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需要形成合力

作者：柳河东

来源：《成功》杂志2015年2月5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十一日乙巳

           耶稣2015年3月30日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在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把文化回归的坐标定在了古希腊，这使西方文明重新绽放了耀眼的光芒，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学作为轴心时代东方文明的主流，在最近100多年的被动式反省后，再一次迎来了复兴的机遇。

本期我们专访了中华儒学会执行会长柳河东教授，进一步探讨儒学复兴的路径及乡村儒学的当代价值。

PART  01

儒学复兴的标志

儒家文化复兴欲走向深入必须有质的飞跃，要由学术形态转为文化形态，从理论走向现实生活，从儒学理论热、学术热、精英热，走向儒家文化实践热、生活热、大众热。这才是儒学的真正复兴，也是儒学复兴的标志。

《成功》：近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儒学都开始越来越重视，您认为儒家文化已经在复兴了吗？

柳河东：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曲折发展，至本世纪初，儒学已经在慢慢复兴。呈现出官方与民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局面：人民大学、北大、清华等众多高校相继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国学院”“儒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等儒学研究、教学机构。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儒学会等全国性儒学组织及各地孔子学会、儒学会、儒学保进会、儒家诸子学会举办的学术活动明显增多。各种孔子和儒学研究机构、社团、网站、私塾等不断出现，文庙修复和书院重建出现热潮，大中小学纷纷竖立孔子像，国学“明星”讲师频出，国学书籍畅销。从国家层面看，曲阜的祭孔大典自2004年由民间主办转为官方主办后，年年提升规格；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儒学的重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自2013年11月考察孔府至2014年9月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大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次“亲密”地亲近儒家，这是建党90多年、建国60余年来从未有过的事。

看得出来，今天无论教育界、学术界，还是官方、民间，儒学复兴工作已经在持续推进了。

《成功》：儒学在当代真正复兴的标志是什么？

柳河东：“复兴”这个词带有一定的极端性质，是指曾经强势现处于弱势，再次走向强势的过程。儒家文化复兴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形态，是当代儒家快速崛起、集聚社会资源和扩大社会影响的过程。

儒家文化复兴欲走向深入必须有质的飞跃，要由学术形态转为文化形态，从理论走向现实生活，从儒学理论热、学术热、精英热，走向儒家文化实践热、生活热、大众热。这才是儒学的真正复兴，也是儒学复兴的标志。

《成功》：儒家文化复兴到底应依循怎样的路径？

柳河东：春秋时期的孔子兴儒、汉武帝时期的董子兴儒、南宋时期的朱子兴儒、明朝中期的阳明兴儒。每次儒学复兴，实质上都是一次儒家思想理论的划时代的伟大创新、发展和建构，均绝非一个圣贤个人所为，都是一个阶层实践智慧的结晶。无论孔子、董仲舒，还是朱熹、王阳明，他们绝非势单力薄的一介学者，都是构建了一个很出色的“团队”，团结、吸纳和凝聚了当时各界社会精英，在教学、生活、参政等社会实践中，集思广义，提炼、升华、凝结了一个时代的智慧，而出色完成儒学创新与复兴的。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四位儒学先圣构建了当时最出色的儒家学术和社会活动“社团”，毫不逊色于当今中国的任何一个现代学术团体。但是，这些“社团”很大程度上依凭的是开创者的人格力量、学养魅力，缺少现代法人机制的保护，因而最终都很难走出人在学兴、人去学衰的历史怪圈。随着现代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外鉴西方成功的现代社团法人运作机制之长，内运中华儒学智慧之精髓，建设更具包容性、能够传承道统的现代儒学组织是当下儒学复兴可尝试的路径。

《成功》：其实，近年来民间儒学研究机构和传播组织一直在不断增多，但似乎都没有形成较大的公众影响力，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柳河东：儒学组织应该有清晰的定位。兴礼仪、教国民、厚人伦、美风俗，应该是儒学组织的使命。这样的社会功能定位，需要注重儒家义理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在注重自我提升的同时，推动儒学现代化、当代化，多做“接地气”的工作，使儒学在现实生活中重新焕发新的活力，使社会与大众能切切实实受益。这样的儒学组织才会有强大的时代生命力。

对于儒学组织的具体发展模式，我一直提倡“三儒联动，两轮推进”，“三儒”是指儒官、儒商、儒学，三儒联动，就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三大社会精英群体的互动，政府官员提供社会资源支持，专家学者提供学术和智力支持，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共同推动儒学弘扬工作和儒家文化复兴事业。

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对于民间组织的发展极为重要，一些民间组织倾向游离于政府之外，追求褊狭的独立，没有足够的包容性与统合力，结果只会是孤家寡人，势单力孤。优秀官员、企业家的共同参与才能促进儒学组织的发展，学、官、商结合才能不断提升儒学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PART  02

传统儒学的根基

当代比较有影响力的儒家学者大多数都与乡村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的修养大多来自于厚朴乡风、仁孝家风，来自于童年、青少年时代对祖辈、父辈勤劳、节俭、诚信、孝悌、正直、善良等精神记忆。

《成功》：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发展大概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其发展有何规律?

