体的必经之路，前提是敢于拿自己的生命来做试验——能够直面生死——主动进行自我体验。王阳明的默坐澄心功夫显然是因，大彻大悟证入道体则是果，形上形下完全打通，内外之道彻底合一，也就是他所说的“圣人之道吾性具足”根本就不需要向外放逐追求。

“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信不疑”。 悟道乃是浃骨切髓的实存主体的切身性真实感受，必然会对生命的真理起信不疑。如同《中庸》所说尽心知性知天一样，乃是悟境证量工夫的直接开显一样，阳明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是悟境证量功夫的直接开显。修持工夫不到，悟境就不会开显。修持有十分，悟境就有十分。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多谈修持，少谈悟境；多谈功夫，少谈本体。修持到，工夫足，悟境必到，本体必显。王阳明如此，今人也如此。

龙场悟道之后，对王阳明而言，当然就要行道，行道就是如何展开、丰富、发展的问题。或许也可用佛教的表述，就是如何以行道的方式回向众生，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接引他人证入本体，一方面必须契理契机，一方面可以方便善巧。未悟之前是如何证入道体，不能不在孤峰顶上独坐，既悟之后则是如何示显道体，必须十字街头打开。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凡讲知行合一，讲心即理，讲至善在于吾心，讲致良知，讲天人合一，讲事上磨练，解释《大学》的格物就是格心，致知就是致良知，都是透过道的体悟而展开的言说。但是悟道难，行道也难，他在行道过程中也遭遇了不少困难，猜忌与攻诘始终不断，均显示了历史文化的吊诡或奇谲。

四、致良知，如何成为可能

成：如何认识阳明心学四大理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四句教的要点和逻辑关系？可以总结概括其中要点吗？

张：如果要总结的话，包括历代大儒的思想系统，实际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内圣，一是如何外王。内圣即是修己，外王则为治人，合起来也可称为修己治人。前者必然联系着人性的自我了解与自我净化，后者则更多地表征着人文的诉求或秩序的建构。人性的自我省察与人文的外在开显两个向度，始终都是传统学者致思的核心题域。

就我自己的理解而言，如何内圣涉及个人生命的安顿，与之相应的则是一大套功夫，包括证道践行，优游入圣域，就是要进入真正圣境。实际上是为己之学，实现自己的价值，了解自己的真实生命。首先就是证道，要率性尽道，尽了道，见了性，了解了自己真正的存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存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完善的存在状态是什么样子，要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第一条，作为修身要放到前面。但是儒家从来都不是只求自己解脱的自了汉，所以王阳明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关怀，就是怎么去重建天下秩序。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虽戎马倥偬之际，仍始终不忘讲学。他认为“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而心不是一堆死物，当然可以发用流行，流行发用乃是性之理透过心而显现，显现则由未发而至已发都必须符合中和之旨。不过，一旦为无私欲遮蔽，心也可能封闭萎缩。

知行合一说的“一”是指本体，知与行乃是本体的一体两面，很具特色。人类的生命活动永远都有知也有行，知行合一即意味着生命的完整和统一，如行分裂则意味着生命的虚假与分裂，行必须有知的引导才是真正自觉的行，知必须转化为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知，否则行必然是冥行，知也必然是妄知。自觉之知与行为的外显，乃一机同时共在共发的，它当然有道德实践的向度，如同人们天然的好好色和恶恶臭一样，心能不待存而自存，知可不待致而自致，二者也可以统一为致良知的生命实践活动，良知的实践活动就是知行统一的人生实践活动，离开了知行合一的道德活动只能是天上飘浮的诡异怪物。

良知本身无是无非，但又随时随地知是知非，它既是“虚明灵觉”的心本体的现象展开，又是天命之性的活泼发用机藏——至善之性不能不有一落实处。致良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过程，体与用合为一体不断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它不仅代表了人生应该臻至的境界，而且也实践化地显现了生命存在的本然价值。

