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忠德的起源

作者：欧阳辉纯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中国传统儒家忠德研究》之《忠德起源》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正月二十日乙酉

           西历2015年3月11日

摘要：忠德是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德目。它起源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忠德既不起源于原始社会蒙昧时期，也不起源于西周或春秋战国时期，而是起源于尧舜禹时期。这可以从理论上、从出土文献以及传世文献中得到很好的证明。西周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再是忠德的起源问题了，而是忠德的发展、繁荣、总结的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期，是继往开来的时期。

关键词：忠德  起源说  尧舜禹时期

一、问题的提出

忠德是传统伦理思想史上重要的德目之一，其基本内涵是尽己为人。但它究竟起源于什么时期？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忠德不是起源于原始社会蒙昧时期。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道德意识还处在形成过程中。那时候自然力十分强大，人们更多是依靠大家共同的劳动，单纯的个人无法生存，脱离集体就意味着死亡，个体无法选择独立生活。他们只能尽心尽力为集体付出，这其实不是出于主体的自愿，而是出于外在自然条件的被迫。他们“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1]］

在原始社会蒙昧阶段，因为人的“自觉”和主体意识才初步发展，“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2]］他们服从集体的意志和行为，忠于集体，但那也是出于被迫，而不是自愿。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原始人这种“忠”，不能算是一种“忠德”的行为与自觉。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人做了这样或那样一件合乎伦理的事，还不能就说他是有德的；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中固定要素时，他才可以说是有德的。”［[3]］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人类早期道德的萌芽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比如，我们说幼儿有孝敬父母的举动和行为，但是我们不能说幼儿具有孝的德性。因为这种孝的行为还不是他的一种固定的习惯。不仅如此，幼儿的头脑中还不能自觉知道孝的意识，他们的头脑中还没有孝德的主体意识。同样原始蒙昧时期人的忠德也可以如此来理解。

伦理关系是客观的，但是如果没有被主体领悟和认识，那不能算是一种伦理关系，也不能算是一种的德性。著名伦理学家宋希仁教授认为：“只有形成客观的关系又通过人为的有意识的调节，才能构成伦理关系。”［[4]］“单有这种客观的物质性的关系还不能构成伦理关系，因为动物也有这种关系（如父与子——引者注）；只有人具备自觉的意识和思想，能够领悟这种关系，并有相应的观念和规范调节维系这种关系，才能构成伦理关系。”［[5]］

忠德行为是一种属于“德性”范畴中的行为，而“德性”在道德行为过程中凸现是一种道德主体的行为，而不是一种被动行为。黑格尔说：“伦理性的东西，如果在本性所规定的个人性格本身中得到反映，那便是德。”［[6]］还说：“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7]］宋希仁教授也说：“德是在这个过程中的主体意志的主观规定，而主体只有进入客观的伦理关系才能形成现实的德。”［[8]］蒙昧时期的原始人处于不文明时代，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我与集体、社会和大自然的区别。因此，我们说原始蒙昧时期还没有出现忠德意识与规范。

忠德是不是出现在西周或春秋战国时代呢？也不是。西周或春秋战国时代忠德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了。西周以后忠德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为代表先秦儒家学派已经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忠德理论，而不是忠德的起源问题了。

从传世文献来看，西周以来忠德已经普遍流行了。《左传》出现“忠”字72次，《国语》出现52次，《管子》出现34次，《庄子》出现23次，《论语》出现18次。先秦诸子如孔子、墨子、慎到、孟子、韩非子等等对“忠德”有了成熟的分析和论述。有的著作还设有专门的章节，如《慎子·知忠》篇、《韩非子·忠孝》篇、《吕氏春秋·仲冬·至忠》篇，等等。《左传》还把“忠”看成是一种美德，是具有广泛意义的道德德目。如：“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左传·成公十年》）“忠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犹及之，难不慎也？”（《左传·昭公十年》）《左传·文公十年》还把“孝、敬、忠、信”称为“吉德”。《左传·文公十八年》还称，“忠、肃、共、懿、宣、慈、惠、和”为“八元”，“忠”为“八元”之首。儒家创始人孔子，在三代礼乐文化基础上又综合东夷文化遗产，采取“述”和“作”的方式，创立了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思想，他是第一个对“忠德”做了系统的总结和论述的思想家。

因此，忠德在两周时代（包括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是人们普遍使用和践履的道德范畴了。笔者认为，在两周时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不再是忠德的起源问题了，而是忠德的发展、繁荣、总结的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是继往开来的时代了。著名学者陈来教授说：“研究一种思想的起源，首先是要关注此种思想体系的诸元素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提出，如何获得发展，这些元素如何经由文化的历史演进而演化，以及此种思想的气质与取向与文化传统的关联。”［[9]］笔者认为忠德起源于人类文明早期时代，具体地说起源于尧舜禹时期。

