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

作者：刘晨光

来源：政道与人心（原载《经略》网刊总第28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正月廿六日辛卯

            耶稣2015年3月16日

 作者简介：刘晨光，中央党校科社部讲师，复旦大学博士。曾出版《自由的开端 : 美国立宪的政治哲学》、《希腊四论》(合著)、《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译著》、《人应该如何生活——柏拉图〈王制〉释义》(译著)等。

社会剧烈转型期往往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大争论，最基础的现实生活被不断重构，过去显得无比坚固的既定体制松动了，曾经占据人们心灵的那些信念似乎也趋于消散。这正是当下中国的实情。舆论场中，我们不仅看得见刀光剑影，更可感受到暗流汹涌。官方认识到了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但仍无法使民间各路人士获得满足，种种思潮无不或多或少地针对官方意识形态而论证自身的正当，甚至试图建构一种完全替代性的话语权威。

就官方而言，虽然仍未真正改变“不争论”的调子，但若无视媒体特别是网络上漫天飞舞的主义话语之战，无异于鸵鸟行径。从策略来讲，官方意识形态无疑应保持充分的弹性空间，通过吸纳与消化各种社会思潮来再造自身，以适应变迁的现实。然而，面对任何一种社会思潮，我们至少都应该问一问：它反映了怎样的现实？它代表了哪些人群？它能够与官方尊奉的原则相合吗？

据此，本文主要谈一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如何看待儒家传统。

儒家传统在当下

儒家在新世纪的兴起，源头至少可以往前追溯到1990年代的“国学热”，不过那时儒家更多意味着一种学者情怀，基本拘囿于书斋研究。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分化，诱发了针锋相对的“左右之争”，这一基本对立一直延续到今日，且其紧张程度与日俱增。儒家当时并没掺入其中，更没提出任何具体的社会政治方案，充其量只是在召唤一种人文精神价值，且带着浓厚的乡愁情绪。

相形之下，儒家现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力的社会政治思潮，虽然还不可能根本改变“左右之争”的基本格局，但却开始嵌入这一基本格局，不再仅仅是纯粹的文化点缀。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儒家内部也开始出现左右之争，分化出所谓的儒家左派与儒家右派。

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一方面，围绕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的思想斗争日趋激烈，最终在儒家内部会有所反映；另一方面，这也是儒家提出社会政治方案，并积极介入思想斗争的必然结果。

“政治儒学”的提出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它激发了儒家的政治想象力，使儒家开始成为一支拥有自己政治方案的思想力量。它使儒家真正从书斋走向广场，从研究室走向布道台。从此，儒家可以不再以文化的名义羞羞答答地掩饰自身的权力诉求。

但也正因如此，自命保守主义的政治儒家暴露了它的真正激进主义的底色。若按照儒家的政治设计，新中国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非得有一个根本性的更张不可，更有甚者，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也必得让位于新的论证。

当然，政治儒家中也有比较温和的“仁政”派，但其论证的基础却是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视为高高在上的传统旧君主，把人民视为传统君主制下有待垂怜的臣民，依然没有顾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民主革命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已经立足于“人民主权”的崭新根基之上。

其实儒家在现代也并非全然是心性之学，如何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一直是某些新儒家忧戚思考的问题。然而，不管是认同自由民主的港台及海外新儒家，还是认同人民民主的大陆新儒家，均在根本上接受了“人民主权”的基本逻辑，它是现代的“新外王”所立足的新基础。

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儒学是反现代性的，根本不认同“新外王”的正当性。那些真诚的儒家政治保守主义者，恰是在对现代政治及其基础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才做出自己的根本决断。因其思想具有彻底性，所以也就更显激进性，即便表述的时候再温良恭俭让，也无妨其政治论述的“反动”本色。

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对政治儒学作诛心之论。就像历史上的儒家传统内部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有时甚至比儒家与其他家其他派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儒家传统在现代的延续状况也必然如此。任何一家一派，在创始时虽然具有相当的纯粹性，一旦发展壮大起来，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也就必然会鱼龙混杂，于内部发生分化。

对于那些真诚的儒家信徒，不管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多么“反动”，不管他们对现代政治多么厌恶，只要不诉诸危及公共秩序与社会安全的激进行动，只要不公开地反对与攻击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那就应该充分容许其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任何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都是应该被允许的。但对于打着儒家旗帜进行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言行，或者以儒家的外衣包装的种种别有所图的思想主张，就应该予以揭露。真正的儒家想必更不能接受儒家名声因此被玷污吧。

比如，有一些号称儒家者，也对现行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竭力批判，甚至根本予以否定，但却与真正保守主义者的逆向激进颇为不同。他们在表面上打着复古的旗号，实质底色却是极为现代的东西，比如自由主义，甚至公然赞成和主张走封建资本主义的道路。较之原教旨的儒家，这种儒家更具有迷惑性，因为迎合了当下颇具影响的某些势力与情绪，特别是在公共传媒领域，虽然看似为儒家赢得了更多关注，其实对于儒家的事业大概反起到负面效应。