王阳明晚年提出的“四句教”，乃是其良知学说义理系统的高度概括。其中“无善无恶心之体”，当是指超越善恶截然二分的绝对至善心体，以此至善心体为本体论出发点，才引出了一系列的工夫论。本体与工夫合为一体，不仅要凭借本体的良知来知善知恶，而且要在工夫论上踏踏实实地为善去恶，最后仍要返回无善无恶的心体，一展超越的人格风姿。生命从此获得了由俗向真又由真向俗的凡圣不二的真谛。牟宗三称良知教为大圆融教，我以为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致良知首先要解决自己修身的问题，必须在性命上透得过，境界上打得通。其次要致力于家国天下的事业，寻找人类合理的安身立命之道，建立良好的人间社会秩序。几千年来的一流儒家人物及与之相应的儒家传统，他们的致思取向都是如何在一个合理、和谐、健康、稳定的秩序中更好维系和发展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包括内部心灵复杂结构的心灵秩序，以及外部的伦理、生态、政治、艺术、宗教的社会结构秩序。所以儒家总是有自己的秩序情结，他们总是汲汲于人间秩序的重建活动。内圣与外王合为一体，才能反映儒家的真实全貌。王阳明一生的作为，包括他在江西整顿乡闾秩序，都必须从内圣外王两个方面，才能获得完整全面的理解。

明代儒学的整体发展方向，是深入民间社会，走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平民化的历史性特征十分突出。这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即基督教宗教的平民化入世转向，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马丁·路德改革后的基督教可以不上教堂或不经过神父，直接与上帝进行沟通，上帝就在每个人心中。阳明所说良知不像宋儒的天理天道那么高高在上，它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可以说人人心中有仲尼，甚至满街都是圣人。而人人都有良知，即意味着人人都可以透过道德实践获得存在的意义，不必通过权力世界，未必政治活动，一样能够实现生命的价值。良知既内在又超越，虽然难以成为官学，却容易为普遍百姓接受，它明显地有一世俗化、平民化的发展方向。将王阳明说成是东方的马丁·路德，我想当不是太牵强附会的。

当然，良知学说在普及的过程中，也有不断庸俗化或肤浅化的可能。严格地说，致良知作为一种功夫，不能仅限哲学讨论或概念分析，必须转化为活生生的实践行为。一切有关存在的学说，一切道德化的表述，都应该是实践性的。在真正的儒家学者看来，社会也好，国家也好，举凡整个大千世界，都是生命实践活动的道场。天地之间只是一个感应，万物一体才能体现灵性生命的本质。良知学说的核心乃内外上下一齐打通，不仅知与行浃然无间，天与人亦完全合一。这是一套将生命彻上彻下开放至极限的学问。遗憾的是，现代人讲良知时，不是丢掉了“上半截”，就是遗忘了“下一截”（阳明语）——或不是有体无用，便是有用无体。 

成：探究一下阳明心学的知识理性。一般认为儒学，包括阳明心学主要关注道德理性，忽视知识理性，这是导致中国思想传统中理性思维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东西方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我个人认为阳明心学中知识理性十分突出，也看到成中英教授这方面的论述，不知张老师如何看这个问题？

张：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不仅是道德论的，更是存在论的，既以心性为扎根的基础，又有宇宙论为其存在的环节。它包含了很多层面，但最重要的是本体论的道体。道含摄一切存在、又超越一切存在，包括道德、知识，都以存在为前提，而存在又以道为前。道是大全，可以透过人的自觉行为，建构道德，成立知识。人及其所创的文化的发展方向可能会有某一方面的侧重，但其背后的道体的可能性则永远向人类开放。

道体可以发用流行，所以它不是西方式的逻辑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不可言说的存有。无一物不在太虚之中，即无一物不在道体之中。良知之体便是太虚之体，也是内化于心性之中的道体。太虚是一真法界，本自生生不息，良知也是一真法界，本自生生不息。但自孟子提出良知良能之说后，王阳明将其发展为系统的良知学说，道德的向度极为突出，知识的向度相对薄弱，与心性论的深刻周延相较，知识论却显得相当简单薄弱，研究主观世界有余，探究客观世界不足，客观世界作为一独立的研究领域，始终未受到心学学者的重视，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可以良知统摄知识并发展知识，良知之“知”是存在之“知”，完全道德化显然不够准确，完全知识化当然也会出偏差，我们的存在之知要求我们做到道德与知识的良性互动，我们就必须全力开出人类生命所必须的道德与知识。 