二、从出土文献与理论上看忠德的起源

尧舜禹时代是真实的存在还是神话传说？答案是肯定前者。不过，自晚清以来一些学者尤其具有疑古派学者，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认为尧舜时代是一种神话传说，是不真实的。疑古思潮固然是一种学术研究可取的方法，但是，这种不充分分析证据材料而怀疑一切的思维模式，有时候也很难得出公正的结论。著名学者王国维说：“疑古之过，乃併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处理也。”［[10]］

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出现，已经证实了尧舜禹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虽然，儒家对尧舜的“禅让”具有美化的成分，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其真实性。

著名学者金景芳认为，“尧、舜、禹时代的部族联合体是中国在部落联盟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是中国从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部族联合体的组成、管理和领导机构与后世的国家机器相比，尽管还很原始、很简单，但在某些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我们称之为准国家或半国家，实质上就是中国的早期国家。”［[11]］这里金景芳肯定了尧舜时代的存在。

李学勤教授认为，“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真相。例如已有不少报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限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陶寺发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其中有结构复杂的建筑基础，有规模颇大的贵族墓葬，出土了玉器、铜器及陶制的礼乐器等，还出现了文字。最近发掘的一处特殊建筑基址，有学者推测与‘观象授时’可能有关，而后者正是《尧典》的一项内容。大家知道，陶寺的地理位置同文献中‘尧都平阳’正好接近。由此看来，认为传说中尧、舜时代文明业已初步建立，是妥当的。”［[12]］

王克林先生在《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华夏文化产生的种种表现。同时也肯定了尧舜时代的存在。他认为：“中国古史记载的唐尧、虞舜，都当是氏族部落名。”［[13]］王克林先生还在另外一篇论文《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中详细地论述了唐尧和虞舜所在的地域。［[14]］

钱耀鹏先生认为，“在尧舜禅让传说故事的背后，至少可能存在着善恶相对独立的早期国家，与五帝时代普遍筑城建国、王国林立的历史发展特点相吻合。”“尧舜禅让故事可能是有所依据的历史事实，即尧舜禹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15]］   

王和先生在肯定了尧舜时代存在的同时，更多地是考察尧舜禅让的真正原因。他说：“中原地区部落联合体首领的世袭制至少从陶唐氏执掌最高权力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所以，首领世袭制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正确判定前国家时期与国家时期分野的标志。”［[16]］

笔者认为，尧舜“禅让”的美德有其道德渲染的可能性。王国维曾经说过：“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17]］但是，不能因为“禅让”道德存在“缘饰”的可能性，就否定尧舜禹是历史存在的事实。因此，笔者还基本认同裴传永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尧天舜日的时代并非是以物质文明的突出成就而彪炳史册，那个时代之所以堪称盛世，主要是由于精神文明特别是社会道德的高度发达。”［[18]］忠德是人的德性的一种表现，是人的主体与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尧舜时代是人类的文明时代的开始，忠德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把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称之为“轴心时代”。他认为在这个时代，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孟子等大思想家；在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等。雅斯贝尔斯的分析和论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轴心时代”文明的发展与繁荣，以及人的主体“终极关怀的觉醒”，不是从天而降的，破土而出的。它必然根植于产生这种思想的文化历史土壤之中。对中国的“轴心时代”的文明来说，前“轴心时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至少已经经历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这一千五百年的文明发展中，忠德作为一个道德范畴，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能够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达到繁荣，成为“令德”，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忠德本身也有一个起源、发展、演变和繁荣的过程。

中国最早的古书之一《尚书》开篇就讲《尧典》，儒家提倡的圣贤道德典范是从尧舜开始的。钱穆先生认为：“《尚书》始于尧、舜，《论语》道古亦仅及尧、舜，史记乃上溯黄帝。此从孔子与六经，实不失为谨严之态度。”［[19]］

李民教授认为：“《尧典》所写的社会现象虽然是斑驳陆离，但经认真研究仍可看出，其所写的主要方面正是禹以前的尧、舜时期氏族制度瓦解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状况。”［[20]］

吕绍刚先生说：“若说中国文化史从炎黄开始, 则证据显然不足。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诸多文化内容, 都可以在尧舜那里寻到源头, 再往前推就困难了。我认为讲中国文化史（原始文化除外）宜从尧舜讲起。”因为“国家及相关制度以及诸多重要思想观念萌芽于尧舜时代。”［[21]］

