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意义追问

作者：孙铁骑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正月十二日丁丑

           耶稣2015年3月2日

［摘要］哲学永远要追问生命的存在意义问题，意义追问源于生命的自觉。但西方哲学的理性思维因无能回答而回避了这一问题，将生命意义交给了宗教的上帝，并沉沦于物欲的追求中。而中国哲学则具有完备的意义寻求机制，在超越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维度上解决了现实人生的意义寻求问题。

［关键词］意义追问；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理性

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是发自人性本质的终极追问，亦是真正的人类哲学必须回答的终极问题，但西方哲学的理性思维却无能回答此问题，正是此问题的悬而未绝使西方哲学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最终被宣布了终结的命运。而“哲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停止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源自人性本质的意义追问仍然期待着当代哲学的重振与复兴，回答生命的存在意义问题。而中国哲学早已解决了生命的存在意义问题，西方哲学应当转向中国哲学，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应当回归传统的中国哲学，而不是拾西方哲学的牙慧。

一、意义追问的发生机制

人之所以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是因为人具有理性的自觉，这种自觉是一种生命的自我确证，即将自我与他人，与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区分出来。而这种分别是一种“理性的计较”，人从来都是自然与世界的组成部分，人从来都未曾生存于自然与世界之外，但理性的自觉却以主体的自我确证的方式将人从自然与世界的共在之中“独立”出来。而这种“独立”只是理性的对象性认知使然，而不是人作为主体真正脱离了这个世界，真正成为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另一种存在。

但理性的这种主体性自觉虽然不能真正将人与自然和世界割裂开来，却直接产生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生命问题，那就是生命的意义追问问题。一当主体之人的理性自觉将自我与他人、与世界区分出来，也就使自我孤立出来，使自我割断了与他者的天然联接。每个自我虽然具有了由理性分判而获得的自我确证的主体性，却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单子”，成为一个无所归依的存在。从而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孤独的，也就是西方哲学所言“人是被抛的存在”，人被抛入这个世界，没有根由，从而孤独无依。所以现实之人总要努力的投入社会与群体之中寻找生命的支点，寻找他人的肯定和认可，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天生的政治动物”。但无论主体之人如何投入社会存在与群体之中，其得到的只能是生命外在的支撑，仍然摆脱不了灵魂深处的孤独与无所归依，因为他者与社会永远是外在的存在，不可能真正进入主体之人的心灵深处给予生命内在的支撑。任何外在的存在都无法回答“人何以存在”的问题，亦无法回答“人如何去存在”的问题。在哲学反思的层面上，没有一个他者可以告诉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又要为什么而活？因为此问题根本不是由他者提出的问题，他者自然没有回答此问题的义务与权力。生命的存在意义问题完全是由主体之人自己提出，从而只能由主体之人自己来回答，而不能依赖于任何他者给出“我”的存在意义。所以西方人要用上帝作为自己的终极意义来源，宗教信仰几乎与西方文明史等长。而当代中国人在引入西方文化，抛弃自己的传统信仰之后便成为文化上的流浪者，造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的价值沦丧，意义迷失。

反思至此，可知生命意义问题是纯粹的主体性问题，主体之人借用理性之力造成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又以理性自觉去追问生命的存在意义。而理性提出了意义问题，却不能解决意义问题，从而造成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主体之人本可以不提出生命的存在意义问题，不思考“人何以存在”的问题，人仍然可以自然的存在。但主体不甘心于自然的存在，总是要以理性的自觉确证自我的存在是有别于他者，有别于自然与外在世界的存在，从而必然要追问自我的生命根源问题，使“人何以存在”成为最根本的人生问题。这一问题是一切人生问题的前提性问题，是生发出全部人生问题的最基本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1］（P296）故反思人的生命存在问题，不能不首先反思“人何以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人生意义问题。故在哲学存在论上，“人何以存在”的问题一经提出，就意味着主体之人已经丧失了自然存在的能力，从而必然要面临“如何去存在”的选择问题，也就是人已不会自然而然，必须要寻找某种人为的 “生活样法”，也就是文化的展开过程。而“人如何去存在”的问题实根源于“人何以存在”的问题，在解决“人何以存在”的问题之前，“人如何去存在”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从而可以在终极的意义上说，一切文化问题都根源于人生意义问题。