与王阳明身处的时代不同，当下的问题是道德危机问题，而不是知识危机问题，人作为具有现实内容的时代和社会存在，应该看到无道德人就会异化为工具，无知识人也会沦陷为愚昧，但今天的问题是人人自私而用智，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以道德的方式来强化人的真正独立和自由，一方面也要以知识的方式来增加人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如同道德的核心是人类的良知一样，知识的核心则是人类的理性，我们今天可以一心开二门的方式，同时彻底打开人类所必须的道德门与知识门，在道德与知识交相辉映的世界中，从而更好地维护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彰显人所以为人的良知和理性的无比力量和光辉。社会生活的道德行为方式和理性生活内容是可以随时代而变迁的，但是良知的本体形式与理性的结构形式则是永远常青的。

良知以心为体，心以性为体，性又以道为体。心和性的起用流行就是生命活动的展开，固然是以德性之知为主，不能不是道德论的，但也不排斥见闻之知，是可以包融知识论的，用现代方法包容进来就是一心开二门：一个是价值论、一个是知识论。因为心是有各种活动的，无论认知、情感，抑或体验、思维，乃至意志、信仰等等，都离不开心的活动，心可以是道德之心，情感之心，也可以是认知之心，思维之心——“心之官则思”是孟子说的，也是王阳明反复强调的。但心的存在状态或功能虽多，就其自身而言则有巨大的同一性。王阳明讲“心即理”，就是看到了人人心中都有“理”这个巨大的同一性。同一性的心才能显示我们作为主体的人的人格统一性。心的一切活动都因其自身的功能而起，最终都可上升为主体显明意识的自觉活动。我们谁也不想放纵自己的心到一个无理、野蛮、混沌、无序的世界中去。心时刻都受到朱熹讲的“性即理”的“性”的规约或限制，天道或天理必须透过人性而在人心中有所落实，但心也有可能受到习气的牵引而封闭下沉，以致心中之理完全为私欲的阴霾所遮蔽。因此，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如何选择自我存在状态的大问题，每一个朝向终极的人生选择都意味着生命的自我洗礼。这或许也是王阳明一再强调必须重视“事上磨练”功夫的一大原因。

有必要说明的是，心即理的理是天理，不止是简单的道德化的理。凭借尽心知性知天逆向体验的工夫，我们可以建立一套形而上的体系；通过心灵格物致知顺向认知的方法，我们也能够建立一套经验知识系统。但王阳明之所以讲“心即理”，讲“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主要还是为人类世俗生命寻找自我完善的本体论依据。他为什么特别重视良知教，也是因为“人人心有仲尼”，对心性本然性的“至善”充满了信心。心是形上与形下、超验与经验交汇的中心枢纽，乃是理解现实世界的人的复杂性的重要关键。心的超越当然就象征着人的存在的尊严，人的存在的尊严当然也就意味着心的超越。与此相反，心的沉沦便意味着主体的异化，主体的异化当然也象征着心的沉沦。前者显然才是真正的主体，后者则是主体的无化(虚假化)。我们切不可低估了心的复杂多样的功能，只有与天命之性相联系的本心，或者说能够与万物合为一体的仁心，才是存在与存在者的真正主体。黄宗羲认为“盈天地间皆心也”，他看到的是心的更广大的存在状态，心包含一切道德、一切知识，一切存在，离开了代表人的灵性生命的心，一切都无从开显并呈露出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但无论超越的心或道德的心，都必须实践化地落实于人的生活世界，都应该转化为文化制度秩序的建构活动，目的在于开出一个人文化成的目的王国，人在其中则能展示自己健动自由的主体性精神。

五、儒家的道德诉求是宗教，也是哲学

成：一般认为儒家的道德是世俗的道德，主要讲个人修养，讲社会伦理，缺乏宗教意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有一个世俗化的大趋势，因为没有宗教，中国的世俗化更为严重。

