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精神与文化复兴

作者：李景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孔子研究》2015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正月二十日乙酉

           耶稣2015年3月10日

在舒大刚教授的带领下,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诸同仁历经18年卧薪尝胆,一部承载中华文化内在精神价值,汇集两千余年儒家典籍文献,涵括经、论、史三藏24目5000余种经籍的《儒藏》,已经编纂完成,其中《史藏》之部274册已于2014年初出齐,整体展现于学者和世人面前。民族复兴之魂在文化,而一时代之文化复兴,则必由学术之重建导其先路。川大《儒藏》之编成出版,不仅与佛、道二《藏》势成鼎足,结束和弥补了儒家无《藏》之缺憾,亦为儒学的当代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和文献基础,必将成为中华文化当代复兴之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川大《儒藏》作为迄今儒家典籍文献最全面、最完整的结集,并非一种史料的简单汇编,它有着自身严整的编纂体系和内在的一贯之道。四川大学古籍所充分发挥其历史文献学专业团队的学术优势,以其深植的蜀学传统、儒学史和儒学文献史研究的深厚基础,为《儒藏》的编纂体系内在地贯注了一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精神。川大《儒藏》的编纂,特别注重通过一种独特的著录体系来凸显儒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经、律、论三藏的排列,已表现了这一点。同时,在三藏24目的总体分类体系下,《儒藏》既以历史顺序和学术发展的脉络铺排群籍,更以《总序》、《分序》、《小序》、《提要》冠诸全藏、各部、目及群书,以备述两千余年儒学之学术演进、文献源流及各书之作者与内容要义,构成了一个文献全备,而又条理秩然、历史脉络清晰,以书为单元的“儒学史”体系。相较于佛道二《藏》,川大《儒藏》编纂体系的突出特点,就是体现了一种很强的历史精神和历史意识。

儒家特别注重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连续性,经典的诠释,成为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思想和学术创造的基本方式。在不同的时代,儒学因其诠释原则的转换与所重经典之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学术形态。这种经典的诠释,表现为一种“历史性”与“当代性”之共属一体的活动:思想家既在有关经典史籍的传习讲论中构成着当下的思想世界,而经史的研究亦在这种不断当下化了的思想视域中参与着思想的创造进程。这种建基于文化生命历史连续性的思想创造方式,使儒家思想学术既能持续地保有其内在创造的生命活力,又具有切合于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作用。但是,现代以来的儒学研究,受制于西方学术的学科分类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造成了其“历史性”一面的严重缺失。一方面,儒学研究的诠释原则和理论框架,多是从西方现成“拿来”,而与儒学固有的精神传统相脱节;与此同时,学术和思想的历史亦仅被理解为过去时意义上的知识和资料,而失去了思想创造的文化生命意义。这样一种僵化为单纯属于过去之知识和古董的“传统”,既与世道人心无涉,而从西方现成“拿来”的种种概念和理论,亦因其在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无根而无法切合社会生活。中国当代社会这种价值与精神失据的状态,既因中国文化之历史性的断裂所致,则中国文化之当代复兴,亦非从乎儒家传统历史精神之觉醒而莫由。

就此而论,目前已经全部出齐的《史藏》特别值得注意。川大《儒藏》虽于《大藏经》经、律、论三藏和《道藏》真、玄、神三洞之编纂体例有所借鉴,而其与佛、道二《藏》之一重要区别,却正在于史部之创设。这一点,尤其凸显了上述儒家思想学术这一历史性的精神。《儒藏》史部(以下简称《史藏》)在三藏中所占分量最大,其所列八目:《孔孟史志》、《历代学案》、《儒林碑传》、《儒林年谱》、《儒林史传》、《学校史志》、《礼乐》、《杂史》,既有关于儒家思想流派、学术发展的文献,同时亦包涵了儒学关联于民众精神生活和社会教化方面的文献。此《史藏》之“史”,不是一般性的历史,它所表现的,乃是儒家学术、思想、文化、教化方式之创造、演进、发展的历史。这一历史精神和历史意识的凸显,对儒学及中国文化、哲学于当代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史部首列《孔孟史志》,以明儒学本源及初期儒家的发展。《学案》一类文献为儒家思想学术史的著作,其特点是依学派建立学案,因人立传,言行并载,并辅案语以提要钩玄,明一派学术之宗旨,特别注重学派的传授谱系与师承渊源。此类文献,最能体现《儒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史传》一类文献,包括辑录新编正史之《儒林传》和其他儒林传记,其要亦在通论儒家人物之学术传承与宗旨,可与《学案》类文献相表里。《碑传》一目系《儒藏》编纂者广泛搜罗史志、文集、总集、金石碑刻、及考古文献首次编辑而成的,涉及古今三千余名儒者学行事迹的文献史料,结合相关《年谱》类文献,正可体现儒家传统“论世知人”,“尚友”古圣先贤的历史精神。上述儒家思想学术史的文献,既属于儒家思想学术史本身,同时又表现了儒家对自身思想和学术文化之反省与自觉。它凸显了儒家思想学术尚“通”而不重“分”,重文化生命之历史连续而排拒断裂的“通人通儒”精神。研究借鉴此类文献,对于对治现代以来儒学研究中以西方概念范畴为框架,破碎大道、割裂传统之弊,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学术价值。

史部所列《学校》、《礼乐》等目之文献,体现了儒家历史精神的另一重要方面,即它与社会生活的内在关联及其教化的方式。礼是社会生活的样式,直接关涉到人的精神生活和人生实践。儒家的教化,一方面通过对古初以来社会所固有的礼仪礼俗作人文和理论的解释,以形成自己的教化理念,另一方面又注重因每一时代的社会现实不断对此礼仪的系统加以适当的变通和重建,由是落实其教化理念于社会和民众生活。《儒藏》把关涉古今礼乐的大量文献列入《史藏》,可谓独具只眼,它对于我们思考和研究儒学的教化传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儒家又特别重视教育。史部《学校史志》一目,收入包括有关中国古代官、私教育的文献。儒家教育的根基本在民间。孔子首开创私人讲学传统,即奠定了儒家教育这一精神方向。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学由私学转变为官学,但其基础仍在民间。传统士人多有文化担当之意识,古来名宿大儒,亦多讲学于民间。民间儒学的特点是自由讲学和价值观念的自由选择,其所关注者,在于人的内在心灵生活和个体人格之养成。故古来官私教育和学术,乃是儒家影响社会生活,构成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基础和教养之本原的重要载体。

儒学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但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哲学,它同时亦作为一种教化的理念构成为每一时代中国社会之活的文化灵魂。这一点,根源于它所本具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把这两面———思想与生活———绾合为一统一的生命整体,吾人于儒家之真精神,儒学之当代重建与中国文化之复兴,庶几其可言乎!川大《儒藏》史部的出版,已为此提供了思想的路径和全备的文献基础。我们更翘首以待,切望《儒藏》能早日以其三藏之全貌展示于国人面前!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