著名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唐虞以降，国家统一，政治组织，渐臻完备。于是立国行政，始有确定方针。……据此，是一代有一代所尚之道，其道各有所弊。而夏道进于虞，故虞、夏往往连言。”［[22]］“夏道尚忠，本于虞。……夏时所尚之忠，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更非专指见危授命。”［[23]］柳诒徵先生不仅指出了忠德的起源，而且指出了忠德起源最初的内涵。这种看法是值得肯定的。

裴传永先生在《忠观念的起源与早期映像研究》一文中说：“尧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昌明的一个时代。”“尧舜时代所孕育、产生的道德观念除了孝、恭、信、公、让、义、慈、直、清等之外，还包括忠。”［[24]］

柳诒徵和裴传永先生肯定了虞夏或尧舜时代忠德的存在，这是有道理的。笔者同意两位先生的观念。

我们认为忠德起源于尧舜禹时代，但是，我们也很难确定地说出忠德起源于何年何月，因为道德的起源是个逐渐演变发展的过程，它除了受外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外，还有忠德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继承性。再说，中国的历史在公元前841年之前没有准确的年代。因此，要具体地说出忠德起源于何年何月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春秋战国时代，是忠德百家争鸣的时代，忠德的内涵已经成熟，而且呈现多元化的价值维度。如果不是从以前的忠德范畴中汲取营养，忠德是不可能突然成熟的。如果忠德忽然之间就能成熟起来，如果这样的话“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25]］所以说，春秋战国时代忠德的繁荣是有其渊源的，它是不可能速成的，必然有它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与逻辑。

三、从传世文献看忠德的起源

中国古代社会，据说经历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等几个阶段，但是这只是一种传说，是否真实存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尧舜禹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传世文献中有大量的论述。不仅如此，这个时代也是忠德的起源时代。

《说苑·君道》记载：“禹曰：‘尧舜人之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这已经表明，在尧舜时代人们已经有了忠德的起源，个体意识的觉醒已经出现。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论断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这里大概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以是否有“德”作为人才选拔的标准。尧想自己的帝位传给后世，西边的诸侯认为他们自己的德性浅薄，不堪大任，因此推荐有德有才的舜去继承帝位。

其实，尧有很多的儿子，他是为了氏族部落联盟的利益，不把帝位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德高才厚的舜。这是忠德“尽己为公”的体现。《吕氏春秋·孟春纪·去私》中说：“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这里体现了尧舜忠于集体和部族联盟的忠德勇气。所以尧的这种德性被称之为“美尧”，称他这种禅让为公的忠德行为为“美尧之事”或“美尧之功”。《尚书·尧典》中说称赞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孔子也大为称赞尧舜的忠德行为。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孔子高度赞扬了尧舜拥有天下而一心为公不为私的道德品质。

尧在位时为了治理了社会，他还设立“诽谤之木”。崔豹的《古今注》谈到了这件事：“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第八》卷下）尧把这个“诽谤之木”设在要道上，为了让更多的听取民众的意见，以便及时解决问题。同时也能让有权的人受到舆论监督。

不仅如此，尧还“巡狩行教，勤劳天下”。《淮南子》中说：“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毇。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淮南子·主术训》卷九）尧的这种一心为公，忠贞爱民的忠德行为，为历代所称赞。

墨子说：“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墨子·节用中》卷六）根据他的这个“谨忠”、“谨厚”、“忠信相连”标准，尧治理天下的时候做到了。所以，他称赞尧说：“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逮至其厚爱。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卷六）

《吕氏春秋·恃君览·长利》大为称赞尧大治的时代：“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说，愉愉其如赤子。”不仅如此，尧还以天下为己任，忠心爱民。贾谊在《新书》中说：“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行，是故德音远也。”（贾谊《新书·修政语上》卷九）

尧的继任者舜，虽然出生在一个“父顽”、“母嚣”、“象敖”（《尚书·尧典》）的家庭背景中，但是他也是用自己的实践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忠于民众忠于集体忠于部落联盟的道德典范。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中说，舜做儿子的时候，能够做到忠心事父，“古者虞舜笃事瞽盲，乃戴其孝”，做尧的臣子时，能做到“为尧也，甚忠”，“忠事帝尧”。［[26]］

舜帝以敬为忠，有一颗大公无私的忠德之心。贾谊评价说：“帝舜曰：‘吾尽吾敬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仁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人，而归乐于天下之民，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贾谊《新书·修政上》卷九）

舜忠心履行自己的德性，并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感化他人。“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韩非子·难一》）舜帝见到历山的老百姓互相争夺田产，他到那里耕作，一年后，那里百姓的田界就很正常了。捞鱼为生的百姓为争水中的高地而争论不休，舜前去那里一年后，老百姓就自愿把水中的高地让给年纪大的。东夷人制造的陶器质量不好，不坚固容易破碎，舜到那里一年后，东夷人生产的陶器就很坚固了。舜是在用自己的德性感化周围的人。