张：儒家的道德世界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道德，也是宗教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从形上超越的世界看，能够与类似于上帝的超越界沟通合一，但绝不将其人格化或位格化；就形而下经验的世界看，又建立了一个广大的教化体系，开出了人间性的伦理世界。它当然是哲学，因为有体贴用功处总结出来的学理系统来作支撑；但它同时又是宗教，因为有满心敬畏和欢愉的生命信仰来作引导。它是彻上彻下打通合一的，始终都发挥了秩序构建的功能。借用老子的表述，它是道与德合并为一片的，是由道开出的德，是有德可显的道，既有心性论的扎根，也有天道论的依托。当然，现在中国经过长期的反传统思潮的“洗礼”，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裂变，世俗化的发展日趋明显，人生的病相也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人为破坏，外部世界不断世俗化，内部世界迅速虚无化，合在一起便是人的整体性沉沦。因此，重建中国的道德世界非常重要——必须回到孔子的仁，孟子的义，朱熹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从人性和天道的深处扎根，同时借助我们的历史文化经验，配合一整套的包括制度在内的文明系统，经过几人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还原我们纯净的光明人性，恢复道德与信仰世界的尊严。本体之心神感神应、妙不可言，如何激活心灵的创造性生机，真正做到即世俗即超越，虽世俗而不乏神圣，乃是对现代政治发展走向的考量，也是对人类生存智慧的考量

成：当代新儒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宋明理学成功回应和整合佛教挑战的基础上，以一个东方思想新的姿态回应和整合西方思想的挑战，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前景？

张：新儒家要开出新的发展方向，它的终极目标和西化派没有两样，即暗中的目的都是预设科学和民主。只是西化派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对立的，他们一向主张将中国文化统统打倒，然后才能把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两个大菩萨请进来。新儒家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是对立的，在保持中国文化优质特征的同时也能将两个大菩萨请进来。他们手段不一样，目的则完全相同，实际都是西方中心论，都迷信科学和民主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然而以科学为大菩萨而排斥其它一切，人文精神取向的意义世界从此遭到了割裂与消解，非科学与非合法合为一体，长期成为落后与罪恶的代名词；以民主为大菩萨而排斥其它一切，诸如忠、孝、悌等一套传统核心观念都成了完全负面的价值，一切以乡规礼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习惯法都成了陈旧愚昧的象征，无一不该作为历史的垃圾来加以扫荡和消灭。事实上，科学与民主早己越过了自身应有的边界，成为上至国家下至民众的最高秩序原则，传统人文与人道主义取向的活泼精神生机气脉从此荡然无存，堪称世界文明典范的具有浩荡博大人文气象的文化中国已不复存在，不但我们自己已经成了文化上无根的人，即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也异化为外在于我们生命存在的“他者”。中国人的人文素养与礼义风范的退堕，较诸古代大德先贤不啻千里万里。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高悬科学与民主两面理想主义的旗帜，尊之有如天帝神明，但实际的情况却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历史的吊诡决定了永远没有一劳永逸解决人类问题的现成答案。

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肯定是要借鉴西方经验。但这是一种以中包西的借鉴，而非以一方去否定另一方的借鉴。历史上的佛教并非是以否定中国文化的方式硬撞进来的，而是以和平对话的方式互融互包最终得以生存发展的。人类只有凭借东西方全面完整的经验与智慧，才能以更加宽广的胸襟建设和发展未来的文化。而中国文化经历了西方文化的长期挑战式冲击和洗礼，也一定能发展出更加成熟合理的人文与人道主义取向的文明新形态。