将此哲学反思的抽象问题落入现实生活之中，就是现实之人要想知道自己应当“怎样活着”，首先要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而现实之人往往忙碌于，并急于求解于“怎样活着”的问题，而无视或无暇顾及“为什么活着”的问题。而“怎样活着”的问题实根源于“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就不能真正解决“怎样活着”的问题。故没有反思过生命意义之人，就不知道为何而活，从而也不可能知道怎样去生活。所以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其实质是指未经反思的人生必然是充满问题的人生，必然是不会好过的人生，从而才不值得去活。但苏格拉底并没有明确给出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虽然西方哲学也认为“真理服务于生命的目的，对抗生命的结束；它服务于生命的目标，对抗疯狂和死亡”[2](P163-164)，但整个西方哲学史从来都没有找到真正服务于生命的真理，亦解决不了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

二、西方哲学的意义追问

长久以来，西方人的生命意义世界寄托在上帝的临在之中，上帝以超越于理性之上的存在地位直接给予现实人生以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上帝的虚幻毕竟经受不住理性的拷问，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杀死了上帝，尼采直接宣布“上帝死了”。但理性并没有能够代替上帝给出生命存在的意义，从而陀斯妥耶夫斯基接着尼采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3]（P116-118）于是现代西方文化在理性的统治之下陷入了“怎么都行”的价值迷失之中。

而理性何以给不出生命存在的意义呢？必须深入反思西方哲学理性思维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才能真正理解理性思维在解决人生意义问题上的视阈局限。在理性的思维方式下，其只能对象性观察人之生命存在，从而只能对生命的外在展开科学性的研究，而不能真正切入生命的内在。即使是直接面向生命本身的生理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等，也都是对人之生命的对象性外在研究，而从未真正走入生命的内在世界，无法科学性解剖人的灵魂世界，无法解决生命的超越性需求，无法给生命以终极的关怀与安顿，从而无法解决人的存在根据问题。因为“人何以存在”的问题只关涉到生命的内在，关涉到生命的灵魂与超越。

故西方理性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只有外在寻求一个向度，必然沉沦于物的世界而不知所归，从而遗失了人本思维的另一个向度，就是对生命本质的自我认知的内在向度，也就是人的内在精神生命的自我觉醒的向度。西方哲学虽然有与其文明史同其悠久的唯心论历史，但那种脱离了人的现实生命存在之外的精神追求与宗教的神和上帝一样远离了真实的生命存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西方唯心论发展的顶峰，包含了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于一身，但这种绝对精神却不是属于生命存在的内在向度，而是凌驾于现实生命存在之上的神秘存在，本质上还是遗忘了人。而理性对人的遗忘并不是理性自身的错，理性始终是人的理性，是人让理性遗忘了生命，本质上是人遗忘了自己。当人遗忘了自己，理性也就遗忘了生命，理性的视域中只有物的客体世界，即使理性回望生命，也是把生命当作物性的存在来思考、来衡量，而失去了人性的维度。而物的世界没有自在的意义，理性也就寻找不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现代人必然感受着前所未有的意义虚无与信仰危机。

而且，外在世界真是理性所能审视、把握和征服的客观世界吗？理性是人的理性，人是世界的构成部分，理性也只能是世界的构成部分，部分如何可能把握全体？海德格尔怀疑地说：“对‘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具有信仰，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为此而‘证明’这种实在性，有可能理由充分，也有可能理由不充分；把它当作前提，可能是清楚的，也可能是含糊不清的——所有这些尝试都没有十分清晰地领会它们自己的根基，它们预设了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几乎就是无世界的，或者说它对于它的世界不能确定，因此说到底，它必须首先向自己保证有一个世界。”[4](P112) 理性总是人的理性，而人是受限于世界之中的，从而理性亦无法出离于世界之外去审视和征服世界。我们常说人的生存世界是有限的，而实质是理性所能认识和把握的世界是有限的，认知世界的有限性根源于理性能力的有限性，有限的理性只能认知有限的世界，从而认知中的有限世界限制了人的生命存在空间。而理性却狂妄地以为自己可以征服与把握世界，从而错置了人在世界中的存在位置，无法为现实人生奠基，造成一系列人生问题。庄子曾以井底之蛙不知天地之大而喻小知不及大知，“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庄子·秋水》）。以人之有限理性向外思考宇宙人生的宏大主题必然茫然无解，所以向外寻求的理性必然感到终极的无定性与虚无性，从而无处安放人生的意义。