舜帝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了忠德的最初内涵，他待人忠厚，忠心做人。不仅如此，他在位期间还设立了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史记·五帝本纪》）同时，他还对尧时的贤人做了合理的分工：“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史记·五帝本纪》）

舜帝以自己的忠德和德行为忠德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因而受到历代思想家的称赞，尤其是儒家。孔子称赞虞舜时说：“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为此乎？”（《礼记·表记》）

禹（也叫夏禹）是舜帝的继任者，他为了治理洪水，勤奋备至。“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庄子·天下》）他曾经多次路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史记·夏本纪》）大禹为了民众的利益，为了彻底治理洪水，他不仅尽心竭力，而且节衣缩食，不敢奢侈，自己住简陋的房子，却花费大量的物资用来修筑沟渠。最终洪水被治理，“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因为禹常年在外治理洪水，据说腿部曾经受伤，走路一拐一瘸的，被人称称之为“禹步”。后世用“禹步”来赞美他的忠德行为。孔子称赞禹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禹是夏代的开创者，最后由他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夏代初期推崇的还是忠德，或者说夏代是真正把忠德作为治国之道。也就是说后世讲的“夏道”其实就是讲的是“禹道”。到了夏朝末期，因为夏桀残暴，放荡不羁，残害百姓，抛弃了尧舜禹以来的为民而尽忠尽力的忠德，因此，民众才推翻他的统治。

《礼记·表记》曾经记载了孔子对夏代道德特点的评价：“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孔子这里讲的夏道，其实就是禹道。孔子认为夏代的道德原则是亲近人，待人忠厚，重奖赏而轻刑罚。“近人而忠”是在孔子看来是夏道“忠德”的基本内涵。孔颖达解释孔子的这句话是说：“‘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者，宗庙在外，是‘远鬼神’也。朝廷在内，是‘近人’也。以忠恕养于民，是‘忠焉’也。所为如此，是‘亲而不尊’也。”［[27]］

《说苑·修文》篇说：“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白虎通义·三教》说：“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又说：“三教所以先忠何？行之本也。三教一体而分，不可单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后。何以言三教并施，不可单行也？以忠、敬、文无可去者也。”“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为人教也。”《白虎通义·三教》认为，忠是夏代道德教化的核心，是“行之本”，对于夏代统治者来说，尽忠的最高境界是以忠为核心“至道教人”。

董仲舒也认为，要想把汉代的社会治理好，就应当用夏代的策略，实行忠德教化。他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汉书·董仲舒转》）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中总结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司马迁意思是说，夏代的政治教化是教人忠厚老实。不过忠厚老实如果走到极端就会使人粗野，所以，殷商统治者就倡导敬天地鬼神。这种敬天地鬼神状况发展到极点就使人迷信鬼神，所以西周的统治者吸取了殷商统治者的教训就教人讲究礼乐文明，但是这种礼乐文明走到极端，就会使人鄙薄虚伪，所以要改变这种鄙薄虚伪的状况，反过来又倡导忠厚老实的忠德品质。司马迁好像通过一个循环论证的方式，论述了夏、商、周这三代忠德的发展变化。表面上看，西周的忠德变化好像是重复了夏代忠德的同一内涵，其忠德形式相同，但是却具有不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新的发展，带有西周社会时代的烙印。司马迁表面上以一种循环论证的方式，揭开了西周晚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道德混乱的现实。

忠德为什么在当时社会中普遍流行，围绕这个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如孔子、慎到、孟子等思想家纷纷作出了精到的分析和论述。西周忠德的发展是夏代忠德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是对夏代忠德的“扬弃”。夏代的忠是和尧舜禹时代的忠是一脉相承的，是属于忠德的源头。西周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忠德的主体和客体以及忠行的方式已经呈现多种多样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和其它的德目发生冲突，例如与仁、义、孝、悌、信等德目就是如此。

由上所述，我们认为忠德既不是起源于原始社会蒙昧时期，也不是起源于西周时期，更不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是应当起源于尧舜禹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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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民．《尚书·尧典》与氏族社会［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2）：83．

［[21]］吕绍刚．中国文化史宜从尧舜讲起［J］．社会科学战线，1998（3）：161-167．

［[2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9．

［[2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0．

［[24]］裴传永．忠观念的起源与早期映像研究［J］．文史哲，2009（3）：114-115．

［[25]］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9：82．

［[26]］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24．

［[27]］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M］．阮元 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3563．

原载欧阳辉纯著《中国传统儒家忠德研究》之《忠德起源》（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繁体字版），发表本刊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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