成：杜维明先生认为21世纪是阳明心学的世纪，不知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这可能是一种前瞻性的方便之说。有没有一个第一哲学还很难说，因为实现思想的历史始终在前进，我们是接近了人的目的王国还是远离了人的目的王国，历史只能以吊诡性的结论来作答案，但从来不作慷慨的许诺或现成的答复。多年前李泽厚说美学将成为第一哲学，我曾当着他的面说精神哲学才应该成为第一哲学。与精神哲学相较，美学显得太狭隘。我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回顾一百多年的历史，人类的物质生产水平与精神发展水平根本就不成比例。今天大家看到的，人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精神却失落了，意义也迷失了。物欲横流，陷机四伏，教衰德败，官堕民怨，而如何自拔的问题，如何拯救的问题，便不能不在人类的显明意识层面上凸现出来，于是精神哲学也必然成为讨论分析的热点。第二，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越来越深入，积累的知识也越来越多，外到太空，深到海底，都留下了人类探究认知的足迹。但如同古希腊的古老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老子所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几千年来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究竟深入了多少？积累的知识系统究竟有几人能说明白，对比孔子、古希腊的时代，我们对自身的认识究竟是加深还是肤浅了？这些都决定了精神哲学将成为第一哲学，而我所说的精神哲学实际即是杜维明所说的心性之学，只是担心引起经过现代思潮洗礼的人反感，故特意换了一个他们更能接受的新名词。但将整个21世纪都说成是阳明心学的世纪，似乎有了一点一统天下的排他性，而换成第一哲学的说法，则更多了一些包容性和开放性。

心性之学积累的资源非常多，代表了中国人认识自我的深度与广度。我想我们必须面对两个世界：一个是外部的客观世界，乃是我们必须置身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的客体世界，需要积累一套知识系统来加以客观把握，不妨从知识论的进路来入手；一个是内部的主观世界，乃是我们存在的身心合一的主体世界，时常需要以体认的方式来进行自我了解，应该多以心性论的方法来下手。两个世界我们都有必要深入探究和认知。现在是人心都向外追逐奔驰，却遗忘了反观内省认识自我的重要。这方面古人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文化成已成物的发展方向。精神世界的广袤，心理结构的复杂，灵性生命的奇特，身心活动的微妙，难道不需要人们去深入向内体认和领会吗？我们办了一个《阳明学刊》，不少文章台湾学者拿去定期讨论过。无论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或宗教式的体验方法，作为一种心灵认知或精神探究的学问，都不要轻易否认或放弃。严格地说，我们对自己还很无知，特别是与客观世界的认知深度相较，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往往是一片空白，必须整合科学、哲学、宗教的各种认知与体验的资源， 并结合自己的身心证量工夫来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我们才能建立起一套生命的实践与理论结合的完整学术体系。而2l世纪成为阳明心学的世纪，才具备了历史的客观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想起一件事。国务委员戴秉国曾两次造访我所供职的中国文化书院，第二次是他御任后参加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专门到书院作了一次座谈，他说：“心态决定生态，心境牵动环境。”与生态相较，心态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不仅要净化或美化生态环境，也要净化或美化心灵环境。心态关涉人应该如何存在的大问题，我想也可以纳入精神哲学讨论的范畴。在如何认知自己和如何安身立命两个方面，王阳明的心学依然能为人类提供大量的重要思想资源。

六、梳清学理、正本清源，重建秩序、价值和权威

成：从中国当下情况，进一步深入研究、推广阳明心学，请张老师提出宝贵建议。

张：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几乎已被糟踏殆尽，我们现在可能要用两个一百年才能恢复和重建。就像摧毁一座宫殿易，只是几分钟的时间，建设一座宫殿难，必须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因此，现在必须耐下心来，一砖一瓦地积累，一草一木地重建。功夫长期由微而著，才会真正见成效。

至于心学的研究和推广传播，我认为首先必须做好学理上的澄清辨析工作。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我们在“知见”上既不正确，行为上又颇为盲目，知既不能转化真切笃实的行，行又不能提升为明觉精察的知，要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重新激活现化化语境中的心学思想资源，请问有现实的可能性吗？必须以严格的学术训练的功夫，揭示古典文明的精微妙义；以深入体贴的方法，积极从事生命的学问。只有深入古人的内心世界而与其同一境界，我们才能“知”得正确和“行”得踏实。孔子整理《六经》，影响一个时代。周敦颐、张载、二程、朱子也都通过他们的讲学活动，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风气。王阳明龙场悟道后有似西方传教士的布道活动，也形成了一个令人长久瞩目的心学学派。今天应该有一批人敢于站出来，承担起重建中国学术的责任，引领风气，扭转乾坤，从而最大化地彰显华夏民族雍容大度、和平中正的文化新气象。

