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闯关成功奠定新香港发展基础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大公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正月十五日庚辰

           耶稣2015年3月5日

两会开幕恰逢香港政改第二轮咨询尾声。作为最重大的特区事务同时也是重要的国家事务的香港政改，无疑引起了各位代表委员、国家政要及媒体记者的聚焦与回应。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兄弟竞争伦理与互爱互助定位，接着是更为重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3月4日下午就香港政改问题发表专门讲话。委员长的讲话高度肯定了8·31决定及反占中对于香港法治与有序推进政改的宪制性意义，释放出中央关于香港政改既有进程及未来发展的坚定支持态度与立场，亦表达了两岸三地融合发展的远景预期。

张德江政改讲话的要点在于：第一，基本法与人大决定是政改的权威宪制基础，不容质疑和修改；第二，香港政改的“见分晓”时刻就是立法会审议表决时刻，立法会闯关成为政改关键，时机不容错失；第三，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国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成为新课题；第四，发展、包容与相互理解是应对后占中各种困难与挑战的基本策略。这些要点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政改进程的政治与法律理解以及对后占中港澳重建发展的认识和指导。

当然，在政改与发展之间，就短期而言政改议题更为优先和紧迫，而立法会闯关成败将直接决定“新香港”发展基础能否奠定。兹事体大，委员长讲话要点值得香港各界尤其是反对派议员及其社会基础力量加以充分评估、理解与考量，以便为政改闯关开辟出一线生机，给新香港发展奠定厚实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共识条件。

重申8·31决定宪制权威

政改争议的直接法律焦点就是8·31决定。在此决定之前，所谓的“占领中环”主要是一种违法抗命的威慑性行动，预期对中央决策施加压力以便争取较为宽松的提名与普选框架，尤其是推动“公民提名”合法化。但8·31决定基于全面考量否决了这一抗争诉求，由此导致了长达79天的实际占领行动。占中的核心诉求始终是撤回8·31决定，重启政改。甚至在香港主流民意逐渐倾向“袋住先”且特区政府在第二轮咨询中已开列更为具体和建设性的咨询框架时，反对派依然集体杯葛政改咨询并坚持以撤回决定作为对话与合作前提。而8·31决定到底是否可能有任何撤回或修改的空间，实际上也成了后占中时期各种政治不合作运动甚至反水客示威所隐含的终极性诉求。

对于是否撤回决定，特区政府的基本立场是至少2017普选必须以该决定为前提，但后续可以按照“五部曲程序”继续优化。但观诸委员长讲话的若干要点，在直接否定撤回或修改余地的同时并未正面回应是否可再优化。委员长强调该决定为香港普选奠定了宪制基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用的是“宪制基础”而不仅仅是“法律基础”，这表明该决定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并非可以随意撤回或修改。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完全否定了该决定的“优化”可能性：第一，该决定并未废除2004年解释中确立的政改“五部曲程序”，后者仍然是包括该决定在内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正式宪制性程序，可多次反复适用；第二，根据中央与特区政府的关系及互动规律，若无中央的内部首肯，在8·31决定可否优化问题上，特区政府不会越权作答，因而特区政府之立场可视为中央的间接表态，但中央保留充分的调整回旋余地；第三，既然该决定成了香港普选的“宪制基础”，香港如何落实这一基础并实现2017普选就成了政改后续进程的中心，政改辩论与博弈的焦点不应继续聚集于撤回或修改决定本身，而是移向如何确保政改方案立法会闯关成功，若闯关失败，则中央权威实际受损，“优化”一说更无从谈起；第四，未来的“优化”尺度与空间仍由中央主导，视乎香港2017普选的实际表现与效果，亦视乎香港反对派在政治上如何重建与中央的底线信任和合作机制，而这正是委员长提出要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要义所在。若香港反对派长期缺乏中央所预期的“新理解”以及积极重建合作信任机制，则“优化”余地将继续受限。对该决定的坚持以及对“优化”的开放但有条件的限定，体现了中央对基本法中“循序渐进”原则的实际理解与把握。

发展也是港澳的硬道理

委员长讲话中尽管多处港澳并提，但其重心依然在于香港。讲话指出：“发展是当今世界大势、时代主题，也是港澳的第一要务”。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兼一国两制主规划人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原则性指导思想。如今，委员长将该原则适用于对港澳事务的评价与指导，显示出中央在全球化与区域经济整合大形势下对香港新一轮发展的期待，但也包含着某种隐忧。期待者，香港有发达经济体的整套软硬件系统，尤其金融和法治高度成熟，优于内地，但隐忧者，则在于占中运动及香港反对派的连番拉布与反内地游行显示出这个发达城市“过度政治化”与政治身份模糊不清的精神缺陷，由此严重干扰和抵消了香港本身的管治绩效以及参与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大发展、大整合的战略机遇，最显著者为粤港经济一体化进程和更为宏大的“一带一路”经济圈。