西方哲学理性向外追寻生命意义的价值取向内涵着二个必然逻辑：一个必然逻辑是进行意义追寻的主体之人没有自在的意义与价值，只能通过向外索取才能获得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样的人生只能有向外在世界索取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另一个必然逻辑是外在世界具有自在的意义与价值，我只有通过占有和征服外在世界才能获得我的存在意义，所以我要与他人竞争，与这个世界竞争，我占有的越多，我拥有的意义也就越多。很不幸的是这样二个逻辑都是错误的，把这种价值追求的内在逻辑外化为具体的生命行动与生命实践，必然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带来严重的人生问题，却无从获得真正的人生意义，人类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此。

第一个内在逻辑先天认定人生没有自在的意义与价值，只能向外在世界寻求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外在的世界会有我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吗？如果我的存在没有自在的意义和价值，凭什么评定外在的世界就会有自在的意义与价值呢？而我在本质上也是世界存在的构成部分，如果我没有自在的意义与价值，可以推知外在的世界也没有自在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外在的世界具有自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可以推知我作为世界的构成部分也应当具有自在的意义与价值。那么人何以会“天真地”认为自己没有意义与价值而反认为外在的世界具有自在的意义与价值呢？根源在于西方哲学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在理性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中，我占据主体一元，只能看到作为客体的外在世界，即使回望自我，也是将自我视为主体视阈中的客体之我，从而本属于主体之我的意义在理性认知中就成为客体之我的意义。而在外在世界之中并没有一个客体之我，亦没有一个作为客体之我的意义。客体之我的意义就是主体之我的意义，但理性却以其二元对立的对象性思维局限只能盲目地寻找一个虚幻的作为客体之我的意义。故当主体之我以理性的对象性思维在客体世界中找不到一个客体之我及作为客体之我的意义时，就转而通过理性对客体世界的占有来刺激起自己的主体意识，以主体性的加强来获得自我意义存在的幻觉，但这种幻觉转瞬即逝，主体之人不得不投入到更多的物质占有之中去强化自我的主体意识来获得更多的意义幻觉，如食“精神鸦片”一样沉沦进物欲的深渊。

第二个内在逻辑先天认定外在世界具有自在的意义与价值，人只有通过占有和征服外在世界才能拥有自己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前文已述，如果世界具有自在的意义，作为世界构成部分的我也必然具有自在的意义，世界无法在否定主体之我的存在意义的前提下却具有自在的意义。而且，即使世界真的具有自在的意义，而我没有自在的意义，主体之我就能把外在世界的意义据为己有吗？世界是容我于其中的世界，即使主体之我把自我与世界割裂开来，世界还是以其庞大淹没了我，我以主体之力所能占有和支配的只能是世界的微小部分，这为我所有的微小世界只是支撑我的生命存在，而没有承诺赋予我生命存在的意义，而这种支撑最终也只是虚假的支撑，我作为有限的生命存在终会离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却不会随我而去，从而可知世界并不是为我而在，即使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拥有了外在世界的意义，而世界也最终会收回其意义，使我的生命变成绝对的虚无。所以，即使世界有自在的意义也无法成为我的意义；如果我有意义就只能是我自在的意义，如果我有一个意义世界就只能是我在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而不是我从这个世界求索意义。

三、中国哲学的意义追问

西方哲学的意义世界是一个面向外在世界而展开的意义追寻过程，即在外在的世界之中寻找自我人生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是西方哲学理性的对象性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而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则是一个“推己及人”的意义赋予的过程，即首先承认人生具有先天自在的天赋意义，所谓“天命之谓性”（《中庸》），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在的天赋使命，此使命使人成其为人，使人具有了人之为人的本性。而人生存在的意义就是完成此天赋之使命，也就是“率性之谓道” （《中庸》）。此天命是什么？就是由作为中国哲学本体的生生之道命之于我，故又称“生命”，由“生”而“命”之而有我之存在。而此生生之道就流行于我的现实生命之中，我已经在生生之中，又要到何处去寻找生生之源呢？从而我活着并不需要向外在的世界求取意义，我的意义是自在的，直接由天命于我。外在的世界之中并没有我的意义，恰是要由我将我存在的意义赋予给外在的世界，才能使外在的世界生成为对我而言的意义世界。从而外在世界的意义是有待于我作为价值主体的意义赋予的，外在世界对于我而言并没有自在的意义。从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给出的是二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世界，西方哲学给出的是意义追寻的世界，意味着生命本身没有自在的意义，故必然要向外在的世界寻找意义。而中国哲学给出的是意义赋予的世界，意味着生命存在本身具有自在的意义，生命肩负着向外在世界输出意义的使命，所以每个生命都要对他者，对世界完成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故中国哲学强调道义的担当，而不追求西方人所强调的权利，所以传统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义务社会，每个人都要尽人伦，守本分，这似乎是对生命自由的限制与剥夺，但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这恰是成己而成人的生命的最高自由，是人生意义实现的终极方式。孔子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不是一种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义务，而是生命存在意义的实现方式，只有在立人、达人的过程中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实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才是真正的立己、达己。这就是中西哲学思维笼罩下的不同人生境界。

