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国学大讲堂”

——姚中秋：“政道之际：准确把握儒家政治理念”

作者：时方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表

           原载于 弘道书院 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初三日丁酉

           耶稣2015年3月22日

(姚中秋教授)

3月20日晚，姚中秋教授应弘道书院“青春国学大讲堂”之邀请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11教室作“政道之际：准确把握儒家政治理念”主题讲座。阐明“儒家与权力的关系”，破除人们对儒家政治理念的误解。

随着包括政府在内的中国社会逐渐向中华传统的回归，作为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儒家又一次为大众所议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正担心儒家和政权的靠近会走向政教合一，他们认为这是官方在利用儒家，同时批评儒家是在依附政权。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姚中秋教授希望通过阐明“儒家与权力的关系”这个大问题，为众多质疑儒家的知识分子卸去担忧，同时防止儒家自身可能的迷失。姚中秋教授认为现今知识分子对儒家的批评均是外在的，基于西方范式的。想要理解儒家就需要回到中国，通过对历史的重构来理解儒家士人与权力之关系。

姚中秋教授首先分析了中西方文明之不同。西方文明是一种基于神教的文明，准确说是一神教文明，而中国文明是一种文教文明，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社会。神教文明信仰上帝，上帝所讲的话（上帝言）就是律法。上帝所言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到的，上帝把话告诉先知，通过先知将上帝的话转告世人。信仰上帝就体现在对上帝的话，也就是对律法的信仰。因此需要专职神职人员辅导和监督人们遵守上帝的律法，组织化则为教会。由此产生了西方世俗政府和精神政府（刀剑与十字架）两者对社会控制权的长期争夺，这就是西方政治社会变化的基本动力。（相比较而，中国人会认为律法是由人制定的，没有必要去信仰。）

西方中世纪精神政府对世俗政府的控制才是真正的“政教合一”。世俗政府对精神政府控制摆脱的过程，体现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主权国家形成和教会的国家化。所谓“政教分离”就是世俗政府对教会占优势。一神教是排斥其他宗教的，所以西方在历史上宗教战争不断。现代主权国家为了避免宗教撕裂国家和被教会控制，从而实行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上帝死了”。体现在美国宪法中就是“政府不得立某一宗教为国教”。同时姚中秋教授指出“政”是离不开“教”的，因为宗教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教会作为社会、文化力量会影响政治，包括信徒主政和教义对宪法、律法的渗透。

在世俗和宗教两个政府斗争的背景下，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两分”。在这一思维方式下是存在绝对的善和恶，有理念和实在、神圣和世俗、理性和感性、本质和现象的对立。由此，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儒家和政权就应该是对立的。然而，这种分立是唯一正当的形态吗？显然不是。那么就需要回到中国，来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

（现场听众）

姚中秋教授指出中国人最高的信仰是“天”，而不是上帝。“天”与“上帝”的不同在于天是“不言”的，所以没有先知、没有律法（或者说中国人不重视法律，可以说尊重法律，但不是信仰法律），也没有必要建立神职人员体系，也就没有教会了。天不言，但是天垂象。因此圣人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通过“观乎天文”而“制作人文”。所谓“文”者，也就是礼乐。礼乐无所不在、无人不包，神灵信仰在礼乐之中，政也在礼乐之中。由此而有礼乐之治，人普遍地依循礼乐，就可以达到善美之状态。

至春秋时，礼崩乐坏，孔子删述六经，将礼乐之“文”转化为六经之“文”。夫子以“文”授弟子，形成“文”之“学”。孔子之后，“道”首先在学中，道统之传也就是道学之传。所以守护道、阐明道，也就是夫子开创之儒家的天职。而作为传承“道”的儒家“士君子”，他们“志于道”，是中国社会向上提升之力量，努力让社会不堕落沉沦。因此社会的好坏，就看是否有一个强大的士君子群体。

那么士君子如何行道？不是通过信神，不是遵守上帝之律法，不是监督信众遵守律法，也没有教会。士君子行道是要进入既有的社会组织，置身于其中，改进之，提升之，以身作则，使社会得以改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志于道”且具备较高道德修养的士君子能齐整其家，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若是优秀，社会岂有不佳之理？

但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士君子，所以最有效改良社会的做法就是进入政府这个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借助政府的力量来行道，以道为政，导政入于道。由此形成中国独特的政治传统——士人政府。回顾中国历史，无论是汉武之世还是贞观之治，又或者两宋之兴盛，最善治均出自士人政府。因为士人内在精神中有高度的自觉，权力只是行道的工具。（当然也存在极少部分在权力和荣华中腐败了的）

姚中秋教授指出士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有选择的。在为政中，士人将“道”灌注于法律、政策、施政方式中，且以它衡量君王和权力，形成制约。由于以行道为最高目标，若君王不愿，“三谏之，不从，则去”。所以士君子始终具有主体意识，甚至是超主体意识。他们尊崇君王，但是他们不信仰君王，因为士君子是以“道”为自己信仰，以行道为自己的责任和最高目标。可以说士君子承担着中国社会教化的责任。

对于现今知识分子批评儒家的“国师说”，姚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高尚而有智慧的观念。《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儒家士君子若能为国君之师，那么就能够通过对君的教育，以“道”引道君王，最终达到“道行于天下”的最高目标。为君之师显然是一条正确而又快捷高效的途径，是使政治归于道德重要措施。

对于“儒家被统治者利用”的说法，姚中秋教授则给予批评。姚教授认为更多的是士君子、儒家利用统治者以行道。通过进入政府，提升政治，将统治由纯粹暴力提升之道义的治理。《汉书•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姚教授指出王道和霸道的关系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宋朝受到游牧民族的欺压是因为霸道的不足，而现在的中国，从毛泽东开始就是霸道盛而王道不足，因此向传统、向儒家的回归就是要弥补王道的不足，回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最后，姚中秋教授指出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就是政教一体而兼用，但这不同于西方的政教合一。关键在于儒学不是神教，没有唯一神，不会排他。中国始终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格局。中国式政教从未妨碍各种宗教和学说的自由传播。中国从来都是宗教宽容和文化多样的。相反，不尊儒的时代必定权力无所约束，宗教和思想遭到摧残。因此中国人要享有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就需要尊儒。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