儒家传统在当代新的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变革，儒家传统的当代变革自然也是为了适应新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存在绝对的原教旨主义儒家。即便是不满意于当代状况的儒家，也只能存在于当代状况下展开思考和实践。因此，和任何试图有所作为的思想学说一样，儒家要想对中国社会政治有所贡献，势必也要先对当下状况有合乎实情的全面认知。

儒家应该从当下现实出发来探寻当下问题的应对之道，而非仅仅从派系偏见出发来抨击和批判令自己反感的部分现实。同样，我们不应该依循儒家的派系偏见来认识现实问题，反倒是应该从现实问题来认识儒家的派系偏见。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兴起，自然有它的现实基础。能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决定了儒家传统在当下的生命力的强弱。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声辩

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已经开创并仍在进行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有些儒家竟然从根本上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当性，其理由在于，这一事业仍奉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不错，传统儒家是很讲究“夷夏之辨”，特别在面对外来族群文明的侵入时，强调要固守华夏的礼仪文明。清朝统治中国后，汉人很难接受留辫子，而在清朝统治被推翻后，奉清朝正朔的人们又很难接受剪辫子。这些都还仅仅是仪容方面，且清朝毕竟接受了汉人的治国思想与礼法秩序，而中国在近代遭遇西方文明入侵时，就出现了更具根本意味的“夷夏之辨”。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派的始祖，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

但不要忘了，清朝末年就已进行了“新政”改革，废除科举制并预备立宪的正是清朝，作为传统儒家政治文明支柱的政教制度的变革，势必将从整体上瓦解传统秩序。近代中国遭遇的深重危机是全面的文明危机，因此也只有经过全面的革命再造才可能应对。救亡图存是最为迫切的需要，如果民族与国家都没法保存，还谈何文明的赓续与复兴？当年孔子不就感叹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吗？倘若没有新中国重建国家统一与政治主权，而是一直停留在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的状态，我们今天恐怕很难有谈论文明复兴的闲情雅兴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就此而言，不管儒家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对于马列主义可能存有什么样的质疑或不满，首先都不能不承认和感激它对于我们民族与国家的贡献。

有些儒家特别愤激于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遵行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近年来就颇受诟病，而就连官方正统史学也予以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受到无穷的诅咒。更有甚者，有些人竟然把辛亥革命的功绩也一笔抹销，认为中国的道路自从走向共和起，就已经大错特错了。

毋庸讳言，在现代中国的激进运动中，传统文化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而且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失误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的确留下深刻而永久的惨痛教训。不过，对于历史过程，特别是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我们应该怀有一种更平和的理解。应该看到，文化变革本身就是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激烈一些，有的缓和一些。在人民主权占据历史正当性的时代，传统的贵族文化必然要走向平民化。越是在传统文化积蕴深厚、历史包袱无比沉重的社会，为了除旧布新，顺利完成转型，越是可能发生激烈的文化上的变革运动，所谓“重症须下猛药”。

激进的文化变革当然存在巨大的风险，因为历史是不可逆的，一旦对世道人心造成不良后果将长久难以挽回，但历史永远不是单线条前进的，它也并不必然负有保全传统文化的责任，而是永远只能顺着最强大的形势发展，当这种形势需要破坏传统文化时，它也绝不会留情。怪罪于历史毫无裨益，更积极的做法是在认清历史大势的基础上，从历史中汲取实践的智慧。

有些儒家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新情况，特别是道德败坏、伦理紊乱、人心虚浮、信念迷失等，感到痛心疾首，以至把一切罪过都归因于改革开放，认为它把中华民族带到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悲惨世界。是的，儒家向来富于道义感，在中国历史上哪怕最为黑暗混乱的时代，都有一些真正的儒家努力保存人性的光辉，为后来的秩序重建做基础工作。不过，对于最近二三十年中国人的精神问题，还是应当做具体分析，而非从整体上予以全盘否定。只有找准病灶，才能对症下药。

无论如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一面。但改革进行到现在，我们必须重视改革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了。特别是一味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权力与资本的媾和失去节制，结果，虽然国家经济实力大大上升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了，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严重拉大，财富越来越不成比例地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平民百姓及其后代改善自身命运的可能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这样一来，人们自然会产生不公正感和受剥夺感，并且人们心中的不满越积越多，以致对于富人与官员群体普遍缺乏信任。同时，我们社会用来平息民心怨愤的伦理道德资源却越来越少，用来调节人群矛盾的良好体制机制也比较缺乏，这就使问题更加严重，越来越难以解决。虽然社会建设得到了强调，但更根本的政治与文化建设依然没有实际的突破。