而中西哲学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就是因为中国哲学对世界的认知不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对象性认知，而是将人带入对世界的观察之中，将人作为世界的有机构成而去理解世界作为整体的存在，从而才会产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一仰观俯察，近取远取的过程是以人为中心对世界的整体性观察，人就在此被观察的世界之中，并由此而获得并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这本质上就是实现生命安顿的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西方哲学的理性思维总是力求观察的“客观性”，将主体置于世界之外去冷静的观察世界，同时就意味着将主体从世界的存在之中抛出，使主体之人找不到自己于世界中存在的根据，从而只能外在而“客观的”分析世界、支配世界，却不能找到人在世界中的适当位置，使人无法在世界中“诗意地栖居”。而中国哲学直接将人置于所观察的世界之中，在人与世界的一体存在之中发现人应当所处的恰当位置，使人身有所安，心有所居，身心得到现实的安顿。从而中国人不需要上帝的安慰而没有宗教信仰，亦不需要理性主体过多的干涉自然，而是在“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的情怀之中与世界融为一体，故传统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特质实是一种整全性的悟性思维，而不是西方哲学那种对象性的理性思维，所以中国人的工具理性不发达，亦不会无度的征服自然与外在世界。但这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或中国人不讲理性，而是超越于理性的限制之上，悟性之中已经内含了理性精神，是在人与世界二分基础之上的再度回归。就如黑格尔的“正、反、合”一样，如果说感性认知是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客体，那么理性认知就是其反面，使客体受制于主体，而悟性认知则是二者的相合，是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的合解。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不再作为矛盾者而存在，而是作为由共同的生生之道生发而来的整体存在，和谐共生，万有不同却皆生生不息，各正性命，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大同世界”。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有似于此，他曾对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一体存在状态有过经典描述：“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P81）

而在这种天人一体的哲学认知中，人的主体性又体现在哪里呢？这里又显示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重大差别，西方哲学的主体性体现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中，体现在主体对客体的支配与征服之中。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不是通过对客体的对立与征服来体现，而是通过对客体的助成与意义赋予来体现。客体对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来说并不是被动的、待征服的对象，而是与主体并立的世界一体性存在，而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在于其具有灵明智觉，能够替天行道，代天言道，从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对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四句教）。主体性存在的意义不是征服万物，而是助成万物，不是让万物服从于人的支配，而是让万物因人的存在而更加精彩。故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实是一种价值主体性，只有在助成万物的意义上人才具有主体性，而不是西方哲学那种凌驾于客体之上的工具主体性。故在中国哲学的视阈中，西方哲学那种意图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所谓主体性并不是真正的主体性，而是主体迷失于外在的世界之中，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位置，才产生的盲目征服行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物化”与“异化”。因为相对于人的有限性而言，自然与世界就是无限的存在，人类的理性从来没有超出自然与世界的统治之外，在本质上，理性恰是自然与世界发展的产物，从而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理性仍然是自然与世界的构成部分，理性又如何能够征服自然与世界呢？这纯属理性自身的幻想与狂妄，是理性发展到理性主义阶段后步入的歧途。