第二，必须正本清源，即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优良传统必须通过创造性的诠释，重新进入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最终则成为有具体人格精神力量支撑的活态的存在。孔子曾强调“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心学思想资源必须活化为活生生的具体人格事实，真正成为教育方面的身教典范，能够让顽者立，懦者兴，堕者起，贪者廉，我们才能称得上是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新心学。遗憾的是，现在的学校只有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少见人格教育、生命教育。媒体上宣传既无正学正讲，也无正学俗讲，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尚有很长的路途要走。

第三，要重建秩序，将重建秩序视为未来工作的重点，其中不能不注意的便是通过移风易俗扎实而艰苦的工作，引领社会风气转变，重建华夏文明特有的礼义秩序。所谓的文化的复兴，必然包括良好秩序的重建，建立人人都可以在其中安立生命的天人合一的秩序，天是指我们存在的最本然的状态，人则为我们的文化创造活动，二者合为一体，即文质相宜的理想化状态，也是儒家一贯强调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合理化文明形态，包括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与礼义交往，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与礼义交往，地区与地区的伦理关系与礼义交往，国家与国家的伦理关系与礼义交往，而每一个人都应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与礼义交往结构中恰如其分地自我定位，做到官有官样，民有民样，一切都在秩序化的运作过程获得安适合理的安排。而政治秩序作为其中的核心枢纽，乃是重建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政治秩序的好与坏乃是国家社会好与坏的晴雨表，以良好的政治秩序带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的健康发展，中国的未来前途才可能有希望。

第四要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价值系统是文化的隐性存在，政治制度则是其外显形式，人之所以活得更有意义，即在于能领会和创造价值，而价盾又能外显为行为方式，最重要的则是一套制度体系。价值要与理想、信念合为一体，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中国几千年来向往的和谐、和平、安宁、自尊、自强、友善、谦虚、勤劳、节俭等等，都可以纳入相应的价值系统来加以重建，最终则融入人们生存、生活与劳作的秩序结构之中，形成一个民族及其所创造的文化的伟大性格与特色。

第五，必须树立各行各业可靠的权威，所谓可靠的权威乃是指真正而非虚假的权威。真正的权威带来真正的秩序，虚假的权威带来虚假的秩序。缺乏权威的时代必然是平庸的时代。这也是孔子最为重视的正名思想，每一个人都要按照名分的绝对性来尽相应的职责，必须以名求实或以实责名，名实错位或名实乖舛只能导致秩序的紊乱，秩序的紊乱则意味着自由与创造的生活空间的封闭或阻塞。 名实相符可以强化人的身份角色意识，当然也就需要以仁爱精神为支撑来建构合理的礼乐制度秩序。

权威创造典范，典范引发模仿，模仿遂形成相应的知识谱系，不仅转移了社会风气，而且积累了相应的文化资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形成家族相以的系列文化成果。譬如司马迁是史界权威，《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响，不仅形成了以其为典范的一系列知识谱系，而且开创了整个中国史学的天地。杜甫是诗圣，他的诗作有如诗坛上可供祭祀的神明，不仅开创了一代诗歌撰作风气，而且强化了华夏民族的诗化气质。这就是西哲怀海德强调的“创造的少数”，他们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虚假的权威不仅会引起心理认同的失措，而且会造成社会恶劣的作假风气。其中最要防范的便是权力的越位与滥用，任何人都不能越过权力的边界，去无端地向社会或人民索取诸如博士、教授、院士的虚假称号，以假权威的方式搅乱国家社会的正常秩序，否则最终的结果便各行各业都由假权威滥竽充数，以致全民全社会统统作假。可见重建真正的人人认可的权威，即是重建真正的人人认可的秩序，重建可以完好运作的秩序。秩序则是文化复兴的前提，是人类福祉的保障，其意义不可说不大哉伟哉！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