柳河东：用“大儒学”观分析儒学的发展史，我觉得儒学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原始儒学期、原典儒学期、汉唐经学期、四朝理学期和当代儒学期。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汉唐经学期、四朝理学期，乡村培育了许多大儒。民间的私塾、学堂、书院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儒家知识分子，传承了文脉；乡村文明滋养了无数耕读传家的书香望族；许多儒者名士在仕途不顺、落难、丁忧期间，皆在乡村讲学、研修，以度过特殊时期。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士贤大儒成长于乡村民间。

此外，二千多年来，朝代更迭，封建王朝内部政权动乱期，乡村往往成了中华文明道统的忠实护卫者和传承者。这也保证了很多时候“政统”虽断，“道统”却一直绵延传承。

即便是在1919年以后的当代儒学期，在“新文化运动”、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西方文化的传入等一系列冲击下，儒家道统的传承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乡村的土壤。当代比较有影响力的儒家学者大多数都与乡村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的修养大多来自于厚朴乡风、仁孝家风，来自于童年、青少年时代对祖辈、父辈勤劳、节俭、诚信、孝悌、正直、善良等精神记忆。

《成功》：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精神内核的乡村社会有哪些特点，儒家思想对中国乡村的社会治理体系有何影响？

柳河东：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所以非常重视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乡村社会，古代又称乡里社会，在治理上有乡里制度、保甲制度等乡村治理制度。在西周之前，乡是层级高于州县的行政建制，战国后逐渐演变为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名称，唐时正式作为一级基层管理组织出现。明代发展出一套以乡约、保甲、社学、社仓为一体的“乡治”系统。到了清代，乡约由礼部掌管，单纯用来司教化，以宣讲圣谕为主，保甲、社仓由户部管理，保甲负责缉盗安民，社学负责教育，社仓则负责救济。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有一个基本规律：国家高度集权时，乡村社会官治色彩浓；政治清明或政权弱时，乡村社会自治程度高；政权更替与衰败时，乡村社会往往高度自治，像元初、清末、民国初年都是这样。

两千多年来，由于儒家文化居于正统地位，在全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而传统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精神内核的乡村社会呈现出四大特点：第一，重教化。礼教与治理相辅，形成家庭教育、塾院教育、宗族教化、礼法教化、祠庙教化、社戏教化等交叉立体礼教系统。第二，重治理。自治与官治相辅，乡里官员主要由官派产生，辅以民间推选；在乡里官员的选任上往往重道德、重知识、重威望；没有官职，但德高望重的族长、乡贤对乡里官员治理发挥着监督、制约、佐助作用。第三，重规约。乡约与家规相辅，通过家规、族规、村规、乡约等进行乡里成员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第四，重伦理。儒教与多教相辅，通过祭祀、庙会、民俗、节日活动等，使以孝悌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些特点对传承优良传统、提升乡里民众道德觉悟、集体意识，维护乡里文明秩序，保持乡里稳定，维系传统乡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成功》：中国传统社会的宗祠、乡约、乡规等乡村习俗是在哪个时期逐渐完善的，有哪些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或代表性儒家人物？

柳河东：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起初只有士以上可立庙，民间立祠。民间建造家族祠堂，可追溯到唐五代时期，如莆田刺桐金紫方氏祠堂建于唐末。宋代朱熹提倡广建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至明代，始准许庶人联宗立庙，也称“祠室”“祠堂”。明朝第11位皇帝世宗朱厚熜（1507－1567年），采纳大学士夏言（1482—1548年）建议，正式许可民间联宗立庙，从此宗祠遍立。明清以来，祠堂功能不断扩展，成为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修编宗谱、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

“乡约”是乡里成员以互相劝勉、相互扶助目的自我约束、自我治理的一种制度。乡约理想历史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周礼·地官·族师》记载，“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北宋学者陕西蓝田吕大钧、吕大临等兄弟创立了具有浓厚自治色彩的“吕氏乡约”，可能是最早的成文乡里规约。南宋时代，朱熹的提倡使吕氏乡约得到推广，其提出的四大宗旨“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明代王阳明于1518年创制了《南赣乡约》，明嘉靖年间（1522～1566）朝廷大力推广，“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到了清代，乡约则由礼部管辖，单纯用来司教化，以宣讲圣谕为主。

柳河东中华儒学会执行会长、北京儒学书院院长。长期致力于儒学现代化、当代化的研究和实践。先后推动创办了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曲阜儒者联合会、中国当代儒学网等30余家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及机构。多次出席国际儒学联合会等组织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会议”，曾发表《儒学发展五期说及其现代价值的展现》《儒学的当代使命及其现代复兴之路》等40余篇极具实践指导意义的论文，在当代儒学界颇具影响力。