而中国哲学则先天承认理性认知的有限性，从而以悟性思维的智慧突破理性的局限，达于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体认知。庄子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庄子·养生主》）有限的理性认知无法穷尽外在世界之理，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庄子·齐物论》）而知当止于何处呢？止于生命之内。《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为中国哲学之最高追求，而此“至善”非作为伦理道德要求的善恶之善，而是回归生命本体的生生之至善。在生生本体的支配之下，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存在，但只有人具有主体性的灵明智觉，可以体悟、领悟到生生本体的存在，从而按照生生本体的要求去助成万物的生生不息，这就是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本体论依据。主体之人在仁民爱物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此意义和价值是我通过意义赋予而实现于仁民爱物的过程之中，是将我生命自在的意义和价值外化于仁民爱物的过程之中，而不是从外在的民、物之中去获得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中国哲学视阈中，生命主体的意义与价值是不证自明的，主体因其具有自在的意义与价值才生成为主体，才具有主体性意义，所以中国人的生命意义不在于从外在世界获得了什么，而在于向外在世界输出了什么意义，赋予了什么意义。所以中国人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立功”在“立德”之下，而此“立功”亦不是外在征服与占有的功业，而是“兼善天下”之大业，故中国人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且更加崇拜和敬重失败的英雄，如关羽、岳飞、文天祥等人。而对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则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历史观，及“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人生豪迈消解之。从而强调生命的存在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功业，而在于内在的德性、气节与操守；不在于对世界的征服与掌控，而在于对世界的意义赋予。

中国哲学意义赋予的价值取向意味着主体之人具有丰盈的自在意义，我的意义溢出我的存在而流向他人，流向社会，流向天地万物。我的人生意义自在于我的生命存在之中，我的生命意义已经先行于天地万物等外在世界的存在而存在。如果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那只是因为我的生命存在是有意义的，如果我的生命是干枯的，就无从把我的意义赋予给生活世界，从而世界对于我是无意义的。正因为我有自在的意义，所以我必须培育我的生命，珍爱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意义散发出来，使我的生命充分成长，但我生命的成长并不是为了一我之私的成长，而是以我的成长助成他者的成长，他者因我的成长而成长，我因助成他者的成长而自我成长，从而展开为生生不息的生命成长之道，这就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真谛。

如此的生命就不是卑微的生命，它不依赖于外在世界的认可，不受外在世界的限制，充充满满自在自足。无论外在境遇如何，都无法否定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无论外在境遇如何变化，都不会使我迷失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当我执有自在的生命意义，也就不会为外在世界所困惑，并以我的意义存在去评判外在世界的存在，从而不会把外在世界接受为一个自在合理的世界，我这种评判是从我的生命存在的生生之本出发，而不是从我的一己之私出发，从而我的评判不是一己之私的评判，而是从人类大生命的整体存在出发而对这个世界提出合理化要求。从而能深入世界存在的表象，真正揭示出这个世界存在的病痛，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的病痛与我的生命本质相冲突，我必然要以自己的生命实践去消除这个世界的病痛，从而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做坚决的斗争。

反观当代世界的思想者，纵然批判着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批判着现代人的精神沦落与信仰迷失，却仅仅是理论的批判而已，没有人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去唤醒民众的觉醒，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做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也不是自我生命意义的真正觉醒者，他们没有真正的生命自觉，没有真正的意义认知；他们只是代言着现代人的意义迷失，却不知道原因何在，更不知如何解决。当他们批判这个世界缺少意义之时，也是在向这个世界做外在的意义追寻，而没有自觉到生命自我就是本真的意义存在，这个世界需要由我去赋予意义，这个不合理的世界需要由我的生命实践去改变。这个世界本身并没有自在的意义，只是因为有了具有本真意义存在的生命之我才具有了意义，当作为意义自在的人没有自我的意义自觉，这个世界也就永远失去了获得意义的可能。而当人没有对生命存在的意义自觉，也就无法真正发现这个世界的不合理存在的真正根源，所以思想者为现代性开出的任何诊断与药方都最终无济于事。只有从外在世界的意义追寻中脱身出来，才不会被这个世界的表象迷乱双眼，以自我的生命意义自觉横眉冷对这个世界的缺失，并转而把自我的意义赋予给这个残缺的世界，以自我的生命存在弥补这个世界的残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合理，从而实现我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这既是自我人生价值取向的意义转换，也是自我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M］.何茂正,冯华英,译.燕山出版社,2003.

[2][美]劳伦斯·卡弘.哲学的终结[M].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法]让·保罗·萨特.萨特哲学论文集［M］.潘培庆，汤永宽，魏金声，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4][美]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M］.王志宾，译.商务印书馆，2008.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