邓公之语本着重内地，彼时之香港为“亚洲四小龙”之佼佼者，断无发展之忧。然世易时移，今日之内地与香港经济对比形势已大有逆转，香港经济相对于内地之优势不仅逐步丧失，更需要依赖和参与内地主导之区域经济的整体升级与发展框架，否则必然固步自封，无处逃遁，因循守旧至“二线城市”处境。当然亦有香港本土人士建言制造业回流，农业再巩固，以便形成本港相对自足的新经济体系，结构性疏解目前的经济结构单调与就业结构失衡困局，同时大大减少对内地经济进而是政治的依赖和参与。这种“经济孤立”的主张有“地区经济规划”的合理性，亦对于重振香港经济、增加就业和盘活香港创造力有一定作用，但也存在着与珠三角乃至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地缘竞争、同质发展与浅层整合的缺陷，并可能助长香港政治上的本土主义、极度自治主义甚至港独的浪漫想象空间。

新香港的经济发展，除了适度固本和经济结构微调之外，其根本出路并非在于重建一个“亚洲四小龙”时代相对整全的经济体系，而是以开放心态与合作精神从容于珠三角、“一带一路”的大区域经济整合，积极参与国家经济战略制定与实施，凭借自身经济与体制优势承担重要甚至领导性角色，与中国其他区域优势产业形成精密有效的合作分工关系，以“创新发展”而不是“经济孤立”作为未来本港经济战略的核心支点。可见，反对派否决创科局议案实为短视与不智。

因此，讲话中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内地经验适用于香港，就绝非无的放矢，而是因势利导。而且，新香港的发展也绝非“经济孤立主义”，而是要遵循现代经济的开放合作规律，尤其是积极理解、参与和分享国家经济战略的开阔空间与收益。“狮子山精神”的背负者李嘉诚先生对此深有理解，近期指出：第一，政改原地踏步，所有人都是输家；第二，香港经济需要长期依赖内地支持并参与国家发展进程。不仅在政治上，也是在经济上，新香港都需要一种超越地方主义的国家视角与国家定位，通过“视角内转”而重新开辟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崭新格局。

政改闯关为新香港奠基

当然，这些关于内地和香港关系以及香港政改及经济发展进程的“新常识”与“新常态”并非香港社会的现成共识，否则占中运动、恶意拉布、反水客游行乃至于港独等两地关系病理现象就不会发生了。因此，讲话并不特别乐观地认为香港在反占中之后已然万事大吉，相反，后占中重建的忧患意识浸淫其间。讲话要点中关于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增强香港居民对国家的理解与认同、释放正能量与追求团结和谐等均构成后占中重建的重要课题，既需要宏观分析与战略设计以更新治港思维，亦需要具体研究与对症下药以精细调理两地关系及香港社会自身病理。

在纷繁芜杂的重建议题中，政改方案的立法会闯关是重中之重。一个社会如同一个有机体，其精神意念如果过分聚焦于单一议题并将之理解为一切病理的症结所在，就极易引发一种社会性的“歇斯底里”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激进主义与暴民政治的温床。政改与普选被香港反对派建构为香港一切管治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并不区分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政治问题与政策问题，甚至亦不反思调整恶意拉布对公益的极端负面影响，坚决拒绝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忠诚反对派”。在此特定的反对派意义上，泛民主派之“民主”就已脱离了民主过程集合众人意志、识别并追求公共利益、增进政治团结与国家认同的积极轨道，而弱化甚至异化为一种单纯的反对政治，变轨为一种本土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更关键者，反对派的这一理解及其民主的“无国家预设”得到了香港公知与青年学生的高度认同，亦得到相当数量之选民的同情性理解。

当然，泛民主派尽管有坚定的反对主义逻辑和异化的民主理解，但尚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央的法治约束与香港的主流民意。按照五部曲进程，政改方案将在年中进入立法会审议，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袋住先”还是“集体否决”不仅考验反对派集体政治智慧，亦考验反对派议员个人之政治勇气与责任伦理。委员长讲话与特区政府表态共同构成了一种关于香港政改“循序渐进”的政治法律前提与规范性前景，其中有一国两制政策，有基本法框架，有人大解释与决定的具体规定，亦有2017之后的“优化”程序与前景。但这又是新香港能够闯过的一个劫难，一次严格的政治与历史考验。没有原地踏步，不进则退，退则无处反转，若进，则新香港将获得史无前例的普选基础、从容优化的理想民主愿景、渐然修复的央港政治互信、焦点转移的香港发展规划、政府管治与社会关系的重建格局，而这些显然可构成新香港抖擞精神再出发的健全的基础。而新香港焕发并完善的“治理经验”亦将有效反哺于内地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接力演绎出一段两地关系的历史与民族佳话。

（发表时标题改为“张德江讲话鼓舞港人开创新局”，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