就此而言，儒家应当看到自己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限度。今日中国的道德文化问题，是在传统政党伦理资源逐渐亏空的过程中出现的，与之相较，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本身无疑更为重要，而导致意识形态建设出现问题的经济社会变革自然更根本，更具有决定意义。所谓政治文化建设，并不是要抑制乃至取代经济社会建设，而是要为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更加美好的前景与更加合理的思路，同时直指世道人心，再造国人的幸福伦理生活。

实际地讲，儒家至今并不足以成为一种能够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政治伦理资源。它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义还相当有限，而对于经济问题，更是欠缺比较成熟周详的合理论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就不该怀有雄心，事实上，儒家担当道义的使命感责任感非常可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下，在不从根本上悖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限度内，儒家可以作为的空间相当广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看待儒家

从现实看，儒家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思潮，且有不断扩大影响力之势；从历史看，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差不多一直是官方正统学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民情与知识分子的性格习惯；从思想本身看，儒家无论作为修心养性之学还是作为治国理政之学，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与吸引力，对于政治与道德的改善皆可能有所裨益。

故而，一方面，儒家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求得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并非不可从儒家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以推进自身的完善。如果眼光放得更长远些，这种把儒家思想吸收容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理论工作，其实是未来必然面临的挑战。

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看待儒家传统，取决于儒家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如果儒家固守偏执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一味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视为“蛮夷”学说，甚至连毛泽东思想也入不了自家法眼，那就很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合。追根朔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毕竟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一个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不可想象；一个视马克思主义为仇寇的儒家，也不会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待见。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能够融合儒家传统呢？这个问题的实质也就是，儒家传统何以找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契合点？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之所以可能相契与融合，是因为二者都是社会主义。

现代新儒家中对儒家传统作社会主义解释的不乏其人，而且其中支持与反对中共政权的都有，关键在于要说清楚到底什么是儒家传统的社会主义，更根本的，当然是要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而要说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撇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要说清儒家传统的社会主义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但要把儒家传统的社会主义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对儒家传统的社会主义做出既合乎当下中国社会需要又契合现代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全新解释。

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没有严守科学社会主义的条条框框，而是在坚持其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情况，为解决中国自身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而进行发展创造。

首先，这意味着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一切民族与国家进入现代世界之后，都面临这样的基本选择，儒家传统的现代化，也必然如此。就其实质而言，所谓“新儒家”，要么是资本主义的新儒家，要么是社会主义的新儒家。儒家固然崇尚中道，不喜极端，但即便如此，在资本主义现代性面前，儒家也必须摆明自己的立场，来不得半点含糊。有人试图把左右之争纳入儒家内部，似乎儒家可以一统思想的天下，却无视了天下最大的现实，还是只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再者，这还意味着，对于每个国家来讲，选择某种基本的道路是一回事，要把这一道路成功走好却是另一回事。成功的政治实践，从来都不可能是教条主义的，或固守某种僵化原则的，所谓实践智慧的根本，就是针对特定的情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与有效的行动。

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种，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属，但又不可说全是。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两个必然”，主要还只是尚未得到历史最终验证的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经过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获得不断发展的伟大事业，是实践、理论、制度的有机统一。其实，毛泽东思想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现在一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和发展的，但要知道，其基石还是由毛泽东思想奠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前推进，当然不会不顾儒家传统本身也是中国的实际国情这一现实，要想走得更远，更是需要把儒家传统融入自身，甚至要以此完成新的革命性的再造。但前提是，儒家传统必须能够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给出自己的回应与解答，而不能只是像梦呓者一样自说自话，或者仅仅从自身的价值偏好出发来批判现实，却丝毫无助于现实的改造。否则，儒家传统必然会遭到现实的无情批判。

儒家传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者不仅都是社会主义的，而且都是实践性的。严格意义上的儒家传统，本来就是“王官学”，权力与知识、政治与教化本不该截然对立，而应该互补相长，乃至彼此融合。

即便在“德”与“位”分离的情况下，儒家向来还是要讲“尊王攘夷”与“得君行道”的。一味充当官府反对者的儒家自然一直都有，但却不是主流，有时还沦为末流。儒家尚德，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只有自己才有德，而不符合自己期望的权力都是无德的。况且评判一个人有德无德的标准，并不是仅凭他自称信仰某种价值观念，更主要是看他的行动及其实际效果。评价一个政党或国家，也应如此。

如果有相当的空间可供儒家去以自己的德行进行有益世道人心的教化，那就没理由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有意无意的拥护者或附庸者一样，所行的非但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甚至成了这一事业的障碍。这一空间有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去开创。而把儒家传统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项艰难繁杂的工作。它需要的是更具体的实干，应该在对一个个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与解答中进行。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