PART    03

儒学复兴是系统工程

儒学复兴是系统工程，需要系统着力，整体推进。不仅要复兴乡村儒学，还要全方位地、创造性地复兴城市儒学，包括社区儒学、院校儒学、机关儒学、教育儒学以及工商儒学等，一旦当代儒学复兴系统工程形成合力，会更有利于乡土文明。

《成功》：近代以来，一直作为儒学根基的乡村文明也遭到了破坏，您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柳河东：新文化运动、日本侵华战争、国内战争、文化大革命等对中国乡土文明冲击都比较大，但这种冲击仍然存在一定的有限性，因为中国乡土文明的根基——乡村农业并未遭到根本破坏。而最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城镇化、工业化、商业化为主要方向的工业文明却带有明显的颠覆性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然村落加速消失。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第二，乡村教育弱化。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第三，人口大量外流，传统乡土文化活动逐渐消失。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几十年随着青壮年入城移居、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乡村社会正在不断解体。乡土儒学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被抽空，传统的社戏、庙会、民俗活动等农村文化生活形态正在成为记忆中的往事。

《成功》：有专家认为，现代化转型期的农村，逐渐被边缘化，商业大潮冲垮了原来的礼法，新的信仰又没有形成，导致农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非常贫瘠。您认为，今日中国农村的文化生态有哪些新的特征，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柳河东：当下中国农村文化生态总体情况是喜忧参半。与清末民国初年相比较，令人欣喜的是乡村文化建设经济基础有所改善，富裕起来的乡村、农民有财力和有心情关注业余文化生活。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对乡村文明建设也比较重视，乡村文化生活无论硬件、软件均有所改善。

但令人担忧的问题也很突出:第一，传统优良礼乐教化断失。“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市场经济冲击等，使得许多宗祠、乡贤祠、庙宇等传统教化道场遭到严重毁坏，乡贤、宗长教化体系不存。第二，重商重利倾向导致人心涣散、民风不朴。商业功利主义、投机思想对乡村民众影响越来越深入，数千年以来形成的纯朴敦厚民风受到极大侵害，不孝不悌、不仁不义、不礼不信现象比比皆是。

《成功》：上期我们刊发的有关曲阜乡村儒学推广的内容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您怎么看乡村儒学对当下儒学复兴的影响？

柳河东：曲阜的乡村儒学推广形式我是赞成的，不仅道义上、精神上支持，而且十多年前我与傅路江等同仁在河北行唐县也推进过类似的实践，不过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也没有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和知名学者支持，影响不大。以后，我们也会借鉴曲阜乡村儒学推广模式，继续探索和推动乡村儒学复兴工作。

不过，当代儒学发展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大变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一体化，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反乡村文明、不利乡土社会发展的，目前城镇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这是数千年没有过的情形。传统儒学要想改变当下的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态，就不能回避这个现实，更要发扬儒家文化兼容并包的优秀学术品质，积极吸收优秀的异质文化，因时而变，应势而新。 

另外，儒学复兴是系统工程，需要系统着力，整体推进。不仅要复兴乡村儒学，还要全方位地、创造性地复兴城市儒学，包括社区儒学、院校儒学、机关儒学、教育儒学以及工商儒学等，一旦当代儒学复兴系统工程形成合力，会更有利于乡土文明。

《成功》：也就是说，今天的乡村儒学与民国初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有所不同？

柳河东：是的，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型”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型”运动、卢作孚在西南三峡地区开展的“经济建设型”实践、陶行知开展的“教育改进型”实践等与今天的乡村儒学在历史背景、目的、性质及开展方式上均有所不同：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中国基本上是农村社会。振兴农村经济，就等于振兴国民经济。加之国家政局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水旱灾害频发，农业凋敝，民不聊生。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文教落后，文盲充斥、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严重。而今日中国，农业已不居主导地位，国家政局稳定，农村、农民、农业开始受到工业反哺和国家政策扶持。

从目的上来看，民国乡村建设实质上是以文化教育为先导，通过救济农村、改造农村以达救亡图存之目的，更多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而今天的儒学下乡工程则是以复兴儒学、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农民素养为主要目的社会文教活动。

《成功》：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乡土重建理论中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的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而中国固有的伦理本位的“优良”文化在城市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在乡村尚较完备。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进行乡村建设，建立“乡村文明”，重光中国文化。您怎么看梁漱溟先生当年的这一观点，80多年后的今天，梁漱溟的这些观点对当下的儒学复兴是否还有借鉴意义？

柳河东：在当年众多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先生领导的“乡村建设型”实践，注重儒家文化的复兴和重建，影响较大，对当下的儒学复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今天，中国已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社会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儒学的复兴需要在城市、乡村、市场、企业、学校、机关等众多领域着力。

过去几千年，我们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发展儒学，今天我们将在更富生机的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儒学。今天的儒学下乡工程某种程度上可看成是对梁漱溟先生的回归，但更多将是一种超越。乱世百家兴，盛世儒家昌，近30年来大陆民间、官方儒学研究、弘扬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效与进展，政府对儒学研究与弘扬也日益重视，儒家文化复兴正在迎来春天。

责任编辑